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春秋时属吴，是个沿海的渔村，也是吴越两国争霸的古战场。到了宋朝，因海船云集，便在这里置市舶提举司，属华亭县，管辖外来船舶。明朝嘉靖年间，因倭寇横行海上，松江知府开城筑垣，3个月内造成周围仅四里的县城。清朝时，县城开始繁荣富庶，由十条小巷的小邑，发展成大小街巷六十多条。既有太平街、张家路等大道，又有肇家浜、方浜等河流，而上海县城的东南一隅，以城隍庙为中心，人口稠密，市井喧闹，商业繁华，店多成市，人们便将该区称为"南市"。自从西方国家把上海大部分土地开辟租界后，南市成为由清廷管辖的"中国地界"。
清同治年间，肇家浜西侧的漕河泾，还是一片无人主管的荒地，只有几户人家住在简陋草房里，种菜为生。某年，有一个姓黄的男子汉，带了妻子儿女，自苏州到上海来投亲，住在姊姊家里。一家4口，屋小挤不下，就在旁边空地上搭造一间瓦房，作为栖身之地。
那男人姓黄名炳泉，三十来岁，身长而挺拔，稍瘦而有精神，难得听到他那带浙江口音的话语。一对藏在厚眼睑内的眸子，斜视人时射出锐利的眼光，像要把人看透，直看到心里。他除了在菜园里种菜管田外很少露面，仿佛故意回避，不想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他来到漕河泾后，几乎闭门不出。连"十里洋场"的租界都没有去过一次。只有初一、十五，到城隍庙去烧香叩头，而且立即回家。他的妻子黄邹氏见人就笑，一口苏白，和丈夫相处得倒还和睦，也很能干。一天到晚，除了服侍丈夫外，还要料理家务。好在女儿阿宝从小伶俐懂事，虽然只有十岁左右，却是母亲的帮手。出生在苏州的儿子，生于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1868年12月14日），今年5岁，面庞圆团团的像娘，眼睛凶煞煞像爷。头发稀朗，梳不成辫子，父亲就把他剃成光头，还取笑他是和尚投胎，奶名就叫"小和尚"，正式名字按"金"字辈份叫"阿金"。到了上海后，妻子又生了个女儿，名"招弟"，希望能招来个弟弟，怕"小和尚"命薄养不大。后来果然生了个儿子，取名"金木"，可惜夭折，招"弟"还是没有"招"牢。黄炳泉求子心切，寻了个姘妇"麻子阿金"，偏偏又生个女儿，于是他将阿金母女一起丢掉。
邻居们对新搬来的黄家总感不同一般。从黄炳泉的举止、神态、谈吐、表情，以及生活起居和衣服家什，都和四周农民甚至他的姐姐、姐夫也不一样，即使在上海县城里也不多见，大家从他姐姐嘴里探听不到什么，只有背后窃窃私议，猜测黄家有些令人感到神秘的来历。
黄炳泉是有一段非同小可的经历。他是浙江余姚人。在衙门当差，衙门都有"三班":"快班"、"皂班"和"壮班"。黄炳泉的父亲在余姚衙门"皂班"里当差役。"皂班"分"皂"与"隶"两种，"皂"是执刑的差役，"隶"是站堂、吼道和听杂差使，所以黄父是"皂班"里最不起眼的小脚色。他干了三十多年，官老爷换了十几任，站堂吼道近万次，喉咙也叫哑，来去送文跑断了腿，别人油水捞足，他只得到皂役嘴角流出来的下巴馋涎。熬了30年总算熬出头，新官上任后，调他到"班"里当"捕快"，带几个新手，可是时来运不来，只当了一年，就生重病。他害怕好不容易到手的差使会被别人抢走，就哀哀上告，要求自己的儿子黄炳泉接替他的位子。
黄炳泉比他父亲机灵、聪明而且生性好动。他读过几年私塾。父亲希望他长大后做官。他看到自己的塾师，当初也是熟读四书，指望当官，结果"三考不中"，又无钱捐官，熬到胡子一大把，只能教几个小猢狲。黄炳泉小时候跟随父亲去衙门。他不喜欢父亲木桩般在公堂上直挺挺呆立一两个时辰，连打板子也轮不到，他爱到"快班"里去听捕快们谈"山海经"，如何侦查凶手，如何捉拿案犯。听得他入迷出神，狠不得自己立刻成为捕快。所以，当他成年后，父亲虽然处处托人为他谋事，他总以种种藉口推托，宁可在家里吃闲饭，一有空就去衙门，或者到茶楼酒肆去接触三教九流，或者熟门熟路地摸遍整个余姚县的街头巷尾，一心想当个自己心羡、别人畏惧的捕快头目。这样混了几年，直到父亲因病告退，自己才得如愿以偿。他进衙门后，先沾父辈的光，再靠众捕头栽培和弟兄们相帮，加上本人努力，不出3年，功绩很多，名气不小，成为余姚衙门"三班"中的小辈英雄。
第四年刚过立春，苏州府出了件大案。有一位富绅家里失窃价值连城的古董。吴县衙门派出捕快四处侦查，毫无结果。知府听说余姚县有个黄炳泉，是破案能手，就特地请到苏州。黄炳泉单人匹马前来报到，虽然地生人不熟，难处很多，可是他要趁此机会一露身手，便跑遍苏州县城，寻觅大小线索，追查可疑行踪，大胆混进匪窝，终于被他一网打尽，水落石出，追回古董，为苏州府立下大功。知府赞赏，百姓鼓掌。最后被留在苏州，在衙门里当捕快头目。
这对黄炳泉来说，无异连升三级。在家乡的父母也因儿子的高升而荣耀，劝儿子在苏州安家立业，早日成婚。在熟人的撮合下，与姓邹的苏州姑娘成亲。次年养下女儿阿宝，过3年又喜得麟儿。黄门有后，大办酒席。
在四年中，黄炳泉为苏州衙门立下不少汗马功劳。难免趾高气昂，得意非凡。不料，因为他破了不少案子，惹怒当地匪盗、歹徒和地头蛇。也由于连连立功，引起同行的妒恨，在官兵匪盗的勾结下，使黄炳泉在查案时左右为难，缉捕时连连失手，新上任的知府一次次责怪，他一天比一天灰心，知道苏州不是自己出生之血地，不可久留。正好那年太平军沿江东下，攻克南京，苏州受到威胁，知府闻风潜逃，树倒猢狲散，黄炳泉身为捕头，难免有罪孽，便领了妻子儿女，携带平时搜刮来的钱财，逃到上海漕河泾姊姊家来避难。
黄炳泉造屋另住后，更引起四周邻居的猜疑，姊姊也因弟弟比自己富裕，却吝啬得不肯多花费一枚铜钱，未免知恩不报。嘴里不说，心里疙瘩，夫妻暗暗商量，就以多种菜为由，要收回弟弟造屋的土地。黄炳泉怪姊姊毫无情义，肚里憋一口怨气，宁可把好好一间屋子拆掉，砖瓦三钿不作两钿当垃圾卖掉，也不留下一木一瓦，只把空地原样还给姊姊。从此，两不来去，他全家搬到比漕河泾兴旺十倍还不止的南市张家路去居住。
清朝末年，被称为中国地界的上海南市，划分为二十七个铺。张家路是条大道，从北三铺通过城隍庙到南三铺，黄炳泉搬到南市，就住在南三铺的北张家宅内，属于老城厢圈子里。这一带居民大多是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每天将家里人做成的小商品，包括香烛、玩具、衣服鞋帽、日常用具，以及糖食果品和各式点心等，一清早，挑担的挑担，推车的推车，搬运到城隍庙四周去摆摊，或兜销给城厢内的商店，人口多，百十家挤在一条巷里，热闹而繁杂。其间也住着各行各业的买卖人和江湖谋生者，如测字算命、银钱牙行和货郎脚夫。总之是城隍庙三教九流汇合之处，也是老城厢三百六十行集中之地。
黄炳泉在余姚时，有一个谈得来的捕快，外号"飞脚"，他在黄炳泉去苏州不久，就托人帮忙，到上海县衙门当值堂差役。地位比过去低，好处比过去多。白天上衙门，晚上在张家宅孵安乐窝。因为他吃衙门饭，左右邻居，以及整条张家宅都对他另眼相看。他不用开口，就可以得到不少送上来的好处。有事相求的，更是敬酒吃饭，还加白银一袋。有一次，他在城隍庙碰到黄炳泉，知道他已经从苏州府流落上海，而且漕河泾的住处也难保住，"飞脚"看在过去的交情上，胸脯一拍，两肋插刀，非但代黄炳泉在张家宅找到房屋，还推荐他到衙门去当捕快。
常言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两句话完全"应验"在黄炳泉身上，他父亲要不是衙役，他也不会当捕快；这次没有"飞脚"帮忙，他在上海立不住脚。于是他将漕河泾家的破旧用具，全部扔进浜里，欢欢喜喜搬进张家宅，再拿所有积蓄在城隍庙买进一堂新家时那样，躲躲闪闪，而是以衙门里吃官饭的身份出现，办了三桌酒席，请衙门新同事和左右邻居大吃一顿，风风光光过天。
在南市这个中国地界吃衙门饭，也好也难。难是难在中国衙门办事，要遵照朝廷定下来的千年皇法，皇法又是对下不对上。于是官官相护、以至坐地分赃，将一场官司办得一蹋糊涂。真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皇法又只管南市，管不到"租界"。外国人到南市来无法无天，犯了中国皇法，逃回租界去，中国衙门不许到租界去抓犯人。住在南市的中国百姓在"租界"做错事，即使逃回南市，也要中国衙门把人作为罪犯逮捕，押去租界审问。这种有油水可捞的官司都被租界抢走。好就好在南市既有不少官绅富商，也是盗匪、恶霸、地痞和流氓聚集之地，为非作歹，偷鸡摸狗，案件不断。贪官们既能与盗匪坐地分赃，也以破案为名，向失窃被盗的富绅人家敲诈。
黄炳泉当捕快多年，资格老，经验足，他知道捕快好似一只在空中盘旋的老鹰，要有一双犀利的眼睛寻找猎物，又要有一对尖利的爪子，一抓就牢。此外更要善于和三教九流打交道，摸情况，追线索。可是他在上海地生人不熟，门路不多，关系又少。于是，他在城隍庙附近的三牌楼开一家小茶馆，招徕四方茶客，七嘴八舌，道听途说，流言蜚语，信口开河，都成为他破案的线索。三年下来，茶馆兴隆，衙门也因他有功升为捕快头目。黄炳泉又一次飞黄腾达，可是苏州的往事使他牢记在心。潮水有起伏，山峰有高低。一个人爬山，到达顶峰，如果贪心不足，再要往上爬，势必从山顶上坠落。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何况树大招风，楼高怕震。树欲静而风不止，再坚实的木头也有虫蚁来蛀，被人打倒不如自己躺下，留个全身和名声。于是他适可而止，激流勇退，告老为民，退出衙门。不当差役，一门心思做他的茶馆老板。他雇了一名"堂倌"照顾生意，自己在茶馆里坐镇，与茶客们闲谈。有差役上门向前辈请教，他微笑不答，或故意把话岔开。说是不管闲事，实则是干了一辈子伤阴骂的事，到老应该修心积德，造福子孙，他每天清早到城隍庙去，求告菩萨城隍老爷保佑儿子"小和尚"阿金将来飞黄腾达。
小和尚阿金自出娘胎，常常无缘无故哭闹，乱发脾气，吵得全家不得安宁。他是黄氏门中唯一的独苗，父亲宠爱、母亲惯纵，成了家庭小朝廷里的太上皇。有一次，吃饭时发脾气，把饭碗摔破后又吓得大哭。他妈怕他受惊，从店堂里捧来一大摞茶碗，让儿子一个个朝地下扔，叮当声响，碗片四溅，逗引儿子趣笑。平时，想啥要啥，父母也要啥给啥，满足他的欲望。五岁那年，宝贝儿子忽然得了天花，黄炳泉在茶客中间打听名医，又到城隍庙玉清宫西厢的温天君菩萨前点香燃烛，叩头许愿。妻子还在城隍老爷的"三巡会"上，穿了红衣红裙，扮成罪人，随着出巡的銮舆游街，为正在患病的儿子赎罪。不知道是名医回春乏术，还是城隍爷不肯显灵，病愈之后，脸上留下了一块麻皮，在他尚称端正的五官之上却点播下令人厌恶的缺点。他母亲肚里烦恼，父亲心神不宁，抱了他到城隍庙豫园内挹翠亭旁，在奎星石上找那个被称为"奇人"的星相家慧道人去看相，求问祸福。慧道人既会相面，又能摸骨，对小脸端详一会，又上上下下摸了一阵，半是奉承半是恫吓地说："这小囡生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头大如斗，嘴能容拳。常言道：'头大能享福，口阔吃四方'。难得一副福相。只是……"道人蹙着眉，微微摇头，"只是皮肉单薄，加上麻皮破相，以后当多灾多难。如果能养大，倒是后福无穷！"
母亲听到儿子既有福，又有灾，不禁又喜又忧，回家后和丈夫商量：小儿子已经夭折，阿金这条命根子一定要保住。言语之中埋怨丈夫过去不该吃衙门饭，伤了阴鹭；还怪他不该姘一个麻子女人，把麻子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害得本有福命的阿金多受灾难；好端端的脸上多了一块麻皮，使人厌恶，令人寒栗。黄炳泉听了老婆的话，呆头呆脑想了几天，生意也没心思做。自从城隍庙的"奇人"嫌黄金荣生得皮肉单薄以后，做母亲的绞尽脑汁地给儿子滋补身体。于是，"小和尚"一天三餐，顿顿鱼肉，连粥里也要加上一匙猪油。到了十岁那年，果然长得肥肥胖胖，黝黑滚壮，这才让他进私塾去求学，还特地请人按照"金"字辈分，取了个学名"金荣"，盼着"小和尚"长大了能"黄金满堂"加上"荣宗耀祖"，比他当捕快的父亲更加威风和有后福。
黄金荣戴了顶红球瓜皮帽，穿了件长袍，拖着条小辫子进了猛将堂附近的私塾读书。有时因睡得太熟，母亲不忍叫醒他；有时因吃得过多，装肚子痛而逃学。一个月里有十五天赖学，加上他"心思闲、脚头散"，五年内实际只读了两年书，认得了别人一年就认得的字。他的同学们早已熟读了《论语》、《诗经》，而他还读不通《千字文》和《三字经》。他虽不喜欢读书，对写字却很有兴趣。可能是从父母嘴里经常听到说自己有后福的原故，他最拿手的是写斗大的一个"福"字。握笔，运腕，摹仿老师的姿势和神气，但写出来的字却不成体。正楷一笔一划，草楷乱涂一气。每到年关春节，父亲小茶馆的帐桌旁就摆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叠裁好的红纸。矮胖的"小和尚"捋起衣袖，悬腕起笔，摇头晃脑在桌上写着一个个"福"字。每写完一张，他母亲就拿着向茶客兜售一张，嘴里不住地夹着阿谀的笑声喊着："我家'小和尚给各位贵客送'福'来了！"
老茶客们为了面情，从口袋里摸出一壶茶的钱，买下送上门的吉利口彩。
黄金荣没想到自己胡乱写几个字，居然能变成钱，就一张接着一张，越写越起劲，钱也越赚越多。一天下来，竟发了一笔"小财"。他双手捧着一大把钱，笑得脸上的麻子像一朵朵小花。父母望着小小年纪就能赚钱的儿子，也高兴得合不拢嘴，仿佛已经分享到儿子的后福似的。
从此，黄炳泉上街，常常带儿子同行。他们最爱去的地方是南市最热闹的城隍庙。上海城隍庙本名金山庙。大殿供祀着汉霍光大将军，因他防治华亭谷咸塘风潮有功，人们便建祠纪念，并封其为金山神。内阁供着城隍老爷和城隍奶奶。乾隆十二年，一场大火，庙殿被毁，由知县重建；道光十六年，再度毁于火，由众商重修，保持原状。庙殿的仪门上有一块古铜色的横匾，上有四个金色大字："天道福善"。匾下挂着一面半丈长的十三档大算盘，在算盘横档上用殊砂写着四个红字，因年代已久，字迹早已模糊。黄炳泉要儿子踮起脚跟观看。黄金荣眯着眼望了半天，才结结巴巴读出四个字："不由人算。"
其实黄炳泉早就知道是这四个字，却故意考问儿子："你懂得这四个字的意思吗？"见儿子摇头，就认真对他解释，"祖上有句老话：'人有千算，天只一算'。不管啥人，不论做啥事，休想强得过天，天老爷早就替我安排好了，你千算万算，都没有用。懂吗？"
黄金荣当时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后来慢慢才明白过来。在以后几十年中，"不由人算"这四字无形中就成了他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原来一切都由命运安排，有福的人能享福，无福之人该吃苦。
二人踏入殿内，只见龛内的神像高约丈余，身披红袍，手执玉笏，瞪目怒视，令人生畏。两旁立官皂隶。黄炳泉点燃了特地从吴家弄毛裕泰买来的泥香蜡烛，向霍大将军匆匆作揖后，又对左右八个皂隶的泥像跪拜不已，还要儿子也随自己连连叩头，少叩一个也不许。
"你知道这八个菩萨的名字吗？"父亲依次指点，"左面四个叫昇钱、房昌、朱明、杨福；右面四个叫王昌、金齐、嘉周、祥陶。他们姓名里都有个吉祥的字，不是福就是昌，不是钱就是金。"
"你都认得他们？"金荣睁大了两眼，好奇地打量着父亲，没想到父亲对这几个菩萨竟如此熟悉。
黄炳泉得意地微微一笑，十分尊敬地望着这些泥神说："他们也就是我的祖宗。我过去在苏州当捕快时，也和他们一样。你看多神气！多威风！"他出神地望着那几个手拿令牌、手镣和各种刑具的泥塑像，心里又涌起一阵悔意：不该一时失算，失去这个既威风又发财的好差使。嘴里不胜感慨和怨愤地长叹一声："唉，要不是太平军，我怎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
父子俩说着又来到后殿，也就是城隍庙的正殿。相传城隍老爷名叫秦裕伯，生于元朝，曾擢福建行省郎中。元末世乱，他隐居上海。明太祖几次敦请，他以自己曾受元朝爵禄，不愿离开在南汇的母坟，不做不忠不孝之人为由，坚持不出，活到78岁死去。明太祖哀悼："生不为我臣，死当卫吾士。"并封他为上海城隍。五百多年来，这位又忠又孝神面赭色的城隍爷和城隍奶奶，始终端端正正坐在庄严的神龛里，丰颐长须，神仪俊朗，以保护上海百姓为己任，天天承受人们的叩拜。但他对世上百姓祈求解除苦难、希望得到幸福的心愿，熟视无睹，置若罔闻。
自认为又忠又孝的黄炳泉，此时又借城隍老爷的事迹一遍又一遍地炫耀自己的过去，还要儿子孝顺以后的自己。
父子俩上街回来，父亲应付茶客，黄金荣双手托腮，坐在茶桌之间，听众人扯山海经。有的讲侠客仗义，有的则满嘴鬼怪，对此，他都听得津津有味。如果有两帮流氓来"吃讲茶"，他就靠在墙角，一眼不眨地来来去去看个明白。有时双方因一言不合，跳出店外大打出手，他就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暗暗叫好。对战胜者则是百般的敬仰和赞佩。
有时，父亲不许他赖学，连哄带骗劝他去学馆。他一出家门，只要见左右无人，就拐进一条小路，窜到附近的城隍庙去。他的大姐两年前嫁给了裱画店小老板。这家裱画店专向书画家们和笺扇庄承接各式楹联、屏条、堂幅和扇册，代为裱托。黄金荣踏进门口，就悄悄地站在裱糊桌旁，兴味十足地观赏那位被称为"画郎中"的裱画司务的绝技。裱画司务姓赵，人称"赵巧手"，身穿一件干净的淡灰长袍，辫子整齐地在头颈绕了两圈，挽起袖口，伸出洗得雪白、瘦弱的双手，用纤长的指头，既小心又灵敏地把一幅幅字画裱成精美的笺幅。他用三色绫使足不盈尺的字画变化多端，用深色细边将屏条显得端庄挺直，用单色绫陪衬又可将横幅随意伸长或缩短。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会让一幅纸皱色褪的古画恢复原状，还能将一张破损残缺的碑帖起死回生。黄金荣总是踮起脚，张开了阔嘴，跟在这位"画郎中"后面，一直看到天黑，要不是他姊姊送灯出来，边哄边赶他，他还不肯回家。
黄金荣就这样浑浑噩噩混到十四岁。他父亲黄炳泉为儿子辛辛苦苦操劳十多年，几乎把茶馆赚来的钱都用在儿子身上，最后，一场急病，他看不到金荣飞黄腾达，就遗憾地离开人世。他一死，妻子为了"要面子"的丈夫死后哀荣，负债办丧事，丧事结束，债主把小茶馆变卖抵债，寡妇孤儿一家三口，只得在张家宅小屋里苦度岁月，靠母女俩洗衣，难过日子，便将儿子送到"猛将堂"去做零碎生活，混口饭吃。"猛将堂"是庙宇，有不少和尚。"小和尚"金荣吃不起苦，还常常欺侮大和尚，闯了几次祸，被众和尚赶了出来，母亲无法，就送他到姐夫的裱画店去当学徒。
【沈寂，原名汪崇刚，浙江奉化人，1924年9月生于上海，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在《小说月报》《万象》《春秋》《紫罗兰》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40余篇，并出版小说集《捞金印》《两代图》《盐场》《红森林》。1946年起主编《幸福》等杂志，1948年创办人间书屋。沈寂结识了当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柯灵、张爱玲等不少作家，亦熟悉阮玲玉、周璇、黄金荣、杜月笙、哈同等上海滩风云人物，出版有传记文学《一代影星阮玲玉》《一代影星周璇》以及关于黄金荣、哈同的传记小说《大亨》《大班》，是写老上海人物的行家里手。著名作家，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杰出电影艺术家"称号荣获者，上海文史馆馆员。2016年5月在上海市病逝，享年9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