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民以食为天，粮从土中来，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人们完全是看天靠地吃饭，而农耕文明的萌发，更让土地成为了最为宝贵的生存资源，这来自大自然最原始的馈赠，见证了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关系的变迁，因而土地的分配，也成为了古往今来各统治者最为重视的核心问题。

从井田制到两田制，我国各朝代先后推出过众多田地政策，其中隋朝的均田令，更是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稳固了长期战乱后新生政权的统治，也预示着唐朝中期土地分配矛盾的全面爆发，从隋朝均田令的发展演变中，我们能够窥见一个朝代的兴衰。

中华大地上，曾上演过无数次战乱与纷争，西晋八王之乱，让塞外数十个少数民族政权有了可乘之机，拉开了华夏大地近300年的南北分裂序幕，仓皇南下逃亡的司马氏只管偏安一隅，守着自己的半壁江山自欺欺人，将整个北方腹地拱手相让，整个中原大地彻底乱了。

残忍的五胡铁蹄不断践踏过往繁华的华夏大地，制造一桩桩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人们在痛恨东晋的无能之时，也不断奋起反抗，直到隋朝建立，这样南北对峙，各方势力混战的局面终于结束，整个华夏再度实现大一统。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隋文帝的权柄，是从北周门阀氏族手中接过来的，即使他同样出自世家大族，也无法一蹴而就改变被各大家族势力掣肘的现状，作为最直接的生产资源，土地问题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所有矛盾的集中体现。

隋朝初期，大部分土地依旧把持在各方豪强势力手中，利益驱使下，各氏族依旧持续进行土地兼并，导致大批百姓难有良田可耕，为谋求生计无数农民离开家乡成为流民，更有甚者因无地可耕铤而走险作奸犯科，这严重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治安，更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新朝初立百废俱兴，为了安抚民心，缓和底层百姓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有效遏制诸多门阀氏族的占地行为，隋文帝推出了均田令，鼓励百姓开垦收归朝廷的无主荒地，将少地无地的百姓捆绑在土地之上，督促他们安心进行耕种生产为国创收。

北魏孝文帝

事实上，均田制并非隋代首创，而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就已大力推行。而这样的举措，主要是因为连年战乱，甚至“朔南久已互墟，河北烬为灰烬”，整个北方地区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现象突出，为保证税收与耕地，当权者开创性提出了给百姓授田的政策。

而这一土地政策，在之后的北齐、北周都被继承与发展，直至隋朝时期，在大一统趋势下，在整个南北方一同推行开来。

所以，隋代均田令的提出，主要是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同时统治者下发“大索貌阅”的户籍整顿制度，让过往嚣张侵占国有土地与农民耕地，肆意苞荫民户来扩张家族土地与奴仆数量的豪强，顿时被套上了枷锁，无法明目张胆地实行土地兼并。

不过，尽管同为均田令，隋代所颁布的政策内容却已与前代大不相同，尽管传统说法认为隋朝均田令“皆遵北齐之制”，但事实上无论在内容还是精神上而言，隋代这一政策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成为了当时维护官僚阶层利益的利器。

二、官僚集团利益的保护伞

封建统治维护的一直是官僚阶层的利益，所有政策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因此在隋朝均田令的具体内容中，这一核心思想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隋代民间授田一般分为露田与永业田两种，露田主要为指定种植五谷的农田，永业田也被称为世业田，指私人所有的土地，隋朝直接从国家政策层面，对此进行整顿，让此类非法所得土地合法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此类土地的获取，打击了豪强想要非法兼并土地的行为。

在均田范围上，隋代有着明显的阶层划分，“自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普通百姓与官吏、军人的授田数量差距极大，“多者至百顷，少者至四十亩。”

作为最底层的存在，百姓所授予的永业田是最少的，每户的成丁男性“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同时“受露田八十亩”，而妇人只授露田四十亩，奴婢则“依良人”，与此同时，露田在六十岁时还需归还朝廷。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尽管隋初规定了一户百姓至少共有百亩田地，可依旧存在“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的情况，至于缺少的那八十亩田地去哪儿，不言而喻。

相较而言，官吏授田力度极大，其实行典型的“职分田”制度，依据职位高低进行差额授田。其中京官“一品者给田五顷，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放官员“亦各有职分田”，另外各级官府机构还有“公廨田以供用”。

而军队作为维护王朝统治的有力保障更不可忽视，尤其隋朝取消了长期存在的“兵农分离”制度，推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这就让主要靠官府养活的军人只能“垦田籍帐，一与民同”，除如百姓一样的露田、永业田外，他们还有园宅等地，而且规定其露田“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

从均田范围划分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这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官僚被摆在首位，军人次之，百姓垫底，可见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保护统治阶层的利益。

其中百姓所授予田地范围，也只是在豪强与官吏占有之外的无主荒地，面对“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的现状，统治阶层首先考虑的就是让无地百姓迁徙还乡，强调即使给百姓授田，也不可损害功勋之田。

此外在授田年龄上，相较于前代的粗略规定，隋朝更为细致，严格区分了十八至二十为中男，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男子为丁，二者皆可进行授田，并且将自北魏起就一直被忽视的老少均田一事，也纳入了考虑，这自然也带来了还田年龄的变化。

由于北魏等时期地多人少，严重缺乏劳动力，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妇人也被纳入授田之列，隋朝初期也一直延续了此种划分，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开始迅猛增长，诸多城镇人户猛增趋势明显，导致其管辖区域的田地数量缺口渐大，均田令的执行难以继续。

这样的形势下，隋文帝在位期间所划分的授田对象，也必然要进行改革，毕竟一定范围内的土地资源终究是有限，因此当隋炀帝登基后，不再扮演耕种主力之一的妇人，直接被废除授田，与此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奴婢群体。

隋文帝

其实，土地资源的急剧减少，除人口增长这一主要因素外，为稳住众多功勋势力与官僚集团，上位者以土地做嘉赏的行为，也严重影响着国有土地资源的流失，诸如杨素因功“赐母三顷”，来和团因有功而“赐地十顷”等行为屡禁不止。

这也表明隋代土地私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各阶层对于获取土地资源的渴望也极为强烈，导致想要平衡朝堂势力，安抚功勋与官吏的当权者，不得不进行妥协，其中还不包括各势力巧立各种名目所夺取的田地数量。

隋朝均田令的提出与演变，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产物，随着自南北朝时期依附豪强生存模式的减弱，底层百姓获取独立生存资源的渴望越发强烈，这也倒逼想要坐稳统治地位的君王，为江山社稷而计，与前代大不同且颇具时代意义的均田令，也就此产生并对整个隋朝的统治与盛唐的到来，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隋代均田令，通过不断革除前代土地政策的弊端，并积极进行开拓创新，让整个制度更加趋于完善，令在北魏末期就不断崩坏的土地制度焕发了新的生机，对巩固统治与稳定民生建设，产生了正向作用，也为其富庶的社会经济奠定了基础。

唐朝初期，出于民族大融合与耕种劳力的需要，依旧承袭了隋朝均田令的主要规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改革与完善，急剧缩减功勋与官僚阶层所授永业田数量，并对身患“笃疾、废疾”者进行授田，同时对寡妇等群体也做了特殊关照，极大地体现了当权者的人性关怀。

也因此，在唐朝中叶之前，隋代传承的均田令，为其盛唐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极大地调动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群体的发展，为整个大唐的繁荣与安定都提供了有利保障。

不过好景不长，由于“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曾在唐朝初期兴盛一时的均田令，逐渐成为一纸空文。

唐朝中后期吏治的混乱，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整个社会土地兼并也随之加剧，为谋私利者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将国有土地化为私有，统治阶层为保证税收，对已授田百姓横征暴敛，导致苦不堪言的底层人民无奈卖田寻求依附。

公元780年，两税法问世，均田制彻底被瓦解。

其实，均田令的消亡，是早已注定的结局，其产生于地多人少，急需大批流民耕种的时代背景之下，当无主之地与荒地数量锐减，皇权与各地方官僚势力结合更为紧密，中央高度集权时，就已经预示着给百姓均田之策不再有生存空间，因为其所出现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

不过就算如此，我们也需公正地评判这一土地政策。

须知农民与土地，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伙伴，无人耕种的土地，只会成为长满杂草的荒地，无法产出粮食，而隋代均田令，不仅极大地缓和了民众与当权者的冲突，更将劳动力与生产要素相结合，盘活了荒芜的土地资源，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发展与稳定。

任何的历史政策，都要放到时代的背景下去评判，我们必须认识到，均田令的萌发，是依赖于大量无主土地、荒田的存在而出现的，是封建王朝为发动百姓垦荒以增加国家税收的有力手段。

因此尽管如今看来，隋代均田令中，土地公私并举现象严重，更为后来的社会发展埋下了祸根，也不可磨灭其在连接农民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间亲密关系，以及恢复农业生产之中所产生的巨大历史作用。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从古人的土地改革中，汲取经验教训，先辈们用自己的惨痛教训向后人们发出了预警：如果无法有效调和人与土地的矛盾，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终将引发新一轮的纷争。

参考文献：

《隋书》

《资治通鉴》

《册府元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