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弼看来，历世为天下所患者，外夷狄而内奸雄，而奸雄之害更甚，“小则有割据之患，大则致倾亡之祸”。

早在景祐元年（1034），时北宋与契丹结好，西夏未叛，夷狄之患并未被纳入考虑范围。富弼认为朝廷的当务之急为治国安邦、防止内乱，待国泰民安、政教宣达，“则奸雄不得志，于是蓄锐而退”。

宝元二年（1039）元昊始扰边，富弼担心的仍是怀有二心之人助贼为患，“奸雄侮于内，夷狄扰于外”，使国家分身乏术，难于应对。九月富弼上《论西夏八事奏》，指出元昊扰边以来，相继三次以民充军，天下财赋十之八九用以赡军，“人民无所逃避，变乱岂有不生？手足之患未除，心腹之疾又作，则臣深为执事者危之”，多次提到了关中用兵，要在抚恤百姓，防止内乱。

比起夷狄横炽，富弼更担心的是横征暴敛导致农民承受不了负担而起义造反，从根本上动摇北宋统治。对夏、辽用兵，巨大的军资耗费会加剧北宋本就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国家为了敛财只得向百姓施压，拣民充军、变相税收使百姓不堪其苦。如：在太平岁月里，北宋每年从陕西诸路征收的钱、粮、绢布等，总数加起来不过两千万；而对西夏用兵以来，立即增加到将近三千四百万，较之前增加了十分之七。

西夏未叛之前，各地虽有盗贼，但从未有敢入城行劫、杀戮官吏之人；而对西夏用兵以来，物力穷困，人心嗟怨，朝廷不能抚慰百姓，遂使其聚而为盗贼，“贼入州县打劫者约三四十州。今则白日公行，擅开府库，其势日盛一日”。

因此对于边事可能会引发的叛乱，富弼则显得极为担忧，“表里合攻，臣亦甚为陛下忧之”。熙宁九年（1076）夏，交趾叛变，富弼上疏建议神宗不宜出兵引战，并反复提到安民问题。言：“与此时赡军所费，一并取足，则民不堪命，无以为生，啸聚惊骚，或难禁戢。伏愿陛下降诏有司并下诸道，切以宽民为务”。

提到西夏问题，“闻秦、陇之外，数年用兵，克取熙河等五州，别立一路，开地进境，开拓故疆，诚为国朝美事”。富弼虽对西夏用兵取得的战果加以肯定，但却话锋一转：“然而远近共传，当时杀戮人命，不可胜计，费耗财用，莫知纪极，陕西即今上下穷窘已甚，事苟得实，臣窃忧之”。

富弼在遗奏中，提到西师之失，亦言：“边兵寡弱，村落萧条，士无斗志，难复为用，久戍未解，粮饷不时，百姓畏恐穷困，前日继有调发，已不从命，度此事势，可不深虑哉”！富弼认为，“奸雄四起，贼满天下，则大事去矣”。纵观历史，秦末、隋末、唐末，三朝皆因此而乱，富弼十分担心北宋步前朝后尘，因此面对西北边事，富弼秉持息战通好、谨慎御边的原则，以求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国家得以长治久安。

在宋、辽、夏三边关系中，最让富弼殚心竭虑的则是辽夏二敌相互勾结。悉数富弼关于边事的上疏奏章，无一不提到这一隐患。早在宝元年间，富弼就认识到辽、西夏将直接影响北宋的国防安全。

庆历四年（1044）又言：“臣深见二虏为患，卒未宁息，西伐则北助，北静则西动，必欲举事，不难求衅。两下牵制，困我中国”。熙宁年间，当朝廷准备对西夏大举兴兵时，他亦反复提醒神宗“伏缘西夏与北敌常为犄角之势，盖北敌山前后十八州，每恐朝廷有复取之意”，对于军情民心，朝廷须常加防察，绝“不可使至于此极也”。在遗奏中，富弼亦是竭力相劝：“臣观今日近忧，最在西事。不惟夏人以前日之怨，必思报复，又辽人虽重信好，未敢轻绝，然怀齿寒之忧，又窥举动之失，岂不乘此间隙，阴相党助，为我深害乎”？

富弼行事谨慎，颇为深谋远虑。他深知面对辽夏两个劲敌，北宋的力量显得较为薄弱。神宗虽胸怀开边的远大抱负，然太平天子并非开国创业之君，尤不可概然举兵。北宋用兵只是虚张声势，而辽却是有备而来，以虚声而邀彼实来者，成败胜负显而易见。

北宋轻率用兵，引起辽夏犄角之势，定会给北宋带来边境危机，由此富弼一再要求神宗口不言兵，而其休兵养民的思想便自然不被统治者积极开边的政策所容了。元丰末年，宋军灵武失利，大败而归。神宗当朝恸哭，诸大臣不敢仰视。神宗叹曰：“谁为朕言有此者？”而后又自问自答道：“唯吕公著数为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

其实不然，富弼一再劝说休兵，只是神宗以其苟安，不曾理会罢了。对此，朱熹有着中肯的评价：“神宗锐意为治，用人便一向倾信他。初用富郑公，甚倾信。及论兵，郑公曰，后来倾信王介甫，皆从此起。熙河之败，丧兵十万，神宗临朝大恸，自得疾而终。朱熹认为，自神宗朝对辽夏边事轻率用兵，削弱了本就不支的国力，“遂至倾覆。反思郑公之言，岂不为天下至论”！老臣之心，拳拳所望，神宗在兵败后对富弼先前言行当有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