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有一个很古怪的现象，一有外官进京，京官都会争相宴请，有同年同乡同衙关系的就算了，有些丝毫没有瓜葛的京官，也千方百计拉扯外官聚会，这种行为有何目的？难道纯属为联络友情？

在“宦情薄如纸”的清代官场，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什么友情，京官之所以热衷宴请外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从外官身上捞钱。

清代有所谓的京官穷，外官富，原因就是京官没有外官那么多捞钱的手段和方法（当然京官的穷只是相对而言，与穷苦老百姓相比，差别大了去）。京官要钱，方法之一就是在富裕的外官身上打主意，所以一有外官进京，京官就会像盯着一只肥羊一样看着他。

清代著名史书《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张集馨就说过这种情况：

“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

看得出来，就算外官如何打点，有时候总是众口难调，有些京官不满意，就恶言相向，而根本不认识的，也出个帖邀请外官，甚至直接狮子大开口要钱，搞得像个无赖一样。

虽然很无奈，但外官还是要给钱京官，为什么？因为“朝中有人好做官”，京官在京城，权重且信息灵通，掌握着任免、参撤官员等权力，官场人际关系较熟，信息又非常灵通。所以外官也有求于京官，要通声气、添帮手、保官位、求升迁，都要与京官交游广阔。外官有求于京官，这就需要给京官送银钱礼物。

但是这些京官也不好侍候，因为在京城，所以脾气往往很大，眼角也高，外边的那些道、府、州、县，统统瞧不起，只认钱！如果懂规矩的进京，有个笔帖之敬，看在钱眼上，自然礼尚往来；如果不肯给钱财贿赂京官，而只是空口说白话，京官就会根本不理睬他们，就算督抚一级也一样！

其实说穿了，京官与外官很多时候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外官通过向京官馈赠银钱礼物而得到京官的照应，京官则以这笔收入补充俸禄的不足或作为聚财的一种手段。

《官场现形记》也写到外官须求京官照应，并为此而贿赂京官：

“大凡在外省做督、抚的人，里头军机大臣上，如果有人关切，自然是极好的事；即使没有，什么达拉密章京——就是所称为小军机的那帮人，总得结交一两位，每年馈送些炭敬、冰敬，凡事预先关照，便是有了防备了。”

这种所谓的馈赠实则上就是一种贿赂，但表面上看似乎又问题不大，双方也不认为有伤廉洁，因为馈赠的名目都被加上了好听的字眼：冰敬、炭敬、别敬、瓜敬、年敬、节敬、笔帕敬、文仪等等。又“敬”又“仪”的，反而显得是一种“雅贿”。

夏天送的叫冰敬，冬天送的叫炭敬，意思就是购买顺应时节的冰、炭钱，离京时送的叫别敬，也叫别仪，年节送的叫年敬、节敬，按时令送买西瓜的钱叫瓜敬，雅洁的礼品称为笔帕敬等等。

这些“敬”也不是见京官就给，馈赠的对象往往是同乡同年的京官和朝中权贵，其数目也视所赠对象的官阶高低和与自己交情的厚薄而有所不同。京官中接受诸敬最多的是大官僚，因为他们手中权大，外官特别有求于他们。光绪时有个军机大臣因权势显赫，受贿甚多，在其巨量财产中，很大一部分是外官馈赠的诸敬。北洋大臣杨士骧也是个收受诸敬甚多者，其死后被谥为“文敬”，便有人作联讽刺道：“戏文曲文，所以为文；冰敬炭敬，是谓之敬。”上联言其喜二簧，下联言其好贿。

至于那些毫无瓜葛的京官，为了能也得到一份银子，常主动与外官联络和宴请。千方百计拉扯，所以才会出现是一个外官进京，众多京官争相邀请的怪事。

那位张集馨多次外任大吏，每次“出京留别”（送别敬），都花钱甚多。任陕西粮道出京前留别一万七千余两，任四川臬司留别一万三四千两，任贵州藩司留别一万一千余两，调任河南藩司留别一万二三千两。就算是名臣如曾国藩也不能幸免，同治年间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说到，他曾给三江两湖五省的京官送过一万四千余两别敬。

由于京官总盯着进京的外官，去一次京师花销很大，所以很多外官都怕进京。张之洞曾说他亲耳听到山西地方官们议论“不愿进京，恐花钱耳”。嘉庆年间刊印的《都门竹枝词·京官》里边也有说：

“外任官员怕进京，逢人说苦万千声。劝君莫贴洗尘酒，别敬于今久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