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王朝在风雨中摇曳，自顾不暇，无法再顾及万千百姓的安危。在异族破城后，汉族人民遭受了惨重的杀戮，他们的哭声在风中飘荡，却无法改变这个视人命如草芥的世界。随着都城洛阳的沦陷，三万臣民的悲惨死亡，让衣冠士族们开始寻找新的安身之所。他们纷纷南下，奔向那尚未被战火摧残的江南，去寻找新的家园。

永嘉五年，恰逢王衍护送司马越的灵柩回归东海国安葬。彼时，随行的晋军浩浩荡荡，足有十余万之众。然而，在宁平城，他们遭到石勒所率的匈奴铁骑重重包围。箭矢如雨，无法统一号令的晋军只能四散逃命，互相践踏而死的尸体重重叠叠，宛如山峦。石勒对待俘虏的手段残忍至极，要么斩首，要么烧死，甚至有的被直接煮熟，成为了军中的食物。

这只是北方战乱的冰山一角，那段岁月里，匈奴政权的刘曜和羯族首领石勒，似乎出于曾经作为汉人奴隶时遭受折磨的报复心理，每每攻城掠地时都进行残酷的屠杀。

“永嘉之乱”后，北方历经了五胡六国的长达百年的战乱。中原的汉族士族纷纷选择渡过长江，移居南方。那时，西晋时期的士族皆穿着传统的汉服，峨冠博带，风度翩翩。因此，这次代表着中原汉族文明的南迁被称作“衣冠南渡”。而这些官员、大户的行程中，伴随着大批的同乡父老。有些时候，跟随一户大地主南渡的人数竟达到千余家，人口数万之多。据统计，永嘉年间南渡的人口超过了100万。在他们离去之后，北方的居民中融入了大量穿着胡服的非汉民族，而中原故土、文化之乡在南方士族眼中仿佛变得野蛮落后。

在永嘉南渡时期，有三条主要的迁移路线将大量的人口从北方迁往南方。其中，第一条路线是沿着汉水一线，来自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的移民由此南下，最终抵达长江流域。第二条路线则是沿着邗沟一线，山东、江苏北部的人口由此迁移到镇江、武镇等地。而第三条路线则是沿着淮河一线，河南一带的土族大部分由此渡河前往安徽等地。

在这个时期，琅琊王司马睿担任镇东大将军，他的驻地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因此，许多士族在南渡后涌进建康，这座城市很快就变得拥挤不堪。来自北方的人口数量甚至超过了当地人口，城市的风俗和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北方移民的到来，使得建康不再是一座单纯的江南城市，而是逐渐成为一座融会南北风格的全国性大都市。

随着大量北方移民的涌入，建康的城市面貌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和习俗，使得这座城市的文化和风俗变得更加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影响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包括语言、饮食、服饰、艺术等等。

在语言方面，随着北方移民的涌入，建康的语言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本使用的吴语逐渐被来自北方的汉语所取代。在服饰方面，南方人开始模仿北方人的服饰风格，而北方人也逐渐适应了南方的气候和风俗。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对于建康城市的发展和文化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文化方面的变化之外，永嘉南渡还对建康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大量士族和地主的到来，建康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这些北方地主的到来也带来了他们的耕种技术和劳动力，促进了建康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永嘉南渡对于建康的发展和文化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得建康不再是一座单纯的江南城市，而是成为一座融会南北风格的全国性大都市。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不仅丰富了建康城市的文化内涵，也为中国的文化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在接纳了众多南下的士族百姓后，江南大地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影响着南来的北方人，也在江南本地人中催生了一些新的现象。当士族百姓们从洛阳南迁至建康时，他们的语言腔调在当地引领了一股时尚潮流。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以其独特的洛阳腔调吟诗读书，引领风潮，让江南士族争相效仿。然而，无论他们如何模仿，总是难以达到真正的地道。原来，要学洛阳话，必须捏住鼻子发音，而谢安恰好患有鼻炎，鼻音比较重，反而更容易学会。一些南方的名门望族想与中原南渡的世家结亲，对方会要求其子女必须会说洛阳话，否则想也别想。

南齐时期，齐武帝想要赐予大臣胡谐之的子女与贵族联姻作为奖赏。然而考虑到胡家的人都讲方言，齐武帝便挑选了宫中的四五个人去他家教授子女说洛阳话。两年后，皇帝询问：“爱卿的家人现在语音标准纯正了没有？”胡谐之惭愧地回答：“皇上您派来的宫人太少，臣家里的人太多，最后不但家人没学会官话，反而使宫人也会说一口流利的方言了。”齐武帝听后哈哈大笑，后来还经常向朝臣提及这件事情。

在江南地区，不同方言的南渡人口纷纷迁徙，犹如群鸟迁徙般纷沓而至。为了帮助他们顺利扎根，司马睿在江南的郡县中特设了一块特区，供南渡士族集中居住，并沿用北方原来的郡县名称。例如，建康到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山东和徐州地区来的人最多，于是设立“南徐州”来统一管理，下设的侨郡和侨县有20多个。最早的侨县叫“怀德县”，后来改名“费县”，这个县专门安置从山东琅琊跟随司马睿一同南渡的同乡，由于他们与琅琊王关系密切，所以被安排在建康周边居住。

在这些南渡的士族中，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汝南袁氏、兰陵萧氏等世家大族尤为显赫。琅琊郡（今山东临沂）的王氏家族是汉代就存在的老牌世族，家族中在魏晋南北朝正史中有传记的就有62人，担任三公等最高官职的多达50余人，侍中、尚书超过100人。作为书香门第，琅琊王氏文人、孝子层出不穷，既有《晋书》对孝子王样、王览的大加称颂，也有以《隋书》为代表的典籍对王家35人共475部文集的收录。在过去的三百多年里，王氏家族仕宦显达，能人辈出，有的执一朝政治之牛耳，有的引领一代文学之风尚，可谓中国第一豪门。

建康是当是许多北方的贵族和士族南渡的首选地。这些贵族和士族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王导和谢安。这两位名士都曾在东晋朝廷中担任要职，并且都曾在乌衣巷内居住。乌衣巷是三国时期东吴禁军驻扎的地方，因此得名。这个地方之所以受到东晋高门士族的青睐，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优越，靠近秦淮河和青溪，环境优美，同时又远离了喧嚣的城市中心。

在这两位名士的居所中，他们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家中举办宴会和聚会，还邀请了当时的文化名流共同探讨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文化活动对于当时的文学和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乌衣巷是晋朝时期文化、历史的重要见证之一。唐刘禹锡有诗云：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臣民从京师洛阳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主要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针对这一历史大事件，唐朝的刘知几在《史通》中是这样记载的：

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这段话不无讽刺的意味，大意是：晋朝拥有的天下真是奇特啊！自从洛阳被摧毁，人们纷纷南渡，在江左地区建立了新的侨居州县，不再保留原来的故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