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1955年授衔情况津津乐道、耳熟能详，但并不很清楚1955年授衔基本原则依据。所以经常有某人是否低授、某人是否高授的评判，有的多少有理，有些则谬之远矣。这主要是他们不了解1955年授衔基本以1952年干部评级为依据的缘故。
拟评中将202名和拟评少将1120名的名单产生1955年1月1日，人民解放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军队各级干部开始按照各自的军队级别领取对应的薪金。军队实行薪金制，标志着我军“四大制度”开始实施。
1月12日，总干部部颁发了《评定军衔的工作计划》，对各级干部的军衔评定工作作了具体安排和部署。其中提出：中将以上军衔，由中央军委于1955年1、2月间先行确定。《计划》要求全军各单位对之前所做的干部军衔鉴定进行修改、补充，新提拔的干部要补做。将官军衔应于4月底以前报军委评定，之后呈国务院总理批准；各级干部的军衔经批准后，统应于8月1日前办好授予手续，于8月1日命令授予。
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指示》中在有关评衔标准时指出：鉴于1952年评定干部级别的标准是“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与授衔条件一致，故评定军衔应以干部的级别为主要依据并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进行全面衡量。
关于兵团级干部，正兵团级可评上将；部分副兵团级可评上将，部分可评中将；多数准兵团级可评中将，少数评少将。此外，部分正军级和少数资深的副军级、准军级可评中将。
关于少将军衔的评定标准中规定，正军级、副军级、准军级，多数可评为少将，另有一部分资深且战功卓著的正师级亦可评为少将。
1955年2月，中央军委第一期现役军官的上将评定工作告一段落。根据中央军委评衔方案，上将人选初步确定后，中将与少将军衔的评定成为下一阶段全军评衔工作的重心。
中央军委《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发布后，根据指示中关于以军队级别为基础，按照德、才、资条件评定干部军衔的政策，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于2月9日联署提出，调整123名级别偏低的正军级以上干部的“军队级别”，呈报中共中央审批。其中包括由副兵团级提升为正兵团级22名，由准兵团级提升为副兵团级35名，由正军级提升为准兵团级66名。该名单虽然最终未获得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批准，但是从事后的授衔来看，名单中的人员基本是按照呈报的级别评定为相应的军衔。
1955年2月，全军各大单位党委上报了拟评中将与少将名单。经总干部部汇总统计，共上报拟评中将197人，加上原上报为上将改评为中将的5人（副兵团干部郭化若、莫文骅、程世才、李天焕，准兵团干部贺炳炎），拟评中将名单共计202人。其中军队副兵团级21人，准兵团级59人，正军级108人，副军级9人，准军级1人，地方级别4人；上报的拟评少将则为1120人，这份名单中，正军级与副军级有300余人，准军级360人，正师级446人。
参与评定军衔的190名中将和820名少将的名单产生名单上报中央后，毛主席认为中将名单超过200人，少将人数超过了1100人，名额有些多，特批示压缩并削减中将与少将名额，要求评衔中将名额控制在190人左右，少将名额控制在800人左右。并提出让全军各单位做做工作，一是让一部分同志自愿地降下来；二是让年轻的同志让一让，以后还有调整的机会。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干部部对各大单位上报的名单进行了逐个审查和反复衡量。对于拟评中将人员，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并随时向中央军委请示。对于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总干部部两位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干部部部长肖华，总政治部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王宗槐等负责，遇到有争议或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经充分讨论和与各大单位做工作，一部分原上报拟评中将者自动降衔为少将。拟评中将在增加2人的同时，削减中将名额14人，实际参加中将评衔为190人。
在2月上报名单后，毛主席征求了贺老总意见，贺龙提议增加杨秀山。毛主席专门在拟评中将名单上增加了二人，一位是杨秀山，另一位就是大家熟知的皮定钧。
减少的14人为：
准兵团级（2人）：王恩茂（地方干部暂不参加第一期现役军官评定，待现役军官评衔结束后再评）；袁也烈正军级（6人）：童陆生，詹化雨，刘其人，陈云开，段焕竞，龙道权副军级（5人）：邓克明，汤光恢，李赤然，谭佑铭，杨宗胜准军级（1人）：刘少卿上述人员除王恩茂暂不参加评衔，其余均进入拟评少将大名单。
杨宗胜后来因各种原因被评为大校（这些以后再写），而在一些人关于讨论被低评为大校的文章中将杨宗胜列为兵团级干部，这是错误的。
军委气象局改隶政务院编制，涂长望未能参加授衔
看一下截止1954年底的146名兵团级（军队评级）干部的授衔情况：
正兵团级37人（含1954年由地方行政四级套改为军队正兵团级的宋任穷，以及1954年6月降为副兵团级的王建安），其中，许光达、王树声授大将，徐立清请辞上将授中将，其余34人授上将（含1956年补授上将的王建安）。45名副兵团级干部（含1954年底由驻捷克大使回国改任军职的谭希林），其中涂长望未被授予军衔，贺晋年因高饶案授少将，其余被授予上将、中将军衔（20名上将，23名中将，含1958年补授上将的李聚奎、补授中将的贺诚）。64名准兵团级将领，其中贺炳炎授上将，宋裕和、张致祥、周骏鸣、张凯、周文龙5人，未参加授衔，陈沂、袁也烈、段苏权、解方授予少将，其余54人授予中将（含1956年补授中将的聂鹤亭）。
调任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建工局局长
1955年3月中旬，总干部部召开干部部部长座谈会，研究、讨论军衔评定工作的相关事宜，并彼此交换了意见。其中在少将军衔评定上，除落实军委《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中的规定外，专门就正师级干部评定为少将军衔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压缩少将名额。
干部部座谈会经研究，一致提出正师级干部，“必须符合下列三个条件之一者，才可评为少将”：
(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伍，现任正师级以上职务，德才较好，或德好才一般，历任团、师职务较久者(1940年以前任团职，1946年以前任师职，1949年以前任正师职)。(2)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伍，现任正师级以上职务，德好资深(内战时任团以上职务，抗战时期及以后不低于(1)所列任职年限；或曾创有功绩)，但目前因年龄、身体、文化等条件的限制才稍弱(或较弱)者。(3)抗战初期人伍，现任军级职务，德才优秀，历任团、师职务较久者(不低于(1)所列任职年限)。1955年4月1日，总干部部将上述讨论内容上报中央军委并呈报中共中央。中央与军委审议后通过了总干部部提出的正师级授少将的三个条件。
根据军委的评衔指示和呈报中央获得批准的正师级人员授少将的三个条件，总干部部在军委已基本确定上将人选后于4月初开始了中将与少将的评定工作。经过综合评议，中将名额压缩到190人，而少将则减少了300人，压缩到820人。因为中将名额压缩，有13人（不含王恩茂）从拟评中将进入拟评少将大名单，又因皮定钧“少晋中”，以及杨秀山从少将提升为中将，因而最初的1120名拟评少将名单中，实际上有311人落选。
中将和少将的最终确定修正后的190名中将与820名少将人选确定后，总干部部于1955年5月初将修正的少将以上名单呈报中央军委审查。中央军委于5月6日召开会议，初步审定了少将以上评衔名单，审议后将名单发回总干部部再次评议。总干部部将军委审议后的少将名单又发给各大单位党委，再次征求意见；各大单位在收到军委审议的少将名单后，重新展开了评定工作。
罗荣桓召集总干部部领导对中将人选又进行了综合评议，中将名额又进行了压缩，最后确定中将人选为177人。落选的13人为：
准兵团级：聂鹤亭（因对被评为中将闹意见，决定对其展开批评教育，暂缓授衔）。正军级：刘居英，易耀彩，苏进，李迎希，谷景生，罗华生，郭炳坤，金如柏，鲁瑞林，何以祥。副军级：谭友林，张秀龙。除聂鹤亭外，其余12人由原拟评中将改评为少将，因此，原820名少将人选又进行了新一轮压缩。
按照地方干部暂不参加第一期现役军官评定的指示，琼崖纵队的代表冯白驹（行政七级）和东北抗联的代表周保中（行政六级）未能继续参加评衔。庄田作为琼崖纵队和滇桂黔边纵队的代表授中将，而由于杨靖宇、赵尚志等大批抗联高级将领先后殉国，李兆麟将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硕果仅存的周保中将军因去地方工作未参加评衔，因而，出身于抗联的未有获授中将以上军衔者，仅有王明贵、王效明等7人获授少将（不含61年和64年晋升的2位少将）。
1955年5月，现役军官少将以上评定工作基本结束。第一期现役军官共评定出大将10人，上将52人，中将175人，少将820人，合计第一期现役军官授衔将官为1057人。随后，总干部部将修正后的175位中将与820位少将名单上报中央军委。
因国防部长彭德怀率团出国访问，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主持军委会议，通过了第一期现役军官评定的少将以上授衔名单。
5月--6月，第一期现役军官的评衔工作进入复审阶段，总干部部又将少将名单发回各大单位，再次征求各大军区对修正后的少将名单的意见。同时，罗荣桓又负责主持了对中将人选的复核工作。全军中将评衔工作主要是由罗荣桓负责评定，第一期现役军官评定的中将名单落实后，罗荣桓又将中将名单分别传送各军委委员，再次征求他们对中将人选的意见与看法。
1955年5月，中央决定筹建石油工业部，从军队抽调李聚奎任部长，周文龙任副部长。此时的李聚奎与周文龙已分别被军委评定为上将与中将，由于转入地方工作，李聚奎和周文龙暂不授衔。
陈毅在审阅中将名单时，鉴于周文龙到地方工作不授衔，提议梁从学应授中将衔。梁从学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曾9次负伤，人称梁老虎。1950年在时任皖北军区司令员时因伤病休养。最初，根据病休干部暂不参加第一期军队评衔的规定，梁从学并未入选华东军区将官评衔名册。可以说，因病休养的徐海东评为大将，这为许多战功卓著而因伤病休养的优秀军官获授军衔开了个好头。比如此前文章说到的在冀中五一反扫荡中率部转战千里，连打七仗，伤亡高达90%以上而队伍不垮的那位出色的二营长林子元，也在1955年获授大校。
至1955年6月底，复审工作工作基本结束，共评定中将175人，少将808人，并于7月初上报中央军委。
1955年7月11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审查确定了现役军人少将以上授衔名单，其中授衔中将名单为175人，少将808人。
现役军官的评衔工作结束后，中央军委与总干部部又展开了地方干部兼任军队职务的评衔工作与起义将领、少数民族将领的复审工作。
1955年7月14日总干部部向军委呈报了43位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与授予问题，其中建议5人须评定又授予军衔，22位省委书记与另外7人共29人只评定军衔而不授予，另有其他几人授予预备役军衔。关于地方干部的授衔，中央决定，为照顾起见，凡参加1952年军队评级、现任军队实际性职务的地方干部授予现役军衔。经中央军委决定，现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王恩茂授予中将现役军衔（且授予勋章），并增加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朵噶.彭措饶杰为中将军衔，授予中将名额由原来的175人上升为177人。
1955年8月2日，中央军委通过了少将以上评衔名单。同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毛主席上报了《关于少将以上军衔评定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少将名额为808人，中将为177人，上将为56人。毛主席审核后批示授衔名单印发各政治局委员。
195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彭德怀上报的少将以上评衔名单。
1955年9月3日下午，在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主持下，中央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其中少将名单为808人，中将名单为177人，上将56人。
少将以上名单在交毛主席审批时，毛主席决定上将至少将人员再进一步削减名额。
预授上将徐立清与廖汉生二人主动申请降衔，二人改评为中将，上将名额减少为54人。总干部部根据毛主席指示，又对中将名单进行了压缩，经研究，减掉原中将名单中的解方、陈沂、段苏权、卢仁灿4人，最终确定中将授衔名单在增加徐廖2人的同时减掉解方等4人，中将授衔名单为175人。对于少将员额的压缩，总干部部经研究后特别规定：一些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按职级可授少将的准军级人员，暂不在第一批授少将军衔之列，待第二批再说。依此规定，包括高锐在内的11位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准军级人员由少将改授大校军衔，少将名单由原808人确定为801人，其中少将部分包含由拟评中将改授少将的四人：解方，陈沂，段苏权，卢仁灿。
1955年9月16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8次全体会议，审议了国防部上报的《将级军衔名册》。经审议，通过了174人，并提升贺炳炎由中将改授为上将，上将名单确定为55人；吴先恩由少将提升为中将，中将授衔名单仍为175人；关于少将名单，会议审议后减掉三名：一人提升为中将（吴先恩），一人转地方未授（李克如），一人病逝（朱早观），少将授衔人员最终确定为798人。
关于中将和少将的排名根据国务院会议的决定，1955年9月20日，总干部部重新印制《元帅、将官名单》上报国务院，其中，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少将798名。1955年9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授衔令，授予徐立清等175人为中将军衔，授予解方等798人为少将军衔。
按1955年9月20日的《元帅、将官名单》中175位中将排名如下：
（一）正兵团级中将（1人）：
徐立清（二）副兵团级中将（22人）：
（1）军委各总部：肖向荣、张经武、张震、刘志坚、阎揆要、钟赤兵、唐天际；（2）军委各军兵种：谭希林、莫文骅、刘道生、陶勇、吴法宪、成钧、程世才、李天焕；（3）军委各大军区与志愿军：廖汉生、郭化若、唐延杰、张南生、杜义德、王必成、王近山。（三）准兵团级中将（53人）：
（1）军委各总部（10人）：万毅、王诤、孙毅、朱明、王宗槐、蔡顺礼、邱会作、张令彬、饶正锡、倪志亮；（2）军委各院校（2人）：梁必业、李作鹏；（3）军委各军兵种（15人）：赵启民、方强、罗舜初、王秉璋、罗元发、聂凤智、曹里怀、周赤萍、邱创成、匡裕民、向仲华、谭家述、李寿轩、崔田民、欧阳毅；（4）军委各大军区与志愿军（26人）：冼恒汉、王恩茂、张国华、萧望东、丁秋生、赖毅、邝任农、林维先、周贯五、刘先胜、刘培善、彭嘉庆、黄火星、刘兴元、文年生、詹才芳、梁兴初、吴克华、毕占云、陈正湘、彭明治、姚喆、杜平、甘渭汉、曾思玉、郑维山。（四）正军级（96人）：
（1）军委各总部（12人）：王尚荣、苏静、刘少文、刘西元、孔石泉、袁子钦、傅连暲、韩振纪、李耀、邓逸凡、汤平、余秋里；（2）军委各院校（10人）：陈庆先、刘忠、孙继先、张藩、徐斌洲、韦杰、滕海清、庄田、刘浩天、杨秀山；（3）军委各军兵种（17人）：周希汉、顿星云、周仁杰、康志强、方正平、饶守坤、王辉球、常乾坤、曾国华、朱辉照、余立金、吴富善、黄志勇、胡奇才、周彪、彭林、刘昌毅、（4）军委各大军区与志愿军（57人）：韩练成、张贤约、郭鹏、刘金轩、张达志、钟汉华、秦基伟、孔从周、范朝利、谭冠三、李成芳、陈康、张才千、张翼翔、覃健、鲍先志、皮定钧、周志坚、张祖谅、廖容标、刘飞、梁从学、钱钧、张仁初、饶子健、陈仁麒、杨国夫、晏福生、吴瑞林、杨梅生、田维扬、欧阳文、张池明、刘转连、孔庆德、谭甫仁、何德全、徐深吉、韩伟、袁升平、王道邦、王紫峰、赵熔、萧新槐、吴信泉、周玉成、曾泽生、温玉成、曾绍山、陈先瑞、旷伏兆、李雪三、谢有法、张天云、卢胜、黄新廷、吴先恩。(五)无军队级别中将(3人)：
赛福鼎·艾则孜（行政三级）、阿沛·阿旺晋美（行政七级）、朵噶·彭措饶杰（行政七级）。798名少将，其中，副兵团级1人：贺晋年；准兵团级4人：陈沂、袁也烈、段苏权、解方；正军级106人；副军级216人；准军级344人；正师级125人；无军队级别2人：汪东兴（军直）、黄正清（原西北军区）。
由于篇幅所限，少将名单就不列出了。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解方排名第一这个少将名单排序没有多少异议，争议最多的是中将名单的排序，追溯原因的话，主要还是由于1986年6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1--3级，该名录收录的中将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目前，中将的排序官方较认可的版本有三个。
第一个版本就是按照呈报审批名单的排序（即上面所列），该名单系按照授衔中将的军队级别，按照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正军级，根据级别的高低依次排序，无军队级别者排名中将名单的最后。其次，中将名单中级别相同者，按照军委机关、总部机关、军事院校、军兵种、军事院校、各大军区、志愿军等的顺序，以及本人所任职务的编制序列排列。
第二个版本是按照各大军事单位排序。当时的军事单位排名是中央军委机关、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军事院校、政治院校、后勤院校、高级步兵学校、高级炮兵学校和军事法院，再往后是六大军区（1955年9月前后陆续发展为十三大军区），最后是志愿军和其他机关。按照这个排序，在军委的廖汉生排第一，授衔时也是按照这个顺序。
第三个版本是按照169位中将所获的一级解放勋章编号排名的，另6位未授一级解放勋章的中将，按当时任职入列其所在任职单位。1955年9月进行授衔的同时，还进行了授勋工作。在首次授勋中，175位共和国中将中有169人授予了一级解放勋章。全军各大单位中授予勋章的先后顺序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及地方与病休人员，新疆与西藏三位少数民族授衔中将名列一级解放授勋人员的最后。当时在军委的三人，廖汉生正在军事学院学习，因而他的勋章编号为第02093号，排在军委各总部31位中将的最后一位；张经武出任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他的勋章编号为02092；中将中在军委排第三的萧向荣，勋章编号第02022号，排在所有中将第一。
德才资三个维度中，到底哪一个更重要一点呢？回看1955年的第一次授衔，上将以上多多少少要考虑“山头”的因素，中将和少将的评定更主要的是参考1952年的军队评级。而军队评级的标准是“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
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明令人民解放军全军评定统一的军队级别，建立干部的等级制度，实行薪金制度，取代供给制，为其后实行的军衔制奠定了基础。《等级指示》设定了九等二十一级的干部级别，并设定了正副班长和战士二等三级。全军从最高的军委主席级到普通战士级共十一等二十四级。
邓小平在1951年西南军区干部工作会议上有过一段精辟的阐述：“一个很老的不能做什么工作的团长，是个上校阶级，他可以拿上校薪水，不做事，他也会没有意见，这样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好。”短短几十个字，就把军衔与职务、资历、待遇的关系交代得明明白白。
只要搞明白1952年的军队评级的主要目的是实行薪金制度，那么就不难理解依据军队评级进行的军衔评定。
从各方面来说，德才资总体衡量，德所占的比重无疑是最大的。贺晋年本来妥妥的上将尾中将头，由于与高岗走得太近，授予少将。准兵团级的陈沂、袁也烈、段苏权，由于被捕或者部队被打散后隐蔽乡间，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也不得不接受少将。
才这一方面，很多人会觉得钟伟打仗很猛，授少将是被低授了。但是，在1940年大、小悟山战斗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3团政治委员钟伟不服从指挥，未请示报告，擅自撤走部队，致使李先念的鄂挺进纵队司令部遇险，战后钟伟受到批评与撤职处分。德这一方面，他是有所亏欠。再加上钟伟在红军时期所任职务较低，资这一方面还是有所欠缺。所以，钟伟的少将主要还是依靠他的才，因才出众方才当上了纵队司令。
关于准兵团级解方的少将，最容易让人理解的就是他是抗战后参加的八路军，且长期从事参谋工作，未能作为军事主官获取战功。资这一方面成为了短板。
有一位不为很多人知道的杨上堃上校，他是位老红军，长征时突破乌江立了大功，黄土岭战斗他是晋察冀第一主力团参谋长，有个说法就是他带着炮兵连前出，炸死了阿部规秀。然而，由于对担任支部参谋长而未能兼任团长不满，负气擅自出走，被追回后随同的其他人枪毙，他只是因为延安最高层的电报而未被处以最重处罚。他此后未再担任重要职务，最后能被授予上校，主要还是资这一块，德这一方面，前期的英雄与后期的出走基本抵消（总的来说，使红军摆脱险境的功劳还是大）。
对于评定军衔的标准，很多人有一个误区，把职务与军衔混同了。要知道，军衔只是军官的等级，其所任职务只是他获授军衔的一个参考。
不禁想到了以前文章写的岳飞与韩世忠。差遣是在军队担任的实际职务，官阶是军衔，不同的官阶对应相应的官品，依据官品发放对应的工资，寄禄官、荣誉加衔等是一种虚拟奖励，用来拔高官员的官品使之获得更高的待遇。所以，岳飞虽然带的兵多，担任的军事职务（差遣）与韩世忠、张俊等人相同（都是都统制），但是官阶（军衔）和官品（工资等级）却要低于韩世忠等人，盖只因为岳飞资历不如他们深，也无从龙拥立之功。
总的来看，德最重要，如果非要比一下在评定军衔时才与资，似乎资更重要一些。如果不甚明白，麻烦往上翻一下，再看看小平同志那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