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文中主人公鲁晓坤是我姑爷的大儿子,他1968年入伍,1972年提干当司务长,1985年以副教导员身份转业。进入一家大型地方国企当保卫科长,此后一直安稳工作至退休。
1968年3月18日,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因为就是这天,我终于穿上了军装,告别故乡,从此踏上了从军路。
当天,全县待入伍的新兵共有100多人,在县中学操场集合后,便戴着大红花,在接兵领导的指挥下,步行前往县火车站坐火车。
那时候参军非常光荣,沿途父老乡亲们夹道欢送。他们热情地喊着口号,还给我们塞馒头、鸡蛋。那热闹的场面和真挚的情感,让我终生感怀。
到了火车站,大家各自站好队,有序上车。直到下午三点钟,我才上了车。随着笛声响起,我终于踏上了征程。我之前并没有坐过火车,也不知道最终的目的地在哪里。一路上火车开得相当慢,不断停车等“错车”。开始的新鲜感很快过去,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绪当中。
1950年元旦,我出生在陕西汉中市城郊的铺镇。本来父亲想给我起名鲁建国,但当时大队已经有人叫这个名字了,最后还是我爷翻书,又按照字辈,起名鲁晓坤。
恰逢运动,我们这批中老三届居多,我就是老初三,即1963年上初中,1966年初中毕业,结果却没有高中可读,只能回生产队。
因为我们家在当地人丁单薄,回乡后我也没能分配到好岗位。想去大队小学教书,结果却被书记的侄子顶掉。要在生产队当记分员,结果书记儿子捷足先登。
我不服气,论知识水平和人情交往,我都远胜过那两人。但父亲却劝我,不要去和支书家争,人家是大族,人多势众,争起来我们要吃亏。
直到1968年元月份,我彻底忍不下去了。当征兵通知下来后,全公社的适龄青年都沸腾了,大家都非常看重这个逆天改命的机会,我自然也不例外。我去公社体检时,还遇到了武装部长,他简单和我聊了几句,对我印象不错。只要体检没问题,我当兵问题不大。
但是体检过后,等了好几天都没有任何消息。听说有穿军装的人到大队书记家家访,我意识到中间肯定出了问题:我被卡了。
我愤怒地要去找大队书记对质,父亲一把拉住了我,说去跟他对质没有用,干脆你去找公社武装部长,求求他看能不能帮帮忙。
父亲咬着牙准备了半斤红糖,一瓶特曲酒,晚上带着我悄悄摸到了公社武装部长家里。叫开门后,武装部长很是惊讶,不过他对我还有点印象,招呼我们进了门。
公社的武装部长姓赵,并不是我们本地人,也是军人出身。我跟他讲了自己体检的情况,又说了自己这几年屡次被针对的事。赵部长脸色忽晴忽暗,最后他沉着地告诫我们,这事他会想办法,不要声张。
走之前,他将我们带过去的东西又塞了回来,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家里不缺这些,以后若是去部队了好好干,探亲的时候来家坐坐。
虽然他没有打包票,但听到这样说,我们也知道这事大概率是成了。回家的路上,父亲还叮嘱我,不要忘了赵部长的帮助,以后去了部队不能丢人。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没过两天,赵部长陪同征兵干部到家里来家访了。流程顺利走完后,我也拿到了入伍通知书,3月18日这天,踏上了征程。
我当时服役的部队是兰州军区某野战部队,驻扎在甘肃武威。在新兵营训练时,因为一个特别的举动,我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也让我以后的从军路与众不同。
当时部队生活比较艰苦,物资供应也紧张,恰逢乍暖还寒季节,蔬菜就只有土豆和大白菜。许多战友天天吃这些,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有些怨言。我去炊事班帮厨时,便向炊事班班长提出,做一些浆水菜,下面条时用当作哨子,也算多个花样。
浆水菜是我们老家的一种特色酸菜,制作方法简便,发酵时间也比较短,两三天即可食用。在老家,几乎家家制作,是我们陕南地区非常普遍的一道美食。班长接受了我的建议,在我的指导下,做了一小坛,战友们都觉得好吃。
班长将这个功劳算在了我头上,新兵连长表扬了我,还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去炊事班。我不是很想去,总感觉炊事班就是厨子打杂的,没有作战部队的威风。
连长批评我,革命工作不分贵贱,将工作划分为三六九等本身就不对,其次炊事班的责任重大,关系到全连战士的后勤伙食。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大家都吃不好,饿着肚子打仗,怎么可能保持高昂的士气打胜仗。
连长的话让我汗颜,于是下连队时,我放弃了战斗排,选择了炊事班。炊事班班长对我愿意当炊事兵也很高兴,他觉得我是一个好苗子,工作中认真指点,教了我不少做菜的手艺。
在班长的提点下,很快我就上手了,而且炊事班有个好处,和连队的战友们关系很容易处好。我每天都在琢磨怎样改善伙食,更新花样,让大家吃好。
给养员退伍之后,我便接替了他的职位,负责炊事班的物资采买工作。我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在当时文化程度算不错,而且认真负责,经手的钱从来没有出过错。
1970年4月份,我被提拔为炊事班班长。只用了两年时间,我就从一名普通士兵干到了班长,实现了一个飞跃。同年我又入了党,战友们都说我才20岁,前途无量。我知道大家在开玩笑,但内心深处不免有些期待。
此后工作中,我更加勤勉负责,先后参与了许多规章的制定,还在军报上发表了小文章,虽然只是豆腐块,但也算是小小出了个名。
1972年12月份,我正式被任命为连队的司务长(正排),成为一名军官。当年春节,我终于踏上了回家探亲的路。
父母得知我提干成了军官,喜不自胜,毕竟从农民成为干部,完全称得上是“鲤鱼跳龙门”。回家后待了两天,我便带着礼物前去拜访赵部长。
当我看到赵部长的时候,大为震惊。还不到50岁的他已经半头白发,而且卧病在床,看起来非常不好。我向他讲了自己在部队上的生活,当他得知我已经提干后,十分高兴,强打起精神向我祝贺。
赵部长却没有那么的幸运,在运动中他受到了冲击,不但被停职检查,每天都要做检讨,而且身体也垮了,得了重病,他妻子为了保全自己,也跟他离了婚。
看着赵部长的处境,我内心五味杂陈,但除了给他留点钱之外,也无能为力。回到家后,我跟父母说了赵部长的情况,父亲也是长叹一口气,说赵部长站错了队,现在被整得很惨。但这种斗争,普通老百姓也参与不了,只能念叨一句“好人不长命”。
走之前,我又去探望了一次赵部长,可能是命不久矣,这段时间他倒是难得在家休养。赵部长拉着我的手唏嘘不已,说道自己平时与人为善,帮了那么多人,但倒霉了以后,大家却都避之不及,生怕沾上关系。而我在知道情况后,还能来看他,让他感动不已。
我倒是没想那么多,不管别人怎么看,对于我而言,赵部长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贵人。走之前,赵部长面露难色跟我说,能不能求我一件事。
原来他现在病入膏肓,已经无力回天,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但他放不下自己的女儿。虽然他老婆跟他离了婚,但也受到了冲击,现在日子不好过。她女儿赵兰兰初中毕业之后,在隔壁城固县那边的农村插队,过得也很辛苦,之前他还能照拂一下。
若是他去世了,十六岁的女儿孤身一人在那边,他担心她一个人难以支撑下去。但他现在的处境堪忧,也没有人可以托付,只能求我帮忙关照。
看着他一副托孤的神情,我实在无法拒绝一位恩人的临终请求。我郑重向他保证,以后一定会当妹妹一样,照顾好她女儿。
赵兰兰的插队竟在我外婆家的大队,我忙着回部队,没有时间过去看望,就让母亲尽快回娘家一趟看看情况,帮衬一下。
当我回部队三个月后,收到了赵兰兰的信。赵部长在我走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我父母在背后帮她处理丧事,她非常感谢。
我回信劝慰她不要伤心过度,要好好生活,保重身体,有什么困难就写信告诉我,或者直接去找我父母,我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她。
每次回家探亲,我去看望外婆时,都会去看望她。由于我的缘故,舅舅们对她也很是照顾,相比较其他插队的知青,她的生活处境有了明显改善。
随着我们通信越来越频繁,彼此之间也有了好感。但她始终心有顾虑,生怕影响我前途,毕竟她父亲身份敏感。我悄悄向团政治部副主任说明了情况,结果他哈哈大笑,说没什么影响,军队和地方没太大关系。
我告诉兰兰不影响,让她不要有心理负担。1976年,我们两人结了婚,婚后兰兰便在家里照顾父母,分担家务,我依然在部队打拼。
1985年大裁军到来,我也脱下了17年的军装,转业回了老家,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当了保卫科长。此后几十年,我们俩互相帮扶,一起走过了大半辈子。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的因缘际遇十分戏剧化。当年的奋力一搏,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让我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踏上了从军路。提干后回乡探亲,心念一动去看望武装部长,竟见证了他临终托孤。更加没想到的是,他托孤的对象竟然成了我爱人。
好汉子,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