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出现过数以万计的历史人物，在这群杂然纷陈、无奇不有的历史人物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受到了人们的关注。那便是佞幸之人，这类人物最早记载于司马迁《史记》的《佞幸列传》中。

西汉时期的佞幸群体出现在历史中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数量较其他历史时期更多而且权力也非常大。西汉时期的佞幸之人之所以兴盛起来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着极大关联，而他们自身也是凭借着个人的言辞、才能等获得了君主的宠幸，给当时的政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1. 善于谄媚君主，迎合君主喜好

《说文·女部》中称：“佞，巧谄高材也。”便可理解佞幸之人是善于言语交际，为人巧慧的人。身居高位者，往往喜欢被人谄媚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能够用言语技巧来与君主进行交际并获取他们的关心，是大部分佞幸之人获取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

邓通是汉文帝时期一个有名的佞幸，他本是蜀郡南安的一个普通船夫，靠着自身的谄媚深受汉文帝的喜爱。《史记》也记载了：“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

一次汉文帝身上长了一个脓包刺痛难忍，在医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还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去处理脓包，邓通为了巴结汉文帝，向他示好，便主动为他吸取脓水。

而后，还为了巴结当朝太子，在汉文帝询问说：“天底下最爱他的时候”邓通主动说道：“宜莫若太子。”可见，其谄媚功夫十分了得，一来他为汉文帝吸取浓水赢得好感，二来他又讨好了未来的君主，为自己日后的前程早做谋算。

还有汉元帝时期的石显，他更是凭借着出色的口才，在政治上不动声色打压了自己的劲敌，冯野王曾因汉元帝过分宠幸石显使其专权而弹劾过他，俩人之间从此有了过节。一次，汉元帝询问石显关于冯野王担任御史大夫一职的事情，其实汉元帝也是想借此来测试石显是否公私分明。

对汉元帝十分了解的石显知道他是一个懦弱的人，冯野王的妹妹是汉元帝的妃子，汉元帝没有很强的魄力能够举贤不避亲，所以汉元帝最终是不可能重用冯野王的。

因此石显便主动说到他自己不会公私不分，夸赞冯野王是个有才能的人，但同时他又指出了汉元帝若是重用冯野王的话，会落得个宠幸外戚的名声，表面上看石显是站在汉元帝的角度处处为他着想，其实石显真正的目的是取得汉元帝的信任并且阻止冯野王担任御史大夫一职。

这些佞幸之臣们均是靠着深谙帝王之心、凭借着出色的谄媚技巧与口才，在君主身边收获专宠获取利益。

2. 自身有一技之长

备受君主宠爱的佞幸之臣们，也不光光只凭借着言语上的技巧才能赢得圣心，他们中不乏有些人是靠着自身的才艺技能获得青睐的。

比如，汉武帝时期的宠臣李延年，他本人虽受过“腐刑”，但却有着一身出色的技能，他懂得音律、擅长谱曲，恰巧汉武帝也是一个喜爱音乐的人，并且有着很深的音乐造诣，因此缘机，二人可谓是“珠联璧合”。

李延年也在历史上留下过名作。“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凭借着这首词，李延年成功将自己的妹妹送到汉武帝的身边，一时之间，荣宠极盛。

还有韩嫣，作为汉武帝时期有名的佞幸之臣，他很早就出现在汉武帝身边，《史记》中记载，“……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以故益贵，官至上大夫。”与汉武帝自小就相识的韩嫣，他深知汉武帝想要消灭匈奴的雄心壮志，自小便勤加练习骑射技能，熟读兵法。

靠着这个技能，韩嫣被汉武帝重用，并官至上大夫，在政治场上荣耀无比。可见，佞幸之人懂得帝君的喜好，能够培养一技之长，这才能获得帝君的欢心，从而赢得家族荣耀、赚得政治权力。

3. 善谋略、趋利避害

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能够获得他的宠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擅使谋略、懂得趋利避害。西汉时期的佞幸群众，能将谋略使用得登峰造极，不同于君子，佞幸之人只在乎自己的个人利益，只要能达到目的，不管使用什么手段对他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

石显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汉元帝时期有名的佞幸之人，石显靠着一手好谋略，趋利避害，残害了不少大臣。深受汉元帝宠幸的石显，他权势滔天，在一众大臣萧望之、张猛等人弹劾他的时候，石显直接逼迫害死了这些名臣们。

而后因为萧望之身份地位尊重，石显承受了不少舆论压力，为了平息这些流言，他故意使用谋略，举荐名儒贡禹身居高官，这下流言算是给平息了下来，也给他自己带了一个贤名。

汉成帝时期的佞幸淳于长也工于心计、擅长使用谋略，他深知“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于是淳于长十分巴结汉成帝与王太后，在外戚大将军王风也就是王太后的哥哥，汉成帝的舅舅病倒之后，他主动前去照顾，为此几天几夜都没有好好休息过，这件事情使得淳于长得到了王氏外戚对他的赞扬，也得到了汉成帝加倍的宠爱。

可见，为了获取既得利益，佞幸之人们必须是要擅长使用谋略，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护专权。

1. 政治制度、统治思想的变化

佞幸之人凭借着皇帝的恩宠，立即就能够加封进爵，这一现象在西汉时期是相当普遍的。处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的西汉，无论是在政治制度还是统治思想上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先从政治制度上看，西汉承袭秦制，采取的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到了西汉时期统治者对加强君主专制、巩固皇权更是花费了许多时间精力。而这一情形显然是更有利于佞幸群众的兴起。

一次，邓通因为专权，恃宠而骄怠慢了宰相申屠嘉，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申屠嘉直接将此事告到了汉文帝处，并且状告了邓通往日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恳请汉文帝能根据朝廷律法严惩邓通。

但无奈汉文帝对邓通十分宠爱，不论申屠嘉怎样诉求，他都对邓通极尽袒护，丝毫没有任何的惩处行为。

可见，君主专制的加强使得这些佞幸之人有了被保护的力量，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君主专制更是到达了顶峰，皇权的加强使得被汉元帝袒护的石显直接逼死了萧望之，而后不管是谁告发显都会被汉元帝给一一驳回。可见君主专制的加强，使得皇权至上，佞幸群众在其庇荫之下，越发兴盛起来。

从统治思想上看，西汉从前期的黄老思想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都相应地刺激了佞幸之人的发展。黄老思想主张的是“无为而无不为”，主张发挥臣民的主观能动性。

这样便给佞幸之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较宽松的环境，他们能凭借着名正言顺的理由在朝堂上无所顾忌去迎合君主的喜好获取荣宠。

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主张的君臣关系便是要求臣子应对君主保持忠诚，这样的礼制要求便使得佞幸之人对君主的奉承迎合变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对君主来说，在儒家思想宣扬“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的思想下。君主的皇权更是被极大加强，所以佞幸之人受到君主的保护力度也就更大了，这也是为什么西汉时期佞幸群众数量如此之多的一个缘故。

2. 文景之治后社会风气的奢靡

《史记》中记载：“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才，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经过文景之治后，全国上下深受秦末战争的创伤已被渐渐抚平，社会财富也大力提升。

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往往会形成追求富贵的奢靡之风。天底下拥有最多财富的人，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谁能得到皇帝的欢心便将得到了无尽的财富。而这些佞幸之人们便深谙此道理，对待君主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从一穷二白到富可敌国的例子不少，汉文帝的宠臣邓通便是其中之一。

在遇到汉文帝之前，邓通只是一个穷小子，获得宠幸后，汉文帝直接赏给他了一座铜山，可见这样的奢靡之气是从上而下带动的，佞幸之人在此风气之下，备受恩宠而后又反过来推动这些风气的蔓延。

佞幸之人获得恩宠，拥有了专权，便也要培养自己的势力，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并不光彩，是在尊孔、尊儒的西汉社会中不符合道德要求的。为了使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能够一直延续下去，佞幸之人们必须寻求外在的团结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结党营私。

朝廷的权贵人士便是他们巴结笼络的对象，比如汉成帝时期的邓通、汉武帝时期的李延年、韩嫣等。这些佞幸之人为了巩固地位、获取利益结成了不少党羽，逐渐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群体。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佞幸之路，开始结党营私。

但这样风气是被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一旦大臣们开始结党营私便容易对皇权的集中造成影响，而汉成帝时期的佞幸之人淳于长便是依靠着显赫的权势影响了朝中众多大臣纷纷依附于他，最终形成了一个以淳于长为中心的政治群体，但淳于长最终还是被皇帝罢免了。

由此可知，纵使佞幸之人获取了无上的恩宠，但若是这样的他们对于君主来说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是会被打压的。

西汉时期佞幸群众的大量增长与当时的社会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治制度上，西汉时期的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统治思想上，倡导尊荣儒家，强调臣子对君主的忠诚。这些都对佞幸之臣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保护。

而佞幸之臣们也大多懂得怎样讨好皇帝，有着吸引皇帝的才能与谋略，这也是他们为何能不断获得恩宠的原因。但同时，佞幸之人的发展也给统治者的皇权带来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