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年末，四川新都县（今成都新都区）侦查员高俊峰像往常一样穿着便衣在新都县大街上巡逻，当他路过东街第134号香烟杂货店的时候，不经意间朝店里面看了看。

面积不大的店内，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非常普通的衣服，正坐在板凳上看报纸。这本是再寻常不过的场景，然而，凭着敏锐的职业嗅觉，高俊峰察觉出这个老板不同寻常——此人双手将报纸举在面前，端坐在板凳上，双腿并拢，腰杆挺得笔直。

高俊峰判断，这个香烟店的老板应该是受过军事训练或者当过兵。他转身进入香烟店对面的一个裁缝店，继续暗中观察。

40年代的杂货铺

不一会儿，从香烟店的里屋走出来了一个女人，她恭恭敬敬地将一杯茶水摆放在了看报男人的旁边。从女人的举止和气质来看，与其说她是一个小商贩的老婆，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位大户人家的太太。

女人忙前忙后，照应着店铺，一会儿用水壶给男人添茶水，一会儿又用火柴给男人点香烟，这个男人则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派头十足，活脱脱就像是一位官老爷。

过了一会，男人站了起来。高俊峰发现，这个男人不论是站立还是行走，都规范有度、派头十足，完全不符合小店主的人设。高俊峰还发现，街面上稍微有点动静，他就慌忙朝店外看一眼，表现得非常警觉和不安。

经过暗访得知，这位店老板是一年前才带着老婆和孩子来到新都县的，再结合这位店主的行为举止，不由得不让人对其发生兴趣。

高俊峰联想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发出的一份内部通告，上面说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王子民，极有可能躲藏在四川成都一带。难道这位卖香烟的小老板就是实施凶案的主要组织者、实施者王子民？

当年《华商报》的有关报道

高俊峰把自己侦查到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判断，报告给了新都县公安局领导。紧接着，新都县公安局又将情况上报给了成都市公安局。经过一番更细致缜密的侦查后，1951年1月2日下午1点多钟，高俊峰领着两名成都市公安局的公安人员，来到了香烟店。

王家宾（王子民化名）临被带走前，对失魂落魄的女人说：“莫哭，你把店里的事情安置好，把娃子照看好，老子（我）去一趟就回来！”然而，他再也没能回来。

在闻一多先生大义凛然地说出：“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就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这个时候，王子民带领着一干大小特务就混迹在人群中。随后不久，在闻一多先生回家的路上，在距离闻一多先生的家门仅二十米远的地方，一群特务凶残地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闻先生以及他的儿子。

最后一次演讲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春城昆明，五天时间，民盟中央执行委员，著名教授和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惨遭杀害，史称“民国末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杀”。

这是一段已成了铁案的公案，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擅长暗杀的军统特务干的，幕后主使就是蒋介石。历史书上要讲，语文教科书上也要讲，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讲演》是高中生们必学的重要一课。

抗战胜利后，李公朴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看到挚友闻一多把胡子给剃了，不禁爽朗地说：“你的胡子剃得太早了。”闻一多说：“我抗战开始留胡子，抗战胜利就剃胡子，这是我的誓言。”李公朴轻声对闻一多说：“内战危机，十分严重，斗争形势，更为复杂。”闻一多立刻恍然大悟。

李公朴命案发生后，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发了个含混汇报，并没引起蒋的重视。闻一多被暗杀的前一天，蒋介石携宋美龄、蒋经国乘飞机去九江，转上庐山避暑。

7月17日蒋得知了消息，第一反应认为是军统干的。沈醉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他在回忆录中描述：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毛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保证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据斯坦福大学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其中关于李、闻被刺事件有如下叙述：

”（7月17日）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别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主同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知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其自夸所谓不怕死者，而其怕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很多人据此得出蒋介石不是闻、李案的幕后主使，他们可不管这个“日记”是真的日记还是御用文人代其捉刀。许多人还会言之凿凿地说：你若不信日记，那么参与此案调查的诸多人员的回忆也证实蒋介石事先并不知情。

唐纵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后升任警察总署署长，他奉蒋之命主持了闻、李案的侦察工作。1991年出版的《唐纵日记》记载，闻一多案发生后，无论国民党中央，还是蒋侍从室情报部门，均不知情。国民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研究，都是一头雾水：昆明这接连的凶杀案究竟为何方所为？

7月16日晚10时，唐纵来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公馆会商昆明凶案处置问题，唐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被刺，究为何人所为?”

17日，唐纵又来到国府，与吴铁城专门邀约参谋总长陈诚商量李闻一案的处置。陈诚“首先而坚决的表示，此事决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当商电卢汉返滇主持侦查破案”。

20日上午，唐纵为李、闻案访张群，“彼对于昆明事件之看法，为下级同志出于义愤者所为”。

22日，在昆明的原军统局人事处长郑修元(化名郑履冰)致电唐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唐纵决计明日赴滇。

据沈醉回忆，他是跟唐纵一起去的云南，同行的还有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他们在出发前，就已经找好了替罪羊。据《沈醉回忆录》：

“当时唐纵非常焦急，很担心这个案件如果弄不清是什么人干的，对他这位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太丢脸，同时也想将计就计，借此来一次对中共的诬陷。在唐和我们研究的时候，便决定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这样既可使全国人民知道不是国民党干的，又意味着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为了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或进行反驳，所以要考虑得非常周到，不能露出马脚来。

当天唐决定要我到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违犯军统纪律而受处分的人出面顶替。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个出面顶替的人的条件，必须是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的特务，必须经得起反复考验而不会翻供。唐并透露，这个"凶手"经过几次审讯之后便立刻判处死刑，但到执行时再换出来，用昆明监狱中已判决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其他犯人来代替。”

沈醉当晚就去看守所找了一个姓万的文书科司书，向他保证绝不会当场执行，一定能有时间换他。王司书还是有点担心，于是沈醉先写了一个证明王是军统人员的纸条，让王带在身边，又给王加了五两黄金作为奖金。

第二天中午，正当他在挑选第二名用来顶替的特务时，唐纵告诉他：

“......不必再找人，我们先去昆明，因为毛人凤已有电话来，说云南站已找到了线索。

我们到达昆明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云南站长王巍等把我们接到李毓桢家里，马上开会。王巍提出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当时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

23日，唐纵一行抵达昆明，通过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毓桢、昆明市警察局长龚少侠，以及受蒋介石亲自指派赴昆协助唐氏工作的原军统局三处(行动处)处长、时任军统上海临时办事处处长的程一鸣等侦查破案高手的协力合作，认定李、闻之案就是霍揆彰指使部下所为。

程一铭

程一铭1926年入党，参加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事变“后因身份暴露去了苏联，回国后参加地下工作，由于王明路线的迫害，1931年5月被驱逐出党，1932年冬投靠了国民党。

程一铭在国民党内开始不得志，后在同为留苏同学的邓文仪（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兼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介绍下踏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上面有人好办事，在老同学的照拂下他开始一路升迁，升任华南股副股长、中校股长和华东股中校股长，并一度兼任宪兵司令部特高班教官。1941年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日本投降后任军统局上海办事处处长兼任行动组组长，同时还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程一铭投靠国民党后没有出卖党组织或同志，至多只能算是政治上变节者，而非一般意义的“叛徒”。但是他在担任军统西北区区长的四年里，做过许多对我党和普通民众的有害事情；在上海期间，参与对全市敌伪财产的接收和对大小汉奸的处置，同时也积极镇压共产党人以及学生、工人的进步活动。

1964年12月16日，新华通讯社发出一条“广州十六日电”：原蒋介石集团“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程一鸣，于十三日起义，回到广州。他是解放后至60年代中期，国民党政权内部起义回到大陆的最高级别官员，于1986年去世。

根据程一铭的回忆录：”当时我正在上海，准备到湖南省衡阳市区接任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的职务，接到蒋从江西庐山牯岭来的电话，要我即去昆明协助内政部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破获闻一多被杀案。”

李、龚、程三人均系老牌军统特务，具有丰富的侦察与反侦察经验。为了坐实此案，在唐的指示下，几人亲自到闻一多被暗杀的西仓坡现场勘察调研，经过提取残留物证、反复测量查验，结合当天目击者的指证以及现场残存的军用吉普车的辙痕等蛛丝马迹，认定闻一多就是死于云南警备司令部霍揆彰部下之手。

第二天，与霍揆彰私交甚好的唐纵（二人是小同乡）决定单独去找霍揆彰谈谈。然而，一个上午的谈话，虽然唐纵暗示自己带来了几位破案高手，且已掌握一定线索，了解到此次事件与警备总部的人有关，但是“霍一口否认他知道此事，反过来请唐代为破案。”

霍揆彰，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系的骨干。先后率部参加东征、北伐、淞沪抗战、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滇西反击战诸役。特别是1942年秋率第20集团军移防云南加入远征军，滇西大反攻时指挥所部强渡怒江，攻克龙陵、腾冲，打通西南国防交通线，战功显著。1945年获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政府授予其嘉猷勋章。1946年起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代理总监，青年军第六军军长，代理云南警备总司令。

然而这么一位抗日名将，为什么要把枪口对准民主人士呢？

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在给西南联大三青团员训话时说，对于“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

闻一多曾指名抨击蒋介石：“前几天有个刊物隐约地骂了蒋介石，于是他的党徒们嚷起来了.....，骂一下都不行吗？咱们应该讲真理，明是非。我有名有姓，我叫闻一多，我就要骂！”

闻一多如此刚正，难道是蒋介石的门生们要替校长出口恶气，方才策划了暗杀行动？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且不是主要原因。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权依仗着装备精良的500万军队，依仗着背后有美国人撑腰，不断地制造摩擦，挑起内战。对此倒行逆施，广大的百姓坚决反对，众多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发声。

李公朴大声疾呼：“内战万万打不得，大家反内战的声音应该喊得更大些……”闻一多说，我们过去那种严守中立的超然态度是自欺欺人，再不能做袖手旁观或装聋作哑的消极中立者，要站出来“明是非，辨真伪，要以民主为准绳”，要和平，要民主，反对内战。

5月份，霍揆彰命令稽查处处长王子民、情报科科长单学修等人布置4个特务组，收集“危险分子”的材料。

6月28日，霍揆彰和王子民携带李公朴、闻一多、朱家璧、楚图南、艾思奇等30余名进步教授和各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约计50人的黑材料飞南京，向参谋总长陈诚汇报，等待总裁手谕。“蒋总裁”此时正为东北问题焦头烂额，无暇顾及。霍遂将黑名单和行动方案留在国防部，返回昆明。

7月5日，南京回电：“……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南京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人硬拗这则电文是“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签发，蒋并不知情。那么，对于一个方面大员的请示，小小的秘书处竟然敢下如此指示？这权力也忒大了。根据程一铭回忆录，“按照蒋的规定，暗杀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到他的事先批准，原因是怕错杀蒋派遣潜伏在各党派内的人物。李公朴被暗杀肯定是得到蒋的批准的，李公朴被暗杀后，蒋既没有下令调查，也没有提及要我破获李公朴被杀案。”

7月6日，霍揆彰和参谋长刘淑琬主持会议，制定暗杀计划，确定由王子民负责首先暗杀最活跃的李公朴、闻一多、朱家壁和龙纯曾。按照预定计划，要对被暗杀者秘密麻醉绑架，活埋郊外或推入枯井。但特务们被“谁先完成谁领赏”，“每杀一人奖法币50万元，升官晋级”的规定所激励，急功近利，不愿意等同伙到齐就抢先动手，杀人方式越来越粗糙蠢笨。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张曼筠夫妇乘公共客车回家，特务汤世良（出庭时改名为汤时亮）、吴传云等尾随上了这趟车，跟踪到李即将回家时，汤、吴和赵凤翔使用美制无声手枪，杀害了李公朴。

弥留之际，李公朴睁开眼睛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无……耻！”并说：“为了民主，完全……为了……民主！”

李公朴昏迷了半个钟点之后，又突然较清醒地问：“外面什么时候了？”

张曼筠告诉他：“5点了”。

他说：“天快亮了！”

5点20分，李公朴永久地闭上了眼睛，年仅44岁。

7月15日，王子民和城防司令部谍报队组长蔡文祈，率领尚福海等特务混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会场，暗中监视。

发表了《最后的演讲》后，下午5时，闻一多和其子闻立鹤走到西仓坝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时，埋伏在此的特务汤世良、吴传云、李明山（出庭时改名为李文山）等人，在尾随至此的王子民、蔡文祈指挥配合下，向闻一多父子连开多枪。

闻一多父子被刺当天，霍揆彰就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向昆明各报送去了悬赏缉凶启事，并开出“凡能捕获凶犯解部法办者，各奖法币100万元，凡能闻风报讯因而缉获者，各奖法币50万元”的赏额。

霍揆彰早在李公朴血案发生后，就指使人散布谣言，污蔑李公仆身陷桃色事件而招惹祸端，又说是“共产党杀共产党”。

闻一多被刺后，这些刽子手故伎重演，霍揆彰召集王子民等开会，决定杀几个人再嫁祸中共。会后，王子民布置稽查处三科科长徐绍阶：把稽查处上尉督导员谢诚、文书袁渊弄到城外枪杀，在报上发布消息，污蔑是“共产党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后的又一‘血案”。随后，由刘淑琬主持召开追悼会。

7月20日，上海与昆明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遥相呼应，称李、闻案主谋是共产党，目的是扰乱社会治安，增加政府困难。

毛泽东、朱德向李公朴、闻一多家属发去的唁电

霍揆彰不仅要诬陷中共，还想借机把脏水泼到龙云家族，以巩固自己的势力，讨好老蒋，顺便军政一把抓，把云南省主席的位置搞到手。7月20日，霍揆彰下令逮捕了原是龙云的重要幕僚、曾任昆明行营及绥靖总署副官长的杨立德，对其施以酷刑，逼其认罪。

7月24日那天，霍揆彰之所以对想暗中帮忙的唐纵坚不吐口，盖因为已经到关键时刻。

7月25日，杨立德终于被屈打成招，当天，霍揆彰前往庐山面见总裁。途经南京时，霍揆彰公然宣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得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队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捕，并供认不讳。”并煞有介事地对《大公报》记者说，李、闻被刺是当前有力集团发动的有计划的谋杀，目的就在于嫁祸政府，谋杀案的主使人已经逃回昭通原籍躲避。矛头指向了龙三公子龙绳曾，指向了云南王龙云。

1946年6月23日，国民党军30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在这个时间节点，蒋介石已经撕下了假和平的面具，用不着装了。于是，也就有了7月5日的那通回电“……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有了这个指示（虽然没有蒋的签字），也就有了李公朴、闻一多的遇刺。

那么，他为什么要求迅速彻查呢？原因只有一个——美国人。

（7月18日）约宴司徒雷登与马歇尔，今日来山也。餐后谈共党问题，马对共周自称其已失信心，而张君劢等于其在京起飞时特属马司为昆明暗杀案向余警告，以为彼等生命已无保障，政府谈判自难继续云。此等投机小肖寡廉鲜耻不足道，惟可证明无识者必无胆，是对人之心理又一发明也。

------蒋介石日记

7月25日，霍揆彰赶到庐山，一本正经地拿出伪造的案卷材料，有板有眼地汇报，等待“校长”夸赞，结果等来的却是蒋介石一顿“娘希匹”。原来，24日上午与唐纵谈话后，由于霍坚不承认，两人无法沟通从而私下找出解决办法，唐纵没办法只好向蒋汇报了。有了大鼻子美国人的压力，又有了唐纵的小报告，霍揆彰知道无法隐瞒，只得如实向校长坦白。

对于这位心腹爱将，蒋除了爆出一连串的幼稚、愚蠢、娘希匹外，就是“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

7月26日上午，蒋将宪兵司令张镇与霍揆彰找来，一起研究昆明刺杀案如何解套。晚上，把顾祝同、卢汉、张镇、霍揆彰找来共进晚餐，指示顾祝同与霍揆彰一同飞往昆明帮其擦屁股。

7月27日，召见顾祝同指示李、闻案九项处理方针。根据蒋的指示，这些国民党大员们拟定了如下办法：在警备司令部那些凶手中，用奖励和升职作诱惑，以保证生命安全为条件，要求他们“挺胸做烈士”。将李、闻案分开，李案从地方帮派（黑社会）找一人挺出来担责，往民事纠纷上扯，由地方审理。闻案交警备司令部解决，就说是青年官兵听到有人侮辱领袖，一时热血上头而冲动刺杀。要突出李、闻被刺完全是“咎由自取”。

这个时候的蒋，蒋的思路是要捂盖子，要保霍揆彰的，他并没把这当成多大的事。只要戏码演的好，美国大鼻子还是很好糊弄的。

然而，转折出现在30日，这一天马歇尔又上山了。

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一份备忘录中说：“马歇尔将军指出近于无休止的内战迹象和一些似乎政府方面的过格行为。他旋即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这使委员长尴尬万分。”(《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

到了8月，事态发展更加严重，美国总统杜鲁门根据马歇尔拟定的草稿，以私人通信方式向蒋介石提出了警告。这是一封被中美关系史学者多次提到的著名信函，闻黎明（闻一多之孙）曾在台湾“国史馆”见到这封信的原始档案，信函是经驻美大使顾维钧翻译后以电报方式发回国内的，电文由四人翻译，因各人翻译速度快慢不一，因此哪个翻译好了就先拍发哪个，可见发电的紧急程度。阅读此信后，闻黎明发现，“杜鲁门在信中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正是以李闻被刺事件为例证的。”

信中杜鲁门明确提醒：国民党必须慎重处理闻李惨案，不然会对美援华立场进行重新审定。1946年8月，美国开始实行对华武器禁运，武器禁运究竟有多少李闻血案的因素很难说清。不过，随着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10个月后美国又恢复了对蒋家王朝的军援。

美国爸爸的态度很重要，很快，空军司令周至柔带着蒋的最新旨意来了。

“傍晚赴巫家坝飞机场与周总司令至柔晤面。周含主席命来。传达闻案意旨，现在此案外间知者甚多，尤其美方业有详尽调查，必须认真办理。美方表示，美国固然痛恨共产党，但同时也痛恨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厉害，当年德国向英美表示愿与联合打共产党，英美人民觉得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可怕，故与共产党联合打德国。” （《唐纵日记》）

关键时刻，警备司令部的连长汤世良、排长李明山（事实是在呈报蒋介石审核时，蒋提出以稽查处特务的名义不好，应改为特务营的一个连长、一个排长比较妥当，王子民等不得不第二次编口供。)，“奋勇”挺了出来，奖赏规格是每人500万元。

8月25日，经过两次走过场的“公审”，判决结果出来了：“凶犯汤时亮、李文山被处死刑，杨立德与本案无关交保开释，李成业仍被拘押续讯。

本来按原计划，汤、李二人要用两名替身在行刑前换下。但蒋介石担心出差错，不想再节外生枝，顾祝同只有假戏真唱。第二天早晨，监斩官——宪兵十三团警务团团副张拯东将汤、李二人灌醉，拉至东站外三公里路边执行枪决，随即掩埋。剩下参与谋杀李、闻的稽查处长王子民，少校组长崔镇三，上尉组员蔡云祈、秦永龢，中尉组员包玉田、刘锡麟、何毅、张文尧、尚福海，少尉组员王开基、赵树林、崔宝山、张德明、欧阳元化、仲刚，连同他们的家属二十多人都被集中到大理的无为寺里养了起来，生活上优待，但要与外界隔绝。

8月25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昆明金碧别墅招待记者，宣布霍揆彰之云南警备司令职已被革除，以何绍周(何应钦之侄)继任。另外，昆明警察局局长龚少侠“未能防范社会治安的谋杀”，予以撤职。

8月26日，顾祝同签署陆军总司令部法审布字第元号布告，宣布刺杀闻一多的汤时亮、李文山两凶手在昆明枪决。

至此，震惊中外的闻一多惨案，最终在蒋介石授意，军警宪特共同编织的谎言打扮下，变成了下级军官“义愤杀人”的偶然事件。而李公朴案则被冷处理，无人再提起，直到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仍是一桩没有结果的悬案。

霍揆彰被免职后，带着金银财宝来到长沙小吴门外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1947年，沈醉去看望他，“他对我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1947年3月，霍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遭到被霍栽赃的龙云坚决反对，蒋才重新下令对霍“严加管束”。但到了11月，霍又被推为国大代表，而且被任命为第16绥靖区司令官。

1949年5月，第16绥靖区改编为第11兵团，霍揆彰任司令官。6月，所部改编为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部，任总司令兼行政长官。随着解放大军的步步逼近，同年秋霍揆彰去了台湾，1953年病死。

王子民等杀手们也都于1947年底被释放，很多还委以重任。王子民先后担任过湘鄂边区五县联防指挥官、湖北第四区保安副司令等职务。‎

1949年12月，血债累累的崔镇三和吴传云、崔保山、赵树林、赵凤翔相继被解放军抓获，李步云、彭景仁因顽抗被击毙；1950年3月，参与指挥暗杀李公朴的特务营长熊福广在重庆伏法；1951年1月10日，血案组织者王子民在成都伏法；1951年4月，参与“李、闻惨案”的袁炳南、崔宝山、兰亚民、吴传芳四名特务在昆明被判死刑；1951年6月11日，李公朴、闻一多案的主要凶手崔震山在重庆被处决。

蔡云祈被释放后投奔霍揆彰，在第十六绥靖区当上校参谋，后来跟随陈明仁在湖南起义。他领到解放军发放的起义证后，回了老家江苏盐城伍佑镇乡下，做起了油坊生意。

1957年4月，改名为蔡云旗的特务蔡云祈，躲藏多年后，一天多灌了几碗黄汤，酒后失言，自己吐露了当年参与血案的内幕，最终被群众举报而抓获。审讯中一开始他坚决否认李闻惨案与他有关，当公安机关拿出证据时，他又改口称自己的任务是跟踪，坚决否认参与谋划和开枪。他还强调，自己是个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

1957年7月2日，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处蔡云旗十年有期徒刑。新华社发布此消息后，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群众普遍认为判得太轻，要求重审，甚至有人写信给中央领导。1958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一篇消息：杀害李公仆、闻一多烈士的刽子手蔡云旗伏法。

1969年，参与杀害李公朴的凶手赵风翔被清查出来，判处死刑。

许多年后，一些别有用心者和海外反华势力刻意为李公朴、闻一多血案最大的幕后指使者、授意者蒋介石洗白，妄图将其从惨案中摘除出去。对此，借用一个历史典故来反驳：曹髦之死，应该说司马昭并未明确授意手下对于曹髦要死的不要活的，可是如将杀死曹髦的罪行，一概归咎于下手的成济兄弟，这能够让人们信服吗？

李公朴和闻一多的牺牲，迎来了人心的大转移。这场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杀，把国民党专制统治之黑暗暴露无遗，对民心向背和众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在国共之间的抉择发生了深刻影响。

蒋介石败退台湾，痛定思痛，总结出一大堆失败原因，却唯独忽略了闻一多在“最后的讲演”中喊出最关键的一条——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这就是正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终极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