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我国社会文化进入一个多元发展的阶段。
既是由于唐朝统治阶级本身长期深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也是由于唐朝强盛的国力给整个唐朝社会带来的蓬勃活力。
当时的唐人无论是在对外还是对内交往中，都呈现出一种极高的自信。
在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多样性成为唐朝社会文化的一大标志，而胡饼的流行便是这种标志的具体体现之一。
胡饼在唐朝的流行并非一蹴而就1、胡饼并非是在唐朝时才传入中原
胡饼，指的是一种体积相较于其他饼较大、且上面撒了芝麻的饼。
事实上，早在西汉时期，胡饼就已经伴随着战争，从西域地区传入中原，其原料作物也在中国地区有着较为普遍的种植，“汉征匈奴，取其胡麻、稗麦、苜蓿、蒲萄，示广地也。”
直到东汉时期，食用胡饼就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
甚至由于汉灵帝本人对胡饼的热爱，还导致在首都洛阳城内，制作胡饼成为一种热门风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是胡饼的忠实粉丝。
此后虽然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乱世，人们对于胡饼的热爱却并未消失，此时的胡饼无论是在制作工艺还是其作物的种植上，也都更上一层楼，从而再度提升了胡饼的流行性。
2、唐朝多元融合的民族环境对胡饼的流行有所帮助
虽然从自我认同来看，李氏皇族绝对认为自己是汉人。但如果从文化方面来看，李世民他们就显得没那么传统了。
无论是隋朝还是之后的唐朝，其统治阶级都是来源于北周政权的勋功贵族，而北周又是由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氏所建立。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唐朝统治阶级自然难免深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
从而使自己得以跨越中国传统汉族文化中的“华夷之辩”一说的限制，并表现出对不同民族的平等对待态度，这也是唐太宗为什么说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之语的原因。
当时，无论个体是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愿意为唐朝效力，就会被视为唐朝人。因此，唐朝社会相比于其他朝代来说更为显得开放包容，其文化也呈现出多元性的一面。
而对于少数民族所特有一些文化，唐朝社会更是持全盘接受的态度——只要是能让他们感兴趣的，便都是好东西。
诸如葡萄酒、胡舞、胡笳、胡琴等便是如此流行开来，而胡饼自然也受到了广泛欢迎。从这个角度来看，唐朝而统治者甚至比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石勒更为开放。
石勒在建立后赵后，下令要求各种体现出少数民族特色的食物都得改名，胡饼当时便被改成了抟饼和麻饼两种称呼。
胡饼在唐朝时期展现出非同一般的流行程度1、胡饼跨越了阶层的限制
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唐朝统治阶级深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使他们在日常言行上难免展露出一些少数民族的特征，对胡饼这一食物的热爱便是如此，“贵人御馔，尽供胡食”。
毕竟如果按照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来看的话，身份如此尊贵的帝王将相们怎么能吃这种东西。
也正是出于对这种食物的喜爱，胡饼还成为了唐朝皇帝们对大臣进行赏赐的物品之一。
而在民间，胡饼则已经成为每家每户常见的食物，制作胡饼的店铺在各大城市之间的分布也十分普遍。另外，胡饼在宗教上，也占有特殊地位。
当时，无论是佛教还是袄教，亦或是一些其他宗教，也都将胡饼作为自己重要的日常食物，甚至连举办宗教活动时，胡饼都是“常客”，足见其流行程度。
2、胡饼的分布跨越了地区的限制
由于胡饼本身在制作上较为简单，基本上只需要面粉作为原料即可，这就为其在全国各地的传播提供了方便。
它在关中地区的流行自不必多说——毕竟关中紧邻西北，胡饼本身也确实与关中人的口味相符。但是，在江南地区，胡饼同样也有着一定的受众。
在白居易所写的“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诗句中，便描写了一副扬州地区的商铺模仿京城地区店铺制作胡饼的景象。
另外，由于胡饼本身便于携带、变质期长且饱腹感强，这导致它对于需要全国各地到处奔波的商人来说，也是一种极为友好的食物，并且随着商人的经营活动而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
3、胡饼制作的技艺得到了巨大进步
伴随着胡饼这一食物在唐朝时期的不断流行，正所谓量变积累成质变，胡饼制作的技艺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从类型来看，当时的胡饼主要分为古楼子和油胡饼这两类。
其中，古楼子是一种类似于现代烧饼的食物，油胡饼则是需要在胡饼的烹饪过程中多加一些油方能制成。从大小来看，胡饼的尺寸也经历了一个从大到小的特点变化。
东汉时期，时人对胡饼的描述就是“作之大漫沍也”来形容它的尺寸之大。直到唐朝时期，胡饼的尺寸便已经大大缩小了。
而从加工方式上来看，胡饼的加工形式从原来的主要为放置在炉中烤制变成了可以放在锅内蒸制。
总结虽然从胡饼本身来看，它只是一种食物而已，但如果将其放在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它却足以展现出超越其本身的意义。
作为一种外来食物，胡饼不仅没有被中原汉族群体鄙视抛弃，反倒凭借其自身的独特优势，获得了人们的广泛青睐。
尤其是在唐朝时期，在乘上了民族融合的快车以后，胡饼在全社会的流行程度更上一层楼，并在不断传播之中无论是从外形还是制作工艺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从而展现出新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