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我喜欢的古诗之一，诗题也作“别东鲁诸君”。这是首记梦诗，也是游仙诗，意境雄伟，充满了奇特瑰丽的想象。其表现手法虚实相生、变幻莫测，向来被视为李白浪漫诗风的代表之作。

唐天宝三年（744），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这是李白政治生涯上的一次失败。他没有选择在东鲁过怡情养性的舒适生活，而是再一次踏上了无拘无束的漫游之路。这首诗正是李白放还之后失意与失望的情愫寄托在山水之间的感情表达，充满了奇诡、曲折、变幻的浪漫色彩。这里不仅有“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更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内心呼唤，李白的愤懑与傲岸便呼之欲出了。

明天启七年（1627），身在北京的张瑞图以其具有个性的行草书抄录了李白的这首极富梦幻色彩的诗歌，时年57岁。这是张瑞图成熟时期的佳作，为纸本、册页，共14开，55行，计311字。每开横25.7厘米、纵30.5厘米，是北京荣宝斋的藏品。款署“为铭石兄草于审易轩中”的“审易轩”，是张瑞图中年所用的斋号，其在北京及晋江创作的书作都曾使用过。当下大多数书者认为，这种抄录式的书作，书法与内容联系不大，没必要强拉硬扯说关联。

而笔者认为，内容与书写应该是有联系的，特别是行草或大草，对内容稔熟，写起来才能气息通畅、从容自信。“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书者心里不应该仅有法帖，更应该有诗词的滋养。当下的我们，虽无法探知张瑞图读李白这首诗会生发什么样的感慨，但读一首好诗，激发书者的情绪，有忽然欲书的冲动，却是作为书者的真实体验。李白诗的波澜起伏，与张瑞图行草的舒卷激荡互为表里，让人回味无穷。

张瑞图（1570—1641），字长公，号二水，别号果亭山人、芥子居士、平等山人，室号晞发轩、天事斋、清真堂、审易轩等。晚年名其室为白毫菴、杯湖亭，自署白毫菴道者或白毫菴居士。晋江（今福建泉州）人。

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廷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那年，张瑞图38岁，已近不惑之年。后以礼部尚书入阁，晋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崇祯三年（1630），因曾附魏忠贤，为魏忠贤生祠写碑文，被定为“阉党”，后被罢官隐居而终。《明史》将其列入“阉党传”。

读其履历，我们常常会叹息。张瑞图出身贫寒，有过勤学苦读的奋斗历程，“学优则仕”的梦想经他的努力成为现实，官居显位，仕途通达，但是，他却没有赶上好时代。他赶上的是一个不理朝政昏庸的皇上朱由校，与一个专权跋扈的宦官魏忠贤。在魏忠贤与“东林党”之间，显然张瑞图站错了队伍。在个人功名和社会道义二者之间权衡，张瑞图将魏忠贤一伙当权派当作保护伞，面对政治风云变幻、朝中纷乱的党派斗争，他一定是有所领悟的。

读刘恒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张瑞图在21年的仕宦生涯中，至少四次请假回乡。官员请假，也是常情，可是，每次张瑞图在家“休假”的时候，朝中都有大事发生。我们似乎能察觉到，他是在有意无意地躲避尖锐的政治斗争。他不愿牵扯到朝中的是是非非中去，这种在政治上明哲保身的处理方式，似乎与董其昌如出一辙。

但不管左躲还是右闪，最终还是没有躲过被列“阉党传”的历史悲剧。也许有人觉得他有点冤枉，其实，不管怎么说，张瑞图为一己的安逸自保、畏于权势而作出的错误选择，总是要在人格上“买单”的。幸好有书法，让张瑞图走进了书法史。

张瑞图的行草有极强的辨识度，是因其风格的鲜明独特。他的书作，我多次在博物馆里看到过，对后世的影响，应以行草书法为最。其小楷与擘窠大字，亦精绝不凡。

这本李白诗册，前八面字略大，笔画亦相对粗放；后六面字相对变小，字势稍收。也许这是一本预先备好的册页成品，笔势的前放后收是作者根据内容字数所作的调整，以利于全篇完成。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书法创作中也常常出现，不足为怪。张瑞图的草书，以圆转为方折、中侧并用的方法，是发前人之未发的一种创造，也是辨识其草书的一种标识。

比如，第一面的“海客谈瀛洲，烟涛微”几个字，除了“海”用行书之外，其余七字都是草书。“客”的各部、“瀛”的月部、“洲”的州部、“烟”的因部、“涛”的寿部以及“微”字，都把圆绕的弧线写成了翻折的方笔。

这是羲献、旭素草书里所没有的用笔方法。圆转显示阴柔，方折显示刚健，易圆为方、猛厉峭拔，是一种被“破坏”掉的审美，这种别出心裁的用笔方法，给人以灵蛇入草、撩水拨云般的新奇感受，是草书技法的发展与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