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文化赞助是都铎宫廷一项重要的活动之一，但其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首先，赞助者的个人兴趣是文化赞助的前提，是君主、贵族赞助的推动力。

其次，富足的经济为赞助提供了所需的物质条件。只有在一定物质基础上，才具备赞助的条件。

再则，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也为文化赞助提供了可能性。文艺复兴传入英国后，人文主义思想盛行。

人们从对神的关注转移到对人的关注，要求突破封建束缚，君主、贵族通过文化赞助的方式为自己正名、宣传。

多种人文主义作品产生，文人学者为争取赞助互相争斗，同时，受人文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幕后走到台前，参与到赞助中来。

所谓文化赞助，就是对文化的鼓励和支持，而只有真正懂得欣赏文学艺术的人，才有赞助文化的意识。

卢卡斯也声称“文化赞助实际上是文学艺术鉴赏家素养的延伸”。

因此，地位高、财富多而又受过文学艺术熏陶的君主、贵族成为文化赞助的主要群体。

都铎王朝初期，亨利七世的母亲——里士满和德比伯爵夫人玛格丽特·博福特是王室女性赞助人和知识女性的原型，不仅法语很好，而且还懂得拉丁语。

在爱德华四世和理查德三世的宫廷中，她使艺人和饱学之士环绕在自己周围，她支持印刷术。

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颁授神学教席，监督儿子和孙子的教育，还亲自将宗教著作《堕落灵魂的宝鉴》从拉丁文译成英文。

玛格丽特一直被看作是女性文化赞助人。

在费希尔主教每月为玛格丽特夫人所作的“清晨回忆”的布道中，费希尔提到，她是大学的创始人，也是造福英国的博学之人的赞助者。

苏珊·鲍威尔提到，玛格丽特夫人经常购买和阅读手稿和书籍，她甚至在科利韦斯顿的家里有一个图书馆。

亨利七世对建筑艺术情有独钟，亲自设计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一系列基座雕像，恢弘气派，他还将教堂旁边的几百亩地开辟为皇家公园，也就是今天的海德公园。

他甚至在遗嘱中钦点要聘请佛罗伦萨的雕塑家到英国来负责他们夫妇及其母亲的陵墓。

在其统治时期，亨利七世引进了伯纳德·安德烈和彼得罗·卡尔梅利亚诺等大陆诗人，并引进了蒂托·利维奥·达·弗利和波利多尔·维吉尔等人文主义史学家。

亨利八世从小便对赞助满怀激情。

1499年夏天，时年八岁的亨利八世就开始了对文学的赞助，此时的他已经意识到了作家在早期都铎王朝的作用，也意识到了宣传国王声誉的重要性。

直接影响亨利八世的人有很多，他的母亲——约克的伊丽莎白，被公认为爱情抒情诗的作者；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明智的赞助人；亨利的祖母——博福特的玛格丽特，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亨利的父亲曾考虑过与她结婚，也写了许多抒情诗。

受身边之人的熏陶，亨利八世的这种赞助意识很早就已经形成，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伴随着他。

他雇佣了约翰·斯凯尔顿为重要国事场合的钦定演说家，并赞助了托马斯·莫尔、托马斯·斯塔基和理查德·莫里森等多个散文宣传家。

雷蒙德·西门子甚至认为“亨利的文学作品在他的位置上显得相当突出，只有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才能与之媲美，而亨利自己也将其对文学文化的参与视为典范。”

亨利八世还被视为都铎君主中最伟大的艺术赞助人，他在宫殿上的花费也是惊人的，并且吸引了画家汉斯·霍尔拜因到他的宫廷中。

伊拉斯谟一生不屑于什么固定的职务或地位，他甚至不认为自己隶属于哪个国家。

在走过欧洲许多国家之后，伊拉斯谟对亨利八世在位的英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此时的英国充满科学和艺术的自由，他的才华能够得到赏识。

亨利八世也特意接见了这位小小的牧师，并为他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交往环境。

亨利八世的两位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和凯瑟琳·帕尔都坚定地致力于推动古典文学和圣经的学习。

他的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在西班牙受过极其严格的教育。

她是一位知识相当广博的学者，精通拉丁语，鼓励当时一流人文主义学者的工作，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徒的婚姻》、胡安·路易·比韦斯的《论基督教妇女的教育》和其他著作，都是为她撰写的。

在英国宫廷，凯瑟琳将这种教育传统施加到了女儿玛丽身上，她甚至专门聘请了西班牙著名教育家比维斯前来英国，比维斯为此特意撰写了一部《女子教育方案》作为教育玛丽公主的指导书。

在严格的教育之下，天性并不聪颖的玛丽竟然也熟练地掌握了拉丁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而且对意大利语的掌握也达到了中等程度。

这使得她能够阅读莫尔的《乌托邦》和伊拉斯谟著作的原版，她还将托马斯·阿奎纳的一本祈祷书和伊拉斯谟的一本《圣经》的释义翻译成英文。

凯瑟琳·帕尔，也是像亨利八世第一任妻子那样虔诚的赞助人。

1543年，亨利娶了他最后一任妻子凯瑟琳·帕尔，她是伊丽莎白同父异母弟弟爱德华的母亲。

在宗教改革的影响尚未在英国充分显现之前，她被看作是“新教沙龙”的核心人物，支持宗教著作的出版。

她最宏大的计划是指导翻译伊拉斯谟的《新约释义》，该书很久以后才出版，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该书一经问世便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工具。

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继承其父亲的天赋，是亨利八世所有孩子中最著名的作家，编年史《福克斯殉道者名录》的创作归功于爱德华六世，后者现在已经佚失了。

伊丽莎白的抒情诗足以组成一部藏书，其他作品，包括人文主义性质的译作，足以证实其敏锐的文学和人文情感。

伊丽莎白一世从小便对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即位之后更是大力实行鼓励政策，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培根等成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标志性人物。

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中心，学者、音乐家和艺术家可以在这里找到知音和恩主。

伊丽莎白一世睿智过人、多才多艺，是优秀的书法家，深谙绘画诗歌的欣赏之道，对古代文化情有独钟。

她曾经几个小时安静地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能够随口引用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名言。

她还是杰出的音乐家，能够按照佛罗伦萨的方式跳舞，舞姿优雅，技压群芳；她甚至还亲自参加莎士比亚的戏剧演出。

加姆塞在其文中提到，伊丽莎白的老师阿谢姆，在1550年4月4日的一封拉丁文信中说到，“她跟我在一起几乎读了西塞罗的所有作品和提塔斯·里维乌斯的大部分作品，

从这些作者那里学习到了她所有的拉丁知识。

她的习惯是早上阅读希腊圣经，之后阅读伊索克拉底的选读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

同时，加姆塞还提到，伊丽莎白的这些兴趣在斯皮德的《历史》中也有所涉及。

包括她在学术辩论中的乐趣，以及与其导师的谈话，“他看起来更多的是向她学习而不是为她传授知识”。

早在1544年，时年11岁半的伊丽莎白女王，将纳瓦拉的玛格丽特的法国诗歌《堕落灵魂的宝鉴》翻译后的128页献给凯瑟琳王后作为新年礼物。

她翻译的习惯持续了一生，这些习惯显示了她对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熟悉程度。

她对学者的亲切和对文学等主要兴趣的熟悉程度，是她获得学术赞助人声誉的主要原因。

除了王室把文化赞助作为自身品味的反映之外，一些贵族也把赞助行为作为塑造自身形象的重要方式，他们往往通过与文人的私交来培养自己的文学兴趣。

贵族知书达礼，在物质上赞助那些献书助兴的作者。

霍华德家族是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最重要的贵族，都铎王朝的历史离不开他们。

塞西尔家族不仅在政务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初的英格兰成为前所未有的文化、艺术、经济和知识赞助网络的重要中心。

莱斯特、西德尼、雷利、埃塞克斯、南安普敦、彭布罗克伯爵及其夫人均是很好的赞助人。

他们在英国贵族与作者之间建立起联系，这种关系甚至持续到塞缪尔·约翰逊在柴斯特菲尔德讲学之后。

彭布罗克家族是贵族赞助人的代表，而玛丽·西德尼是贵族女性赞助人的代表。

1577年，玛丽·西德尼嫁给了比她大27岁的第二任彭布罗克伯爵，玛丽成为彭布罗克伯爵夫人标志着威尔顿庄园文化的转变。

虽然她丈夫和公公用盔甲来塑造他们的权力形象，但玛丽的贡献更智慧，与她的哥哥菲利普·西德尼一样，玛丽写了大量的诗歌，包括原著和著名的诗篇翻译。

她使威尔顿成为诗歌和学术的伟大中心之一，与她哥哥菲利普·西德尼在很多文学项目上通力合作。

她才华横溢，接受了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

奥布里把威尔顿大楼看作“一个学院，里面有很多学识渊博、富有才华的人”，彭布罗克夫人是当时妇女中最大的学术资助者，同时他还把威尔顿比作“世外桃源和人间天堂”。

此外，玛丽·西德尼还创办了贵族藏书室，“有许多意大利书籍、所有诗人的作品以及历史书籍”，她还拥有“凯撒时代所写的拉丁诗歌和手稿。”

在彭布罗克伯爵夫人赞助下聚集在威尔顿庄园的人中，有菲利普·西德尼圈子的一些成员。

如福尔克·格雷维尔、约翰·弗洛里奥、托马斯·萨克维尔、本·琼森、塞缪尔·丹尼尔、埃德蒙·斯宾塞、托马斯·纳什)雷顿、弗朗西斯·梅勒斯和加布里埃尔·哈维等。

同时，她还是富有成就的艺术圈的中心人物，还赞助了一个小剧团——彭布罗克供奉剧团，并翻译了罗伯特·加尼耶的戏剧《安东尼的悲剧》等。

第二任彭布罗克伯爵去世后，彭布罗克伯爵夫人玛丽·西德尼作为主要文化赞助人的角色。

开始由其儿子第三任彭布罗克伯爵威廉·赫伯特担任，他是亨利·赫伯特和玛丽·西德尼的长子。

在牛津大学新学院和家里接受教育，他的导师是塞缪尔·丹尼尔，赫伯特在文学和艺术上的兴趣超越了他在宫廷和职业上的成就，他支持他母亲曾经赞助过的作家。

如约翰·多恩、本·琼森、威廉·布朗、威廉·德拉蒙德和莎士比亚等。

威廉仍是诗歌的赞助人，他追随父母支持莎士比亚的戏剧，一直到1616年莎士比亚死后很久。

在莎士比亚的一生中，这个家族对他的支持都是巨大的，威廉和他的弟弟菲利普之后在莎士比亚献给他们的第一部对开本中被描述为“无可比拟的兄弟”。

第三任彭布罗克伯爵威廉·赫伯特娶了玛丽·塔尔博特后，她开始取代玛丽·西德尼·赫伯特成为彭布罗克伯爵夫人，成为另一位玛丽·彭布罗克。

继而成为威尔顿、拉姆斯伯里和拜纳尔德斯城堡的女主人。

玛丽·西德尼的赞助活动还受到她亲属的女儿贝德福德伯爵夫人露西·哈林顿·拉塞尔的追随。

在玛丽·西德尼生命的最后几年，露西·哈林顿成为本·琼森和约翰·多恩等作家的朋友，承担了主要女性赞助人的角色。

与彭布罗克一样，贝德福德也因其文学圈子而闻名，其中包括约翰·多恩、塞缪尔·丹尼尔、弗洛里奥和乔治·查普曼。

弗洛里奥在1594年前后成为贝德福德夫人的家庭教师。

1598年，他将其意大利词典《词汇世界》献给贝德福德夫人、拉特兰夫人和南安普顿夫人，并赞扬他们在他指导下对外语的精通。

1603年，他把翻译的蒙田《随笔录》的第一本书献给贝德福德夫人及其母亲。

彭布罗克的侄女玛丽·西德尼·罗斯夫人，以及她的儿媳蒙哥马利伯爵夫人苏珊·德·维尔·赫伯特同样参与了这一圈子。

君主和贵族作为统治阶层，享有最优越的文化教育，从小便培养起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并积极参与到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来。

亨利八世对音乐和诗歌的热情，爱德华六世的博雅学识，伊丽莎白对语言的精通，詹姆斯的神学学识，查理对视觉艺术的精湛品味。

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兴趣转为对文人学士的兴趣和喜爱，惺惺相惜，他们开始通过多种方式改善诗人、学者的境况，提升他们的地位。

而统治阶层对文化赞助的热情，同时为其他人的参与起了带头作用。

在宗教改革以前，教会占据了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每年拥有约27万英镑的收入，远远超过王室的收入。

教会占有的土地，大约占英格兰所有土地的1/5到1/3，教会从这些土地中获得一系列收入。

主教的津贴就来源于圣公会的土地，牧师的收入是由其教区所捐赠的土地决定的，修道院的土地还提供了维持住房的收入。

在解散前夕，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850座修道院，包括男修道院，但他们在规模和财富上差异很大，威斯敏斯特和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年收入接近4000英镑，但一些小修道院负债累累。

在全国最富有的30多所修道院中，平均每所修道院获得的收入都接近于最具权势的贵族所占财富。

但是，社会财富并不会一直掌握在教会手中，随着君主对最高统治权的要求，修道院制度随之在英国结束，财富逐渐从教会转移到王室手中。

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最后几年，萨默塞特开始实施一项计划——解散所有的小教堂，并把他们的捐款献给王室。

1536年3月议会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年收入低于200英镑的所有宗教建筑应解散，财产移交给王室。

紧接着通过了1539年的解散法案，这两个法案将英格兰850座修道院的财富转移到了王室手中，王室要么对这些修道院重新进行投资，要么直接出售给私人买家。

王室从修道院获得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士绅购买的，因之他们在英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加。

总的来说，王室从出售土地、商品和租金中获得约130万英镑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