为了能把我军打造成“能打仗、打胜仗”的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在“16军改”的进程中，各军种部队、军事院校、省级军区等单位都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而海军作为人民军队执行海战，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中坚力量，自然也是重要的改革对象。

涉及海军的改革，主要包含作战力量编成、军事指挥体系、预备役隶属关系、后勤保障等等诸多方面。

比如在后勤领域，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就转交给了解放军总医院，并改名为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还有原来隶属于海军装备部的海军安庆医院，就转给了国资委管理的央企——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被改名为中国融通医疗健康集团安庆医院……

在预备役方面，以前海军官兵在退役后所服预备役时，实行的是军地双重管理体制，到了2020年建党节的那天，预备役部队全面纳入了军队领导指挥体系，这就意味着海军预备役部队从军地双重领导，变成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并按照海军的建设标准、管理模式进行体系化建设。

不过，后勤转隶和预备役部队的转制，只是海军改革的其中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三项非常关键的变化。

自从我军恢复军衔制后，能被选为副国级的军委委员，主要是“四总部”的主官，从党的16大开始，各军种部队的军事主官也开始进入军委领导班子，成为军委委员。

总参谋长梁光烈、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总后勤部长廖锡龙、总装备部长陈炳德、空军司令员乔清晨、海军司令员张定发、二炮司令员靖志远则是第一批被选为军委委员的军种部队主官和“四总部”的主官。在党的17大、18大上，仍然是延续了这一传统。

然而到了19大，正值“16军改”，军委委员人选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各军种部队的军事主官不再入列军委委员行列，使得海军司令员只有张定发、吴胜利两位上将有幸成为军委委员，继吴胜利司令员之后，沈金龙司令员、董军司令员都在军委班子之外，级别仅为战区级上将，这就意味着海军的军事主官在军改后降了级。

没有被选为军委委员，就代表着没有进入军委领导班子，也就无法参与军事决策，海军的军事主官在军改前后的这种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我人民海军有五大兵种，分别是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航部队、岸防部队、陆战部队，其中最年轻的莫过于陆战性质的海军陆战队，1980年5月5日在海南岛龙洲河畔正式成立的的南海舰队陆战第1旅，成为我国海军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陆战部队，主要下辖有3个陆战营、1个坦克营、1个炮兵营、1个两栖机械化营、1个通信营。

尽管，后续在东海舰队、北海舰队也建立有所属的陆战旅编制，但因非战略重点而被缩编成两栖侦察队，只在南海舰队保留了2个陆战旅的兵力。

所以，我国的海军陆战队规模一直很小，级别编制也很低，有时甚至与兵种的身份不符。

看看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兵力规模多达20多万人，所配备的装备甚至高过很多国家的国防实力，更关键的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还是跟海军平级的军种部队，而非海军下辖的兵种。

为了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斗争要求，包括两栖作战、岛礁攻防、随船安保、驻外使领馆安保等任务，我军只能扩充海军陆战队的规模，遂在“16军改”进程中，有多支陆军集团军的精锐部队划给了海军陆战队，并实现了扩编成军的目标，成为全军新组建的84个军级单位之一。

从此，海军陆战队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司令员和政委，孔军少将、袁华智少将分别担任调整扩编改革后的海军陆战队第一任正军级的司令员、政委，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按照“16军改”所确立的“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以往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被打破了，全军构建了军队领导管理和作战指挥两大新体系，一面是“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一面是“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

在这一安排下，原来属于济南军区的北海舰队、南京军区的东海舰队、广州军区的南海舰队，被改制成了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三大战区的海军司令员和政委分别兼任战区副司令员和副政委。

当然了，北部战区海军仍可称呼为北海舰队、东部战区海军也可称为东海舰队、南部战区海军可称呼为南海舰队，两种名称都有效。

唯一的变化就是，海军总部不再拥有海军三大舰队的作战指挥权了，只拥有三大舰队的管理权，比如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后勤保障等等，而战时的作战指挥权则落在了所属战区手中，比如，东海若是发生战事，需要东海舰队出动时，下命令的不是海军司令员，而是东部战区司令员和战区海军的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