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利华

1968年底，经历了“文革”两年多的折腾，学校分配方案下来了，我们67届毕业生，无论高中、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这意味着在学校停课两年之后，我们要离开校园，奔赴新的生活目标。按照先例学校的老师和领导做了动员，我们的班主任说，除非瘫痪在床的，所有的人都得走。那个年月，买什么都要各种配套的票证，如买一床被子，就需要布票和棉花票。下乡的补助是有限的，每人一个木箱票，还有些布票、棉花票和少许钱等。动员之后，大部分同学就开始忙于报名、转户口等事，对于那些因各种原因不愿下乡的同学，学校也有办法。例如，学校老师三番五次上门动员，反复宣讲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等，比较有创意的是把大红喜报敲锣打鼓地送到你父母的工作单位，同时高喊着欢送某某同学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惊天动地的锣鼓声会让你父母周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孩子被分配下乡了，如果不去，父母在单位抬不起头来，这在孙子兵法中叫“围魏救赵”。如果不是神经无比坚强，最好的选择就是赶快报名，一走了事。

转眼到了出发的日子，1969年1月初，北京到了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地院西省延安地区的安塞县，从地图上看比北京的纬度高，海拔也比北京高，应该更冷。于是，大家都全副武装，使自己尽量暖和一些。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送走了好几批同学，有去东北建设兵团的，去山西插队的，去内蒙古插队的，现在，我们要走了，也还是有些人来送行，至少自己的父母是一定要来的。车站里人头攒动，随着火车笛声的长鸣，告别的哭声达到了高潮。我突然注意到男生和女生哭的方式极其不同，因为身处女校，从来没听到过男生的哭声。原来，在中国传统理念中有泪不轻弹的男士，一旦痛哭起来，竟是那么惊天动地，似乎更加无所顾忌。随着火车渐渐驶出北京站，亲人和朋友的身影逐渐在视线中消失，大家又恢复了常态，拿出自己从家中带来的各种吃食请大家分享，车厢里洋溢着活跃和快乐的气氛。到底是十几岁的孩子，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

经过了一昼夜硬座车厢的颠簸，大家已经精疲力竭，我们到了古城西安。又是三四个小时的火车，到了位于西安北边的铜川。铜川是一座煤城，市民多以挖煤为生，大多住在山上的窑洞里。就在这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在寒冷的冬夜里，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住下，身下铺着厚厚的稻草，抬头仰望着窗外的繁星和星星点点的灯光，思念着北京的亲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和自己的亲人，有的人忍不住哭了起来，立刻感染了一教室的人。正在这时，有人喊“吃饭了！”大家几乎同时站起来问吃什么，当听到是小米饭时，又开始兴奋起来，拿着自己的饭碗，打回带有冰碴的小米饭，语文课上的课文-贺敬之的《回延安》所描述的画面立刻呈现在眼前：白羊肚手巾红腰，小米饭把我养大。一路劳顿，实在有些饿了，看着黄橙橙的小米饭，想象着诱人的香味，将大大的一口饭含在嘴里时，又冰又冷，口水融合之后，小米饭一粒一粒跑得满口都是，就是不往喉咙口跑。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小米饭大多被倒在垃圾桶里。

入夜，天下起了大雪，第二天，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整个山川大地。从铜川到延安大约不到300公里，没有铁路，只有崎岖的盘山公路，下雪路滑，翻越盘山公路很危险，只能等雪停下来才能继续上路，我们就在铜川耽搁了近一个星期。直到天有些放晴，通知说可以上路了。正常行驶的话，从铜川到延安需要8小时，因路面有冰雪，汽车轮子被裹上了铁链子以增加摩擦力。一路上，我们被盖在车棚上的苦布挡住了视线，偶尔，苫布被凛冽的寒风掀开了一角，几十辆卡车首尾相接行驶在山路上，我们看不到后面的路面，只见一排排挂满冰雪的树木向后退去，浑然不知此时此刻的风险。一般来说，这样的恶劣天气是不能行车的，可是又不能无限期地在铜川等下去，别无选择。后来才听说，有一辆车翻倒了山沟里，幸亏是行李车。

我们一大清早上路，直到天黑才到达延安。送我们的是军用拉货用的大卡车，尽管把所有御寒的衣服都穿上了，毛衣毛裤、棉衣棉裤、毛袜子、棉鞋、棉手套、棉猴（当时北京流行的一种戴帽子的棉大衣）和大拉毛的长围巾（当时北京流行的一种带长毛的长围巾），由于人多挤坐在地上，没有任何可以活动的空间，路上又不可能下车休息，到达延安时，腿脚早已麻木，好不容易在别人的帮助之下，从大卡车上爬下来，因为我有晕车的毛病，在车上既不敢喝水，也不敢吃东西，生怕路上会呕吐。一到车下，所有的生理反应都上来了，又饿又乏，手脚上的冻疮也开始又痛又痒起来。在延安大学，总算吃了一顿热饭，洗了脸，还用热水洗了个脚，美美地睡了一觉，这是自离开北京后最舒适的一晚。第二天，天没亮就开始上路了，朦胧的夜色中，睡眼惺忪的我们告别了久仰的延安，还没有来得及分辨出东南西北和著名的宝塔，解放牌的大卡车载着我们连同行李已飞驰出延安城，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奔去。

我们插队的地方行政隶属于安塞县，但距离安塞县城140里，离延安市只有70里，延安当时是一座地区级辖市。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到了公社所在地，一个叫砖窑湾的地方，因是大生产运动时的砖窑而得名。从延安到公社有一条公路，记忆中好像一天只有一班公共交通车，从公社到各个生产队只有山路可走了，在公社吃了饭，生产队郑队长用驴车把行李拉上，我们一行七人跟随他到了插队的地方-水磨砭，水磨砭村共有16户人家，我们成了第17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他们大多是20岁上下的青年学生，其中的许多人未满18岁，但从此结束了学生时代，并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知识青年”，简称“知青”。这个名字竟然伴随了他们的一生，不管日后走到哪里，不管在做什么，“知青”成了一代人共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