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背景:根据战友付大成的经历创作而成,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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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提干前夕,指导员要给我介绍他妹妹,我说自己在老家已经有对象。最后错失提干,更让我失望的是,我期待已久的爱情也随风逝去。
我叫付大成,1972年入伍当兵,算1973年的兵。在入伍之前,我在老家生产队已经当了两年会计,还入了党。别人都说,未来的大队书记非我莫属。
1970年冬天,我刚当上会计,和队里人赶着牛车到县里办事。办完事后,我们便去供销社买点东西。没想到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初恋-张晓月。
临近春节,供销社的人特别多,熙熙攘攘挤得不可开交。我给父母挑了两双胶鞋,正在付钱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喊:“抓小偷,抓小偷!”
我看到一个穿着黄布军装的人,正匆忙朝门口挤,可能是他这身衣服欺骗了大家,没人想到他会是小偷。我伸出腿,将他绊了个趔趄,然后扑上去将他压在了身底下。
我大喊道:“小偷抓到了,小偷抓到了。”小偷难以脱身,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把小刀,朝我肚子上扎了一下。我吃痛放开了他,当他翻起来正要跑时,却被周围愤怒的人群打倒在地。
一个姑娘挤了过来,她就是失主,看到我受伤,她赶忙送我到医院。好在伤口不深,而且也不是关键部位,简单缝合了一下。
当我缝合完伤口出来后,见到了姑娘和她父亲,她的父亲还穿着一身警服。他先是感谢我见义勇为,又说小偷已经被他们抓到并关押,后面将会给予严肃处罚。
我着急想要出院,姑娘父亲却说多住两天,将身体彻底养好,以免出现后遗症,费用不用我担心。我看一时半会出不了院,便拜托姑娘带两本书过来,好打发时间。
姑娘给我带来了一叠报纸,还有《保卫延安》,还陪着我聊天。姑娘名叫张晓月,初中毕业后进了县国营煤厂的办公室上班。
她的父亲是部队出身,回地方后在县公安局治安股当股长,母亲在粮食局工作,家里还有一个8岁的小弟,经济条件很优渥。
张晓月看我对读书很感兴趣,便主动聊起了文艺作品。我初中毕业时,因为高中停办,没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但在学校期间,我就喜欢读书看报,平时还喜欢写点东西。所以,我们聊得很是投机。
在医院待了五天,我就实在受不住了,坚持要出院。张晓月看我恢复得不错,也不再强求,帮我办了出院手续。分别前,她还送了一大堆东西,说是让我提回家。
我有些不好意思,几番推辞。她“威胁”我道:不收下就是不拿她当朋友。无奈我只能收下,但心里也有些窃喜,能和城里姑娘做朋友,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
张晓月并没有食言,她也确实拿我当朋友。每月她都会骑自行车过来一次,给我带本书,然后聊上一会儿天,便骑车离开。生产队的人跟我开玩笑,说我和城里姑娘谈恋爱。虽然我矢口否认,但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些遐想。
但我也清楚,我们俩的条件天差地别。我只是个农民,怎么能配得上人家呢?所以每次她过来的时候,我只是和她探讨文学,其他话题也不敢提。
1972年冬天,公社通知了征兵的消息。我第一时间找民兵营长报了名,体检、政审、家访通过后,我成功拿到了入伍通知书。
临行前,我和张晓月见了一面。她对我当兵的决定很支持,鼓励我在部队中好好干,不要忘了给她写信。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下了连队,成了一名炮兵。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的军事素质,除了班长,没有战友能比得过我。我们王班长和我是老乡,第二年他提议让我当一班的副班长。
下连队后,每月我都会给张晓月写信,她也很准时地给我回信。我当上一班副班长后,便鼓足勇气给张晓月写了一封表白信。让我没想到的是,张晓月非常爽快答应了我。
我欣喜若狂,但压力也陡然而生。要想和张晓月在一起,我必须得更加努力,争取提干,这样身份才不会相差太大,我们才能有将来。
1974年冬天,团部下发了文件,要求连里组织学习班,提升普通战士的文化水平。也正是在这场活动中,我的能力得到了体现,引起了指导员的关注。
当时大部分战友的文化水平偏低,有战友即使是初中毕业,但上学也基本是混过来的。
我们连组建了两个学习班,由指导员挂帅,每天晚饭结束后,便开班培训。从最基础的认字开始,到阅读写作,我担任甲班的班长。除了上课之外,空余时间我都会组织大家一起读报,分享读报心得,大家也都踊跃参与。
三个月的培训结束后,进行了考核,我们甲班的成绩遥遥领先。指导员让我写一份经验总结,他到团部开会时,便拿着这份材料汇报,得到了表彰。正是因为这份功绩,那一年我被评了三等功,也被提拔为一班的班长。
1976年,此时我担任一班班长已经有一年时间。这年连里有两个提干名额,连长挨个找各个班班长谈话。其实9个班长中,能和我竞争的只有二班班长李涛和五班班长刘小军。
李涛提班长比我早一年,刘小军的资历更深,论军事素质,我和李涛确实都不如刘小军班长。但在其他方面,我和李涛却要比刘小军班长强一些。
因为那一次的学习班,指导员对我的印象很好,我们在一起还吃过几次饭。这次提干,连长找我谈话,我事先也得了信,做了充分准备,连长对我的回答也很满意。
果然最后的候选名单就是我们三个人,三选二,还有指导员的青睐,我以为这次提干的希望非常大。但没想到,在与指导员谈话时,就因为我的诚实应答,我最终错失了提干机会。
面对指导员,我很轻松,谈话的氛围也很好。快结束时,指导员突然问我在老家有没有对象。他说自己有一个妹妹,现在也到了结婚年龄,想找一个年轻的军官。我坦然应答,说在老家有对象,已经谈了两三年了,提干后就打算结婚。
我以为自己的应对没什么大碍,但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最后,我们连提干的是李涛和刘小军。
我想找连长和指导员问个明白,但此时一个交好的老乡拉住了我。他说结果都出来了,你再去闹有什么用。本来三人当中,我的资历最浅,虽然只晚了一年,但晚就是晚,这个是事实,无法改变。
我偃旗息鼓,熄了去理论的心。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张晓月说,最后我硬着头皮,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她在信中一一告知,然后患得患失地等着她的回信。
果然怕什么就来什么,张晓月回信说,她父母得知我提干失败后,强硬要求我们分手。虽然她也做了争取,但拧不过父母的意思,以后就这样吧,不要再联系了。
我不甘心,又连续写了几封信,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信。提干半年后,李涛申请婚假,而他结婚的对象,正是指导员的妹妹。
李涛升任一排长,摇身一变成了我的直接上级。可能是我和他有过直接竞争,他时刻盯着我,等着我犯错。在一次训练时,班里战友失误犯错,我犯有领导责任,李涛趁机撸了我的班长。
心灰意冷之下,加上家里来信,催我考虑个人问题,1977年冬天,我退伍回了老家。
退伍回家之后,恰逢我们县煤厂招工,我凭借退伍军人身份,和一次三等功的荣誉,顺利进了煤厂。我原本还担心,碰到张晓月有些尴尬,但等我进去后才知道,张晓月结婚后已经调离了煤厂。
在煤厂上班的第二年,我认识了食堂打饭的刘素兰。当时我在矿上当安全员,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吃饭。刘素兰总会给我单独留一份饭菜,久而久之我也明白了她的心意。1980年,在亲友的见证下,我和刘素兰结婚领证,婚后我们生了一个女儿。
虽然我和刘素兰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但相同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让我们相处得非常和谐。在她的大力支持下,我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最后从安全员一路干到副厂长,到如今的平安退休,妻子在其中付出良多。
写在最后:笔者问主人公大成后悔吗?当年面对提干的机会,他遵从了本心,最后失去了提干也丢掉了爱情。刚开始他确实想不通,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早已释怀。
也许当年他提干后,和张晓月走到一起,但也不一定能过得好。毕竟他们从小成长环境差异大,长期的分居生活,加上柴米油盐的琐碎,最后很有可能是一地鸡毛。
最美好的爱情就是在合适的时间遇到最合适的人。很庆幸,付大成和刘素兰就是如此。如今老两口生活不愁,女儿女婿孝顺,他也确实该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