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50年代，劳动力和资本的争夺占据了新兴白人殖民地的主导地位。随着甘蔗成为最有可能使纳塔尔繁荣的经济作物，对可靠劳动力的需求就越来越困扰着纳塔尔的糖农。
而固有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白人殖民者对其他种族群体的种族偏见是英国殖民地的既定现实，因此，劳工问题成为当下发展制糖业的首要问题。纳塔尔土地肥沃，有经验丰富的土地管理人员，银行也开始在纳塔尔投入运营，必要的资本可以得到保障，唯一的问题便是劳动力。
另外，纳塔尔已经有几座相当大的种植园，并且甘蔗压榨机已经投入使用，随着甘蔗在纳塔尔蓬勃发展，最终于1850年在建立了第一家制糖厂。1855年，甘蔗成为了纳塔尔主要的农作物，因此，对稳定劳动力的需求就变得更加明显。
（一）部落保留区制度使当地黑人能不参与种植经济的劳作纳塔尔土著人口超过10万，但1852年土著事务委员会发现，非洲保护区内土地丰富，这就意味着保护区内的土著人不需要为了生计问题成为白人的劳工。正如谢普斯通所说，“期望一个由战士和猎人组成的国家立刻成为稳定的劳动者是不合理的”。
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在该地区有效实施了部落保留区制度，但是，英国殖民史关于他的记载很少。他是庞多兰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在父亲的使命下在科比角长大，从此学会了说当地的语言。
从他与教会土著民族的交往中，他开始意识到一个事实，即南非的班图人远远不是当时人们所理解的野蛮人。他们有一个与他们当时的生活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习惯法。也正因为他的经历，对土著民族产生了一种深深的钦佩和同情。
1845年，他被邀请继续担任当地部落的外交代表。正是在这一时期，殖民地受到了传教士的很大影响，而谢普斯通作为传教士的儿子，他的观点对这些官员总是很有分量。他的方针是把当地的人民集中起来，把他们安置在划定的土地上，并尽可能地让他们在每一个地区都根据当地法律，为担任该职位的酋长服务。
在这个时候，出生在当地的居民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由于恰卡的战争和移民者的到来，许多人变成了逃亡者，但是谢普斯通开始努力获得他们的信任。而且，因为他富于同情心的性格所具有的力量以及在土著民族中树立的威望，在极少一部分警察的帮助下，没有流血，就成功地把他们迁往指定的保留区。
我们可以这样说，谢普斯通实施了一种部落保留区制度，祖鲁人生活在他们自己的酋长和他们自己的法律之下，继续着他们传统的自给农业和放牧牲畜的方法。
（二）英国废除奴隶制使种植经济无法使用奴隶英国废除奴隶制的因素有很多，当时英国的经济发展不稳定，随着新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出现，奴隶制下的加勒比种植园区不再能与巴西等较大的种植园经济体竞争。英国商人此时也开始要求终止加勒比殖民地在英国市场上的垄断，而改为推行自由贸易。
被奴役的非洲人的持续斗争以及种植园主之间对奴隶起义的日益恐惧也是一个因素。另外，1772年，曼斯菲尔德勋爵宣布根据英国法律，黑人应该被释放，这场运动对奴隶制的废除非常重要，它提出了英国臣民在英国享有法律上的自由，但殖民地的臣民却没有法律自由的观点。
但1791年，奴隶贸易又开始向一些企业开放。1795年，英国对开普敦的首次占领中断了奴隶贸易。1803年3月，根据《亚眠条约》，该殖民地被移交给荷兰人，英国军队离开了开普敦，第一次占领结束了。同年，英法之间的战争在欧洲再次爆发，拿破仑一直在努力阻止英国与欧洲的贸易。英国害怕失去与东方的贸易往来，便于1806年第二次占领开普敦。
19世纪初，英国政府通过了《废奴法》，自此，英国的奴隶贸易被终止。在开普省，制定了旨在改善开普省奴隶福利的相关法律，并任命了一名奴隶监护人来执行这些法律。
这些法律的效果都很好，奴隶的生活在1807年以后开始有所改善。但开普敦内部仍然存在奴隶制，直到1834年强制执行《废奴制法案》奴隶制才真正落下帷幕。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纳塔尔在发展制糖业的关键时刻，已经没有奴隶可以作为可靠的劳动力了。
（三）当地黑人不适应农业生产活动，也缺乏相关技能非洲黑人大多没有经历过农业社会，使得非洲黑人不适应农业种植生活，也缺乏农业生产的相关技能。纳塔尔有大量的黑人人口，在1840-1950年间，黑人的数量可能是白人的10倍以上。但是，在保留区制度下自然而然地，延续并加强了祖鲁人的独立性。
他们的土地和公共牧场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生活，他们并没有迫切想要为白人工作的想法，即便是当工作，也仅仅是为了赚取些许零用钱。这样的体制有许多优点，它给了祖鲁人自己的立足之地以及充足的时间来适应白人文明带来的新环境。但它并不能为当下的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劳动力。即使有纳塔尔的本地劳工，也大多是懒散随意、缺乏技能的。
在19世纪中叶，他们在任何一次连续的工业生产过程中都没能成为令人满意的工人。男人们习惯从事艰苦的劳动，如打猎、盖房和打仗，但不习惯于日复一日地稳定地劳动，对劳动合同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一点概念。
如果家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他们就会很自然地丢下工作，离开雇主去出席活动，比如举行婚礼或特殊的宴会，并且从不告知他们预计什么时候返回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主们都赞成采取某种强迫劳动的办法。
事实上，茅屋税就是为了迫使当地的黑人为获得现金缴税而去为殖民者打工才实行的经济手段，但这项举措在纳塔尔收效甚微，因为纳塔尔黑人农民善于独立经营，出售商品作物，获得的现金缴纳茅屋税绰绰有余。因此黑人不必去给英国人当雇工。
（四）白人殖民者不愿意从事种植经济的艰苦劳作对白人殖民者来说，他们自己的工作应该局限于组织、监督和技术贸易，显然这个模式已经在南非的其他地方实施了。在这种情况下，白人不可避免地认为自己优越，并期望所有粗糙的体力活都由黑人或有色人种来做。
无论如何，他们自己不能在地里干活，一方面他们认为纳塔尔沿海地带的气候，使得户外劳动艰苦异常，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因为尝试这种劳动而失去声望和社会地位。因此，白人并不指望自己干农活，而是要靠雇佣别人在他的指挥下干苦力活来谋生，甚至从中谋利。
由上述情况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欧洲种植园主的困境是很明显的。他们拥有土地和资金。饥饿的市场等待着糖的供应，但除非有足够的劳动力，否则不会有任何进展。
土著劳工是不合适的，谢普斯通坚决地反对任何强迫土著人的提议。因此深感危机的白人种植园主，探索一切可能的方法以确保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问题在50年代和70年代初都有很多讨论，最终导致了印度劳工的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