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衰亡,从这项官场消遣上就可以窥见,皇帝震怒查办也无用

闲趣记史 2020-11-14 14:21:22

赌博是一种社会陋俗,尤以官场上的赌更加遗祸无穷。和以前的历朝历代一样,清代也厉行禁赌,但收效甚微。尤其到了晚清官场,赌风尤为炽烈,以致时人有“官场直如赌场”的感叹。

晚清官场主要的赌博方式就是打麻将,麻将是清代才崭露头角的新赌博方式,当时称为“叉麻雀”,大约在清朝中期成型,流行于江浙一带,后来红遍南北,至晚清时盛极一时。而在文人雅士之间,倒有一个雅称——“看竹”,意思是“不可一日无此君”。

文不文雅就不知道了,反正当时无论作为消遣还是待客,衙门里就是打麻将砌长城,日打夜又打,只要散衙无事,就数人聚在一起,噼哩啪啦地打,昏天黑地地打,麻将台上的输赢金额也令人瞠目结舌,往往至万金!在真正的豪赌之局上,一局麻将的输赢甚至去到五万金。

尤是如此,还是有很多官吏以打麻将赌博作为主要的业余消遣,以此为日常,直到本钱输光。

《官场现形记》里就有描写江南官场中的此道,除了上衙门办公事,其余时间都是整日整夜打麻将。一些有钱的官吏打麻将“一千块(钱)一底,还说是小玩意儿”。

这些爱好打麻将的官,不用问,八成是怠懈政务、尸位素餐的昏官。清代著名野史合集《清稗类钞·赌博·姚敦布以赌为业》里边就记述了一位叫姚敦布的革职县令,是个赌场高手,他每至赌坊必大赢,赌坊老板很害怕,便以“奉金为寿”做条件求他不要再来赌坊了,于是姚月得千金,也就不去赌坊,而是自己在家里开赌。

对于这里爱赌如命的官吏,有人曾戏改《饮中八仙歌》讽刺道:

“麻雀一副报一篇,五羊市上摊馆(赌馆)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赌中仙。”

清末湖南巡抚杨文鼎就是此种昏官,有人作嵌“文鼎”字联嘲之曰:

“文告尽空言,尸位素餐,何曾念哀鸿四野;鼎爻占覆悚,及时行乐,还要叉麻雀八圈。”

常州府属两位县令,一名吴其昌,一名翁延年,皆为好赌之徒,常在衙署中打麻将,对于政务却甚为荒疏。清末为开民智,各地兴办学堂,两位赌棍却忙于打麻将赌博,对此不闻不问。有人作歌谣讽刺道:

“开民智,在学堂,学堂不开国脉亡。官办不兴旺,究是何心肠。一府与两县,衙署新堂堂。长官在内做甚事?麻雀打一场。厮养出外言:今日老爷输五十,去年老爷输三千。打牌是要紧,学堂不过问。”

咸丰年间号称“一代文宗”的古文名家赵国华,却是非常喜欢赌,嗜赌成癖,“一日不博,若荷重负”,据说他技术非常好,极少输牌,导致别人都不愿意和他打牌。他总结出了一条“赌技通诗书”的“赌经”,声称赌技之要义在于《易经》。可见其赌技之精。

其实清代朝廷不是没有禁赌的法令,但官场赌博却很难治。因为官与官通,官官相护,更何况有些爱赌的大官有权有势,炙手可热,谁人敢管?

嘉庆年间,官场赌博之风已成燎原之势,曾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

监察御史韩鼎晋密奏嘉庆皇帝,说内城有人开赌场聚赌。接到密奏后嘉庆大为恼火!赌场都开到皇宫附近,这还了得?!于是马上下令抓赌,让负责京城治安的九门提督禄康、以及礼部侍郎英和负责。

看起来,要查处这个赌场不是难事,但事情却相当蹊跷,每次抓捕,行动似乎总被泄露,多次行动都抓不到大鱼,明眼的人都看得出,这赌场上边有人呀!

嘉庆更加震怒,改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桂芳负责调查,这一查终于查出来了,原来那位九门提督,负责查此案的禄康,他的轿夫就长期在此赌场赌博!时间长达4年之久!家人就在里边参赌,也难怪一直抓不到人。除了禄康的轿夫,当时的兵部尚书,乾隆朝名臣傅恒的侄子明亮,他的轿夫不但参与赌博,而且经常带头开局!

这次大规模抓赌行动,嘉庆最终以失察包庇的罪名严惩两位高官,但就是皇帝亲自下重手抓赌,依旧没办法扭转官场风气,腐败的大清,要完全贯彻禁赌法令,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个赌徒发起“拒赌会”的故事,从中就可见一斑。

某翰林郁郁不得志,为博名声,打算发起一个拒赌会。于是他找到两江总督端方,请其列名提倡,端方说:“现在社会上风行打麻将,不知你可知此中奥妙?”

翰林马上正色道:“我生平对打麻将深恶痛绝,避之犹恐不及,不要说其中奥妙,就连麻将牌是什么样子我都不清楚。

端方马上夸奖:“真不愧是义士!我听说这个麻将牌有所谓筒、索、万,不知什么意思。而东南西北四种牌每种有四张,唯独白板听说是五张,不知是怎么回事?”

翰林一听,马上回答:“不对!不对!白板也是四张,不是五张。”

端方一听,顿时收起笑容,嘲笑说:“承教!承教!原来阁下精于麻将之道,我的错也被你纠正了,真是幸甚至哉。”

官场赌风到了晚清,已经蔓延到满洲勋贵上层,那位有名的庆亲王奕劻,其子载振就极喜欢打麻将赌博,他曾在天津宅邸中设赌场,招来许多有钱的官僚赌客,凡到此聚赌,最小一局也必须以三千金为一底。清代官场中有不少这种出大钱“豪赌”的高官,他们因钱多,不惜大肆挥霍,将重金抛掷于麻将牌中。

载振在天津开设赌场,虽屡屡被言官弹劾,但仍然我行我素,只是奕劻在感到舆论压力后,下令其停止,载振才停止了天津的赌场,转而又在北京开起赌场。

北京的赌场后来也被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查抄,载振与他弟弟两人各被处罚金五千,还不够他们玩几圈麻将,而且他们旋即又把赌场移回了天津,还是照开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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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趣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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