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县衙门里的隶役，分皂隶、民壮和捕快三班。有的在县官身旁侍奉，有的是卫兵，有的看守监狱、缉捕罪犯，有的站堂行刑。黄金荣初进衙门，只当了一名值堂差役，是三班之中最低卑的职位。轮不到公事时，就终日兀立在县衙门门口，听候差遣。他虽和别的隶役一样，头戴黯红毡帽、身穿深灰长袍，右袍角撩起塞在黑腰带里，露出一双穿着扎脚裤、布袜双梁鞋的矮腿，手执两头红中间黑的"水火棍"，挺胸凸肚，威风凛凛，但这只是"门神挡乞丐"，吓唬吓唬小百姓而已。
他原以为进了衙门，可以和梁捕快他们一样，终日在外游荡，耀武扬威，呼幺喝六，把受贿诈取到的油水灌进肚子里去，终日寻欢作乐。没想到每天站酸了腿，却一无好处。他向母亲发牢骚，母亲回答："你不送人家油水，人家会给你鸡吃？当初你阿爸爬上捕快头目，也花了不少钱，后来就十倍、百倍地捞回腰包。"
于是，黄金荣又是请客，又是送礼，讨好三班头目。半年之后，果然见效，把他调到"签稿房"，专事递送公文。好像是上升一级，却是个比站衙门口更吃力的苦差使﹣﹣三天两头，半夜起身，手提灯笼，背负雨伞，送公文到松江府。夏日穿赤脚"快靴"，冬天着长袜"蒲鞋"，来回100里，深夜才回衙门。逢到日晒雨淋、刮风下雪，更是苦不堪言。
黄金荣又回家发牢骚，谈吐中还夹杂着不满的嘲骂，埋怨梁捕快让他上当，白白花费冤枉钱。母亲又骂儿子不懂世故，微薄的礼品怎能作为登高的阶石。
黄金荣双拳撑腿，低头默想一会后，毫不客气地向母亲提出："是不是先把小妹招弟办嫁妆的钱借给我用用，将来加倍还你们。本来嘛，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花了钱收不回，我升了官发了财，会有你老的好日子过。"他回头见母亲面呈难色，就直言相劝，"我再拆穿了说，当初大姐出嫁，家里也花不少钱，可她后来怎么样？"
在黄金荣怂恿和逼迫下，母亲只得把女儿办嫁妆的钱交给儿子。招弟就只穿了一套花布新衣裙，随身带了生活用品，坐一顶小轿，抬到婆家去，嫁给徐步洲。招弟在轿里一路啼哭，暗暗赌咒：今生今世再也不回娘家了，永远和无手足之情的麻皮哥哥断绝来往。
黄金荣掠取了妹妹的嫁妆钱，除了自己吃喝，均如数送给了梁捕快。梁捕快可能被他的美意所感动，就把他从"签稿房"调到"签押房"，当承接案件的差役。从此，黄金荣常常跟在梁捕快屁股后面，进餐馆吃白食，到戏馆看白戏，也去见识赌场和烟馆、妓院。某日，当梁捕快为办一件案子到公共租界（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后称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去打交道时，还亲自带了黄金荣当下手，一则让他认路，也让他到十里洋场的租界去见见世面。
按照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除上海知县经行租界准用仪仗外，其他中国官员须事先向领事馆领取照会，否则禁止通行，穿军装制服者尤为不准。据说江苏"学政道"来上海巡视学校，途径租界，仗首的头锣两具，被称为"红头阿三"的印捕没收，还逼令下属脱下官服。从此上海县衙门里的差役，单独去租界，都要换上便装。黄金荣和梁捕快就穿了短衣长裤，合坐一辆可以通行英、法两个租界的"大照会"东洋车。这"东洋车"是同治年间由法国人米勒从日本输入英、法租界的，最初雇佣日本人拉车，故沿称之谓"东洋车"，又因车身漆成黄色，又称"黄包车"。车轮木制加铁圈，又大又重，在马路上辘辘作响，好不威风。他们穿过法租界，又经过横跨英、法租界的一条浜河﹣﹣洋泾浜上的外洋泾桥，抵达公共租界。一路之上，梁捕快作为向导，指指点点，叙述这些地名的出典。外滩是英国军队进入上海后最早控制的地区，在洋人控制的海关前，矗立着曾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中英北京条约》的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的铜像。因为他帮清朝政府商借英法两国军队镇压太平军有功，租界当局立像纪念，让他代表大英帝国，在死后仍高踞上海滩，一直用虎视眈眈的目光威胁着中国百姓。外滩面朝黄浦江一带，高筑起一幢幢大石砌成的大厦，开设起一家家外国银行：有美国的花旗，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还有日本、帝俄的。每家银行前，挂上形形色色的外国国旗，它们印发钞票，汲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在公园桥旁的外滩公园门口，挂着蓝底白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大木牌。黄金荣他们只能在车上隔着铁栅翘首窥看，只见在那仅供洋人玩乐的幽雅树园里竖着被我云南人民打死的英国间谍马嘉理的纪念碑，还有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镇压太平军有"功"的英、美将军华尔和戈登建造的"常胜军纪念碑"。他俩来不及看到公园的全景，就被在园门口看守的印捕驱走。
离开外滩公园，沿着大马路向西行驶，马路两旁是二层楼房。底层开设各种商店，二楼是装有雕栏的住房。商店门前悬着一块块小招牌。路上来往行人不多，有的穿短衣衫裤，有的穿长袍，瓜皮帽下拖着长辫，悄然而畏缩地迈步行走。马路上有"东洋车"来去穿梭，偶尔有几辆只许洋人享用的译音"海司美"牌马车，车厢华丽，蹄声得得，肆无忌惮地在马路上疾驶而过。而马车夫却穿着箭衣、缨帽，完全是清朝官吏的朝服。有一两个身穿红马夹的清道夫，手拿长柄扫帚，弓着腰，巴结地扫去被马车卷起的灰尘。梁捕快告诉黄金荣："这条路原来叫'公园弄'。自从上海有了租界，外国人爱白相，花界路开了个公园，他们骑马从外滩到公园，经过这条路，所以叫公园弄，后来租界改名为南京路，一直通到西藏路，我们上海人叫它大马路。"
他们又向前行进到界路（今河南路）的公园，只见一队骑着骏马的万国商团的洋兵，在空地上练习射击；也有不少洋人在跑马；另一处，有一对对洋人夫妇在玩"五柱球"。梁捕快一一指给黄金荣看："那是'靶子场'，那是'抛球场'。都供洋人练武、游玩。"
再往前走，看到门前有栅栏，屋顶有檐角的保安司徒庙有不少善男信女，身背香袋，鱼贯而进，祈求菩萨赐予平安和幸福。离保安司徒庙不远，便是公共租界警务处最早设立的巡捕房。
梁捕快要车夫停在划定的地区，带了黄金荣卑躬屈膝地进了巡捕房，到总写字间去递呈公文。黄金荣在屋外等候，听到近处刑讯室里传出惨厉的叫喊，方知拘留所内也囚禁了不少罪犯。其中一个在肩上还压着沉重的木枷。黄金荣偷偷打听，原来有3个中国学生，与洋巡捕发生口角，被押进巡捕房，有两个被罚打二百大板，主犯被判"荷枷一月"，说要等洋巡捕被扯坏的"警服"做好后才可开释。目睹这几个青年无辜受害，黄金荣既感到这些人可怜，又以捕快眼光认为他们是自找苦吃。
梁捕快办好公事，走出巡捕房，还要车夫继续向西。过去不远便是"跑马厅"。今天正在举行决赛跳浜，几乎上海滩大半洋人都集合在这里取乐赌博。在同样的"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阻挡下，中国富商们带了眷属坐在轿子里，在场外观赏。而平民百姓，只有在赛马场短栅外，付给地保几枚铜钱，站在长凳上，老远老远地观看。黄金荣就在黄包车上绕着跑马厅兜圈子，边看边听梁捕快在一旁滔滔不绝地介绍它的来历："跑马厅原来不在这里。说起来还是四十多年前的事，英国在上海开辟了租界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利用运送鸦片和信件的马匹，成立'跑马总会'，赌博玩乐。先是占用我们刚才看到的'抛球场'作为跑马场地。后来那里的市面兴旺起来，他们就把场地高价卖出，搬到泥城浜，就是现在的西藏路。过了没几年，又换到这里来，占地五百多亩。老人说：当时，这里原是个小村落，有一个'跑马总会'的洋会员，骑了一匹马，在这里兜了个大圈子，他骑马在前，有人跟在后面，在他马蹄踏过的地方，打上木桩，再用绳子圈起来，绳圈里的地方就作为跑马厅场地，有不少住在里面的乡下人不识好歹，洋人给钱，他们不要，强赖着不肯搬。钱虽少，可总比没有好吧？人家洋人是租界主人，有权有势，又有枪炮，拿鸡蛋去和石头碰？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结果打死了不少，只得哭哭啼啼离开。"
黄金荣对一路上所见所闻，既感到新鲜，也由此略知租界的畸形面目和奥秘内情，禁不住摇头赞叹：
"租界就是洋人世界啊！"
梁捕快接着对洋人表扬道："那些洋人看起来是专横一些，可是他们也立了不少功。你说，咸丰年间的小刀会、太平军，攻打上海，我们清廷还不是全靠洋人出兵，把那些乱匪一次次打退、打败？当时，我们衙门里上下官员，还有富商贵族，都逃到租界来避难，也多亏有洋人保护，照样逍遥作乐。所以有人说'租界是乱世的避难地，是太平年代的极乐园'，这话千真万确，一点不错！"
黄金荣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想在心里。真是不比不见高低，不量不分长短。周围十里的上海县城，贫穷而落后；十里洋场的租界，奢华又有生气。两者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特别和那些养得肥头胖耳的洋兵印捕相比，自己身为捕快，也显得猥琐可怜。他初次来到租界，就像进入了乐土。回去以后，对这繁华之地久久怀念和留恋。
不久，"签押房"要黄金荣承办一件棘手的诉讼案。
南市小东门，有一家协盛兴商行，老板姓夏，他到英商克鲁森洋行去做交易。一进门，该行职员先赠送小磅秤一具，和东印度公司出品花名簿一册，上写"我辈来华，志在贸，以公平为主，如不可信，可询之佛国中人"，夏老板接过礼品，热情地请洋行代购美国花旗面粉五万包，注明是"红狗牌"商标，但事先并无货样，仅以书面契约为凭，先付一半定洋。几个月后，五万包面粉由洋船运至十六铺。堆栈以后，夏老板打开粉袋，发现袋内全是红色劣质之粉末，包包如此。他当即去洋行交涉。对方竟无理强辩："在合约上写明，你们所定的是红色喂狗之食料"，夏老板即向县衙门起诉，告洋行欺骗之罪，要求归还定洋。衙门的三班就命黄金荣去公共租界，传讯洋行大班克鲁森。按工部局所订的会审章程规定，中国地方官要在租界内拘捕或提讯人犯，须经领事馆加签，再由巡捕房发给"公堂牌票"，才合手续，否则作为非法"越界捕人"，捕人者反被捕，并送公堂惩办。这次是黄金荣单身匹马挑大梁。他藏好公文传票，沿着上次梁捕快带他的路线，来到英国领事馆。在门口站岗的印捕不许他踏进大门一步，他只得在铁门外等候，街上的冷风吹得他瑟瑟发抖。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后，传话出来，命他先回衙门，"公堂牌票"随后送到。不料，一个月以后，还是音讯全无。黄金荣发急了，生怕"上面责怪自己工作懈怠，梁捕快却毫不在乎地拍肩安慰他说："这是常事。洋主人怎么会听凭你知县大人使唤？"
又过了一个月，英国领事馆非但没送来传提克鲁森的牌票，反而由租界里的会审公廓发下提审协盛兴商行夏老板的传票：案由是克鲁森洋行控告夏老板悔约，所定之五万包面粉按时到沪，堆藏仓库，却故意不予提货，也不付款，迄今该货因储藏过久变质，成为红色粉末，要求商行赔偿一切损失。县衙门不敢怠慢，要"签押房"立即将夏老板拘捕，将本是原告的夏老板改为被告，送租界审理。
黄金荣和工部局派来的巡捕，押着夏老板到公共租界的会审公。自从英国与清政府订立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取得"领事裁判权"后，又订立了《洋泾浜章程》，规定洋人在中国犯了罪，或成为民事被告时，可不由中国官厅审讯，而由英领事自行审判，"会审公解"便是他们掠夺中国司法权的产物。由上海道宪派员与英国领事组织一个法庭，洋陪审官的话就是法律，穿着清朝官服的中国谳员只是驯顺地旁听的陪客。公不但保护犯罪的洋人，而且有权审讯无辜的中国百姓。黄金荣押着夏老板进入左右有两排木栅的公廓大门。经过阴气沉沉的大天井，上了台阶，来到森严的公堂。先将夏老板关入公堂旁的"号室"里，这间木板屋已挤满等待审判的中国"人犯，在轮到审理时，由英捕将被告带入公堂，黄金荣退到天井里听候。
会审很快就结束，夏老板败诉，除要在限期内向克鲁森洋行付清货款外，还要罚款一倍，并负担全部诉讼费。
黄金荣回到衙门，把结果告诉梁捕快。梁捕快摇着头大笑，说出其中的奥秘："租界里的洋老板，每月向工部局纳税，养肥那些洋官洋警，他们能不庇护自己的主人？公扉和巡捕房又每月向中国人征收烟捐、赌捐、花捐、房捐，还有地皮捐、巡捕捐，各种营业执照捐，加上各种各样罚款，分给大家，你看那些巡捕、洋老爷不是个个吃得油光满面？我们这里，哼，十个人加起来也不如他们一个指头！"
这一段话说得黄金荣心动意乱，对租界这块乐园，敬畏而又憧憬。他又常从父亲和梁捕快那些人嘴里听到：上海滩是"人吃人"的地方。"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百姓怕官吏，官吏怕洋人，谁想做"人上人"，不被吃掉，只有"黑吃黑"、"亨对亨"。就在这时候，传来法租界总领事警务处招收华捕的消息。这消息把黄金荣牢牢吸住了，在白天，他怀着跳龙门的激动心情。到夜里，做着身入迷宫的美梦，去租界当巡捕才是永无后患的金银差使。不但是铁饭碗，而且是向上爬的捷径。黄金荣特地到城隍庙前殿八大皂隶前叩头，叩头，再叩头，虔诚而慷慨地许愿：若有发迹之日，当重修庙宇。第二天，他换了一套整洁的长袍，到法租界公董局设在公馆马路的总巡捕房去报名。不料没有录取，多亏邻居陶婆婆的儿子在法巡捕房做事，送礼打招呼，才让他当三等华捕。
早在1756年，英国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经理毕谷称上海是个"有希望的商港"，建议英国政府将上海作为对华通商的基地。76年以后，东印度公司派一个名叫林特赛等几个英国人，化装为传教士，借口东渡日本，经过厦门、福州等地到上海吴淞口时，偷偷登陆，又悄悄地在小东门外老天后宫门前上岸，跑遍大半个上海。回国后向政府报告："上海将是东亚的主要商业中心……外国人倘能在此作自由贸易，则利益无穷。"果然，八年以后，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偷偷停泊在吴淞炮台附近的军舰"纳门雪斯号"向上海发射大炮，地方官员弃城出逃，英军总司令部进驻城隍后园一家大当铺里。清政府屈膝投降，订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把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开为通商口岸。英国派原驻印度的野战队炮兵连长巴尔富任上海第一任领事，并向清政府提出成立领事馆。巴尔富又借口上海城内人口拥挤，住屋陈旧，要求在外滩这块地方，划出长2900英尺、宽1700英尺的空地，供与他同来的25个洋人居住。他们都是曾在香港远东商务研究会受过训练，学习中国的朝章国政、风俗习尚的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来，洋人渐增至二百五十余人，巴尔富就胁迫清政府同意扩展住地，以李家庄以南、洋泾浜以北地区为"英人居留地"。而且订立《地皮章程》，规定在这区域内，英国人可以以低价随意租用土地，筑造住屋，并兴建教堂、戏院、学校等场所有权维持秩序，雇佣更夫等。但华人不得居住和享用。清政府官员无法抵制这横蛮要求，便想出个冠冕堂皇的退步藉口：洋女袒胸露肩，有伤风化，为使炎黄子孙免受腐蚀，同意"华洋分居"。于是，这块"华人不得居住"的中国领土，就成为英国无限制的租用之地。英国殖民者称它为"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 ",来法殖民者竟将它称为" Concession "。这名词既可以解释为"租借"，也可以译成"出让"。这个特别名称在世界上可说是绝无仅有，事实上包藏着帝国主义长久侵略我国的阴谋和野心。
就在英国领事馆在上海建立租界后不久，美国和法国的殖民者，也不甘心让上海这块肥肉被他们的竞争者英国抢先吞夺了去，便提出"利益均沾"的要求。法国派敏体尼荫为驻上海领事，也胁逼清政府在英租界与上海县城之间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东至潮州会馆，西至关帝庙褚家桥，方圆9之间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东至潮州会馆，西至关帝庙褚家桥，方圆986亩的地段划为法租界，它与英租界合在一起，周围面积约十里。当时，这块专供洋人居住和活动的场所，就被称为"十里洋场"，后来便成为租界的别号。英国重商，派遣来华的都是从商的东印度公司职员，一到上海先开设洋行。法国重教，来沪者以教士为多，着重建立教堂，广收教徒。接着，美国也派传教士文监师在上海虹口地带擅自买地造屋，自称为"美租界"。后来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因英国人势力大，上海人仍称它为"英租界"。
侵略者得寸进尺，野心家贪心不足。他们乘太平军和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时，以自卫为名，组织"上海义勇队"，在租界外面修筑一条接一条广阔漫长的军路﹣﹣越界筑路，而洋人们以救助为名，一方面把原租界内的住房高价租给逃难者，又在越界筑路两旁抢占土地，建造房屋，造成扩大租界的事实。于是，英、美、法三大租界合在一起﹣﹣东到顾家浜，南至八仙桥街，西达静安寺附近，北通苏州河，几乎占全上海总面积之大半。
两个租界当局，为了保护侵居在上海的侨胞，在各国领事馆操纵下组织"万国商团"；又为了镇压和榨取在租界里的中国居民，领事馆下设警务处和巡捕房。英租界除了英捕外，还从印度调来维尼族头缠红巾的印捕。法租界在法捕之外，又由安南总督杜美差遣29人来沪当安南巡捕。但这些少爷军和奴隶兵无能维持治安，掌握庶政，只能显显威风，摆摆虚架，既不通华语，又不熟门路。法租界公董局总董白尔就提出要巡捕房招用华捕。
黄金荣进入总巡捕房当华捕时，正值法领事馆利用越界筑路扩充为租界地盘，强制世代祖居在宁兴路一带中国百姓的住屋，钉上法租界的门牌，还挨家挨户强征"地皮捐"和"房捐"。居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纷纷将帝国主义在自己家门口钉上的门牌拆除，扔进粪坑。总巡捕房就派出法捕，带了安南巡捕和华捕赶去镇压，强制执行。
黄金荣穿了捕房发给的号衣，胸前左右有两个写着号码的圆圈，单排扣上装，腰束两寸半阔皮带，头戴红缨帽，黑绑腿，快靴，手拿警棍，加上他在衙门当捕快时练就的一副骄横的神气，比起那些骨瘦如柴、满面烟容、牙齿乌黑的安南巡捕，显得威武而神气。他们奉命出发，先对矗立在巡捕房门首卜华德铜像﹣﹣他是法国水师提督，曾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对开辟法租界有功﹣﹣行注目礼，然后跟随骑在马上的法捕之后，列队前进。到达宁兴路时，黄金荣等在法捕指挥下，把带来的门牌钉到各家门口。居民们奋力阻止。巡捕举棍猛击。居民反抗，拾起砖块乱掷。法捕命令开枪。黄金荣等手握警棍，步步进逼，将居民拦至一边，又是劝诫又是恐吓：
"不要不识时务；把你们住屋划进租界，以后就有洋人保护你们，很多人想挤也挤不进来！"
"你们这帮人真是有福不享，有祸遭殃！要是再不肯钉牌，进巡捕房去吃苦头！"
在武力的威胁下，很多住房门上钉上了洋号牌，随即又被迫交付地皮捐和房捐。有的边哭边付，有的边付边骂："我们住在自己地皮上，倒要向洋人付捐？天下还有公理？"
法巡捕完成了钉牌和收捐的差使，趾高气扬地凯旋而归。黄金荣回到巡捕房，也分到从捐税中抽成所得的几百文奖酬。
过了半个月，黄金荣又跟随法捕，到宁兴路西面一块荒地去。那边有几家农户和三四处坟地。公董局意图出廉价侵占这片土地，兴建新屋，开辟通向八仙桥的马路。消息早已传出。当巡捕到达时，几家农户和一两百个坟主，已经严守在祖居几代的屋舍和祖墓前。他们气愤填膺地指责法捕，不准帝国主义的鹰犬们放肆。又是在法捕的命令下，黄金荣和那些安南巡捕等，举棍威吓，同时买通当地地保，唆使一些地痞恶棍，举起钉耙、铁锹，把农民的房舍推倒，将数以百计的坟墓掘开，使这里的活人无法安居，死者尸骨暴露。受害者呼天抢地，伏在残恒、破棺上，悲愤恸哭。
黄金荣面对这凄惨而残酷的景象，毫不动心，反讥嘲他们毫无见识，不谙世故，为什么不肯以破败的坟地讨好拥有权势的洋人，还可以获得为数虽少但还值钱的舍施？
使黄金荣难忘的第三次公差，是对小车工人的镇压。
当时，上海陆上交通工具除了马车、东洋车和轿子外，只有一种被称为"羊角车"的独轮小车。马车只许洋人乘坐，搭东洋车和轿子的价钱也较昂贵，而且不能载货。于是独轮小车成为最实用的代步工具，全上海约有三百多辆。但是租界当局规定，这种外形简陋、行驶时轮声喧闹、有碍市容的小车，从早晨八时起至晚上八时止，不准在热闹街道通行，而且加以苛捐。前几年，工部局在这些辛苦终朝的车夫身上曾一次次加捐，今年，又宣布车捐从每辆400文增加到630文。小车工人忍无可忍，互相约定，在规定加捐之日，全体三百多个车夫，到外滩总会前会合，预备请愿；并派人去劝阻个别仍在推车的车夫，使上海滩的交通陷于瘫痪状态。英、法租界巡捕房立即派出印捕、越捕和华捕分别把劝阻者逮捕，送到"会审公解"，戴了木枷示众。这件事更加引起全体车夫的震怒，涌到工部局和公董局，围在门前大声抗议。英、法领事发急，下令巡捕房出动马巡和华捕，前来镇压。租界上的居民、店员和工人，也都纷纷赶来支援车夫。英、法巡捕骑着高头大马，手执大刀，向车夫猛砍。车夫赤手空拳抵抗，许多人受伤。黄金荣也举着警棍乱挥，群众举起杠棒扁担，拾起砖瓦石块反抗。一阵乱打砍杀，一些外国银行和洋行的门窗都被砸碎。洋人不敢露面。巡捕房眼看招架不住，便出动"万国商团"，架起大炮，连停泊在黄浦江中的兵舰也鸣炮响应，还派出军兵登陆。车夫们在枪弹的淫威下，被迫退却，而租界当局也被迫暂时取消加捐。黄金荣在一场格斗中，眼看这群车夫不如一般居民力弱可欺，就手挥警棍，尽力躲避。假好汉不吃眼前亏，真光棍舍钱不舍命。虽然事后没得到赏金，但身上也没留下伤痕。一场战斗之后，警务处对受伤的巡捕加以慰问和抚恤，这使黄金荣感到洋人赏罚分明、体贴下情，更加重报效尽忠之心，而对那些车夫却凭添怨恨。因为，由于他们反抗加捐，将减少巡捕们每月应得的奖励。
为了报复和泄恨，也为了捞回损失，把从小车工那里受的气出在所有车夫身上。他在没有公差的时候，上街巡逻，帮助安南巡捕撬车夫的"照会"。巡捕房规定值勤的安南巡捕每月至少撬照会30张。黄金荣发现有的东洋车没有"大照会"，或发现有的车夫不在划定范围内停车，他们立即抢步过去，以违反交通规定为由，不由分说，把车子的"照会"撬走。使车夫一天不能做生意，还得自己掏钱要车行再捐一张。而黄金荣把"照会"带回巡捕房，按战利品多少获得一笔笔奖赏。
公董局和巡捕房通过几次冲突事件的教训，认识到由洋人出面对中国居民明目张胆的镇压和欺榨，会引起不可收拾的民族仇恨和对立情绪。最好在华人中另外豢养一批忠实的鹰犬、假装打扮起来，勾结地方上的流氓、地痞和地保，到各处去惹事生非，欺压良民。而公董局作为帝国的代表，天主的信使，出面保护居民利益，骗取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和荣誉。于是，从现存的华捕中选择加以重用。警务总监发现黄金荣进房以来，一向忠诚，服从，工作巴结，连连立功，就要他脱下"号衣"，穿上便衣，脸上的表情由凶狠恶狼改为笑面老虎，由华捕提升为便衣侦探﹣-"包打听"。
【沈寂，原名汪崇刚，浙江奉化人，1924年9月生于上海，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在《小说月报》《万象》《春秋》《紫罗兰》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40余篇，并出版小说集《捞金印》《两代图》《盐场》《红森林》。1946年起主编《幸福》等杂志，1948年创办人间书屋。沈寂结识了当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柯灵、张爱玲等不少作家，亦熟悉阮玲玉、周璇、黄金荣、杜月笙、哈同等上海滩风云人物，出版有传记文学《一代影星阮玲玉》《一代影星周璇》以及关于黄金荣、哈同的传记小说《大亨》《大班》，是写老上海人物的行家里手。著名作家，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杰出电影艺术家"称号荣获者，上海文史馆馆员。2016年5月在上海市病逝，享年9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