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博士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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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包探”这两个字，原是在警探片中出现的，后又民间流传的。
晚清民国时期，文风日盛，报纸兴起，小说繁荣，间谍这一类特殊的角色，因其工作和角色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在社会专题报道和民间推理小说中经常被提及。
周桂笙是清末破案的第一人，他在写破案的过程中，“力图描绘中国破案人和西方破案人的不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学人物的塑造上。
但是，对于侦探的社会意象，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侦探的职业渊源和特征是什么？
怎么在警察和人民的中间穿行，怎么在华夏和洋人的中间穿行？现代人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的？
在此，本文仅就上海租界历史的几个方面作一些粗浅的整理，希望能对这一方面的历史研究有所帮助。
一八五四年，沪上的西方人，在上海组建了一个自治的管理机构——“英、美两界，并为一局，分别设立一个独立的警察、法院、监狱，负责市政工程、征税、治安等事务，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租界政府”。在工部局之下，设有警察部门，管理警察部门及侦查部门。
巡捕首领是租界中的外国商人推选出来的，负责“修路、巡逻、押解犯人、救火赈济灾民”。巡捕首领上任后，主要负责社会福利，执行治安和维持租界的治安任务。
包探是工部局雇佣来的一种特殊职务，也就是俗称的“包打听”，专门负责打探消息，收集线索，协助破案，这是一种独特的职业。
职业来源与形成一是复制了西方的治安制度。在租界中，由于采取了一整套的西式经营体制，所以，警察系统的建立，主要起到了维持租界治安，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
为协助侦破案件，并提升侦破工作的效率，工部局采用西方的方法，聘请保镖来调查案件。时文记载：“西国被称为密探，所有的疑点，都能在密探的手中，迅速破案。”
作为一支特殊的警察队伍，包探已经成为了西国警察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支力量。
而在西法建立的租界中，这种治安制度也是照搬了过来，所以，这种新型的警察系统，也就成了租界中的一种新型形式。
黄协埙曾经被聘请为《申报》撰稿人长达二十多年，他写道：“专门调查租界内部事务的包探”。
葛元煦是一位在沪已久的学者，他也曾写过“包罗一切事务，专攻各种事务”。
很显然，包探是一种来自西方的新兴职业，专门负责在租界中打探情报，因为他们专门打探各种情况，所以被称为“包打听”，这个称呼也由此而来。
旧官吏制度的演进间谍的工作虽然是模仿西方的，但是他们的人员构成，却和中国以前的官府官员有很大的联系。
《时评》说：“中国从来没有间谍，以前只有警察。”
中国原本并没有侦探这个职位，但在租界的经营下，工部局不是雇佣了外国侦探，就是从老派的警察中挑选了一些人，经过培训，才形成了上海租界的侦探，所以这里的侦探才有了西方人的特征。居住在沪上多年的袁翔甫，干脆将其定义为“包工头原捕快”。
以前的衙门衙役，除了负责缉拿犯人，送交官府，关押犯人之外，还负责调查案件，从功能上来说，和官府有异曲同工之妙。
过去的探子都是在官府工作的，现在都受雇于工部局，虽然官职制度改变了，但是职权范围却没有改变。
这一职位与古代官府的总管有些相似，虽然这一职位是仿照西法设立的，但除了雇佣西人之外，还雇佣了中国人，到了后期，中国人越来越多，这说明了这一职位在中国的扩张。
相较之下，捕快系县府派遣，探子为工部局所聘，都有打探案件，协助破案之责。
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第一，这体现在职业的隐匿和公开化程度上，捕快都穿着统一的号服来进行案件的调查，以此来将自己与百姓的身份区别开来，而包探既然身为“耳目”与“眼睛”，在出入公众场所时，应该穿着便装，与普通民众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包探与捕快在办案风格上的不同。
其次，与以前的官府捕头相比，这个探头的权力要大得多，《老上海》中说过，当这个探头担任高级职务时，都会被配发一把手枪，这是为了自卫或者是为了抓捕罪犯，所以，这个探头在工作的时候，都是全副武装，警惕性很高，比起以前的那个探头，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而最大的区别，则在于二者的社会地位，当时有一句话，说旧政府的捕头，“其职业最低级，专捕盗匪，无他事，于当地社会无益处”，就像“捕头多是土匪”一样，对于旧政府的低级，学者们大多表示鄙视，而随着租界而来的密探，由于他们的职位是工部，又是靠着洋人的势力，所以他们的薪水和社会地位都要比官府的捕头高。
三是维持租地的社会治安。租界内“偷窃”现象的盛行，《竹枝》中曾有这样一句话：“华夷混居，偷窃之人皆不见踪影。”说的是在租界中，偷窃、偷窃、行窃等事件时有发生。
有一句话说得好：“天下之大，莫过此身。”有钱人的钱都是挖出来的。
这说明了租界中的盗风日盛，“申江扒手最多，路上抢东西最多”这句话，更是说明了大白天的小偷是多么的肆无忌惮。
为了侦破这类案子，警方安排了包探于市井闹街和小巷中的建筑中作为耳目，打探消息。
他们的探子，虽然是从西域来的，其中还夹杂着古代官府的探子，所以他们的探子，既有西域探子的特征，也有传统的探子。
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团体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职业行为与特点在公共场所隐藏自己的身份。探子在警察和平民中穿梭，他们的工作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通过在公众场合隐藏自己的身份，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辰桥的《申江百咏》中，有一首比较生动的诗歌，描述了他的职业特征：“日夜坐于街巷，探子潜藏在风声中。偏僻之地，无人能及，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卧底，业者每天都会到茶肆、酒楼中打探情报，不管是什么，一旦被卧底发现，就会被揭穿。
为了破案，探员们往往隐藏在繁华的街道、茶楼、甚至是偏僻的地方，打探消息，安插眼目，四处寻找线索，不管是什么案子，只要探员出手，就一定能把案子破掉。
有着捕房耳目之称的包探，专探各种事情是其职业本能，时人有句话说得好：“若包探必施其入虎穴得虎子之方法，以穷其来龙去脉。”
这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活动特征，让盗贼窃党防不胜防。
探子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隐藏身份，打探情报，这也是探子的强大之处。
在《老上海》一书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了沪上的一句话，其中提到了巡逻队中的“打探”和“巡逻”，沪上人管他们叫“摆路头”，因为打探消息的工作，就像是在大街上闲逛一样，其实是在公众场合中隐藏自己的身份。
《申报》上有很多关于包探临场调查的报道，比如一八七五年十月八日，有一篇名为《自称包探》的报道，说一个无精打采的家伙，在一家茶楼里喝着茶，突然心血来潮，说自己是法捕房的一个包探，夸耀自己是“所有公务都是他处理的”。
结果被一个新来的包探当场揭穿，然后被带到衙门审讯，经过审讯，这个家伙确实是一个假扮的包探，被关了三天才放出来。
从这条消息可以看出，这个间谍善于在公众面前隐藏自己的身份，他的足迹在租界的街头巷尾和路头巷都能找到。凡是茶楼、酒楼、烟肆、戏院、客栈、码头、商号等人多、容易发生纠纷的地方，都有奸细的影子。
所以，探子这个行业最大的特色，就是隐藏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打探消息，这也是探子的一部分。
职业活动获利许多《上海杂志》都对英捕房不同级别的捕头的待遇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一名捕头，职务类似于副捕头，由外国人担任，负责公路的副捕头、负责运输的副捕头一样，每个月工资一百八十元至两百元，如果会说华语，还可以再加四十元。
”西探”有五人，月薪一百元，会华语者酌情增加，华探三十四人，月薪二十五元，其余十八元，有几个人月薪十五元，比起外国人的包探要少得多，但比起一般的捕快来说，“华捕六百人，三道头二十人月薪十五元，八元十元，两道一道月薪十一元”，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由于包探工作的隐蔽性和重要性，他们的工资和福利都比一般人高得多，让人羡慕。
对于这一点，葛元煦的评价比较中肯，“穿着华丽的衣服，专门从事间谍工作”，袁翔甫的《沪上竹枝词再续》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间谍与警察一样，地分英法不同。锦衣玉食不知尊卑，一丛茶肆烟间。”
时论包探职业所长《上海杂志》记载，他的专业是：“以他的聪明才智，有许多帮派，专门调查盗贼、盗贼、绑架等案件。
探子不但善于打探消息，而且还掌握着大量的人脉，这种人脉，可以帮助他们调查各种盗窃、诈骗等案子，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办案效率。
李默庵曾经写过一首诗：“鬼魅之形，捉拿奸细。”
这句话，就是对包探这份工作的认可，他处理的案子，有偷窃，有诈骗，有捣乱，有闹事，有邻里纠纷。
不管是什么大事，或者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交给任包探去调查。
它所从事的工作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所调查的案件非常细致，因此，它在破案中所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显著。
颐安先生在《沪江商业市景词》中，对他的工作能力，赞不绝口，“巡察使召他，立界分司南北。明察秋毫容易，明察秋毫难防。”英、法两国都有自己的警察，警察里都有侦探，他们都是精明的侦探，破案效率很高，是警察部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也正因为有了探子这种专业的侦查员，才有了“官府缉拿犯人，多亏了他的帮手”的说法，足见警方对他的依赖性，所以才有了“只要有探子，什么案子都能破”的说法。
《申报》上刊登的都是关于侦探的报道，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职责，也是最重要的职责，他们的职责就是抓人，审讯，这也是他们的职责，很多报纸上都会报道他们的工作成果。
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申报》刊登了一篇《窃箱解案》，说的是一个案子，警察被派去调查，警察通过自己的人脉，很快就找到了嫌疑犯，将他抓了起来，审问之后，他被带回了法庭，可是嫌疑犯却不承认，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在家里没有找到被偷的箱子，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的罪行。
十一月二十七日，案子破了，接着刊登《皮箱案缉获》，“昨日，警方发现他的同伙把一只皮箱交给他，他承认他的同伙就是罪魁祸首。仅仅7天的时间，案子就有了这么大的进展，这说明，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侦查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的警察。
官府的衙役们都把探子当成了自己的帮手，小偷们也把探子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大患。
包探虽然聪明，但也有被冤枉的时候，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申报》上有一篇文章，题为《贼诬包探》，描述了一个人在烟楼里被抓到的事情，当时包探抓住他，打了六十鞭子，然后被放了出来，但那人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去了衙门，控诉包探收受贿赂，衙门斥责他不知悔改，还污蔑包探。
时人诟病职业黑幕由于租界拥有独立的行政机关，所以被称为“国中之国”，而工部局的各个理事都是从西方商会中选举出来的，而不是被华官员所控制。《竹枝》上写着：“租界绵延三十公里，泰西天下好风景。可怜的苏松道，连路都不敢走。”
别说是平民百姓，就是苏松太道那样的地方高官，也不会轻易招惹外国官员。
这些被工部局雇佣来的间谍，因为他们在官场上摆出一副外国官员的派头，所以更是目中无人。
在旧上海的一种说法中，有一种叫做“捉落帽风”的说法：“警察偶尔会派出探子，在路上抓到几个无赖。”这种说法，并不会询问他们的名字，也不会询问他们的罪行，只要与他们有关，就会被带到衙门去审问。
这是一种孟浪而又鲁莽的行为。他们一边打探消息，一边收集线索，一旦发现有可疑的人，便会将他们抓起来，送到衙门。
《申报》上关于租界公堂案件的记录很多，比如一八七六年一月十四日，有一篇题为《改常被责》的文章，写道：“法总管在小东门外的一家客栈里，抓到小偷裘庆倌，带回公堂受审。”
再比如《并非窃贼》，“徽州人汪文卿在一艘游轮上游荡，被一名侦探发现他的行踪可疑，被带到警察局接受调查。
”包探在大庭广众之下办事，大多都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判断，这种粗心大意的行为，很容易造成不公正的结果。
他们以为非作歹、以权谋私为己任，表面上是以抓捕罪犯为己任，实际上却是一群蛇蝎心肠的老鼠。
1874年在《申报》上发表过一首诗，当时有人调侃他们：“日落黄昏，乌云遮，剪发飞扬。偷了东西，只要问一问，藏在暗处的人就知道了。”
当时的人们，都以为包打听是个空有其名，而且还和强盗、强盗勾结在一起，颇有包庇之意。
朱文炳在《海上竹枝词》中写到：“每一个探子都是一只老虎，被人用鞭子抽了还不知道是对是错。还说什么华捕欺同胞，都是靠着洋人的号令。”
他们认为，包探中作威作福、以权谋私的人很多，他们滥用私权，对无辜的人说三道四，虽然是中国人，但他们欺压自己的同胞，依仗外国势力，欺压自己的同胞。
《晚清奇案百变》一书，收录在《点石斋画报》中，就有一幅探子滥用职权，逼迫嫌疑人认罪的画面，揭露了探子的恶劣行为。
他还说：“自从贸易开放，受害的人不计其数，但在衙门的势力面前，却是忍气吞声。”
包探的所作所为，已是令人闻风丧胆，恨之入骨。“奸细如虎狼，不能一网打尽，怕是衙门里的人都知道，所以才会如此，到最后，这些人的胆子就更大了。”
探子们肆无忌惮地使用私刑，这件事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抗议和怨恨，警察们将这些欺压百姓许久的探子们关进了铁链，以示公道，有篇文章的标题是“枷示劣探”，这件事让很多人大喜过望。
在《钏影楼回忆录》中，有一段比较真实可靠的往事，是一位知名记者、包天笑的一段往事，在上海租界，有一家报纸，因为揭发了一位侦探的隐私，这名侦探就跑到报纸前，威胁记者，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傲慢。
平襟亚记得上海报纸的一件怪事，就是间谍和贩卖色情书籍的书商勾结在一起，在各个书商之间兜售色情书籍，表面上是派人搜查，实际上是提前通知了出版商，让他们“搜查完了，就可以自由出售”，这就是他们的恶行。
结语这种特殊的警员群体，作为上海租界中独有之群像存在，本身具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而包探职群行为活动特点，及社会舆论的双面认知，更是使这一群体的示人面目复杂化、另类化。
这种新式群体随租界产生而出现，故终伴租界取消而消失。是非交织的包探，不仅成为报刊文人下笔创作之素材，亦为近代上海租界中世情百态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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