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文化赞助不仅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都铎王朝时期的文化赞助具有多重影响力。

首先，君主、贵族通过赞助文化活动提升了自身形象，赢得了荣誉，增强了权威。

其次，赞助人的经济援助和职位任命，为作家、诗人等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同时有进一步发展自我的空间。

最后，赞助人对文化活动的赞助，间接推动了多种文化形式的发展，促使英国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诗歌、散文和戏剧都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文化赞助也不例外。

崔莉教授也曾提到，“王权之所以对文化艺术采取袒护和支持的态度，其背后是由双方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是二者互为需求、彼此利用的体现。

王权统治必须武力与精神力量并举，而文学艺术能够起到双重的作用，一是利用御用文人占领舆论阵地。

二是用文学艺术掩饰王权的强暴与无情，而诸多文学家、艺术家的出现，等于在沾满血腥的王徽上罩上一层温柔美丽的面纱。”

都铎王朝时期，活跃在赞助平台上的主要是王室、手握重权之人，他们在赞助文学和艺术上甚是热情，有的甚至很狂热。

究其原因，一方面，他们具有财力和精力去庇护或支持人文主义者新思想的产生和文学艺术创作。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想到，他们的赞助行为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君主和贵族对人文主义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的赞助，并非简单的慈善行为，也并非出于自身的怜悯而改善某位学者和诗人的艰难处境。

从更深层次意义来讲，是为了巩固政权和提升自身声誉。

赞助行为是“美丽外衣下包含的政治目的”，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开明君主对于人文主义者的支持，对于复兴古典文化的热情，为王权披上了一件美丽外衣。

同时，君主的赞助行为是对文学艺术和政治相互作用的充分利用。

文学艺术与政治本身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层面，由于统治阶级的作用，这两个层面相互联系并共同发展，作为赞助人的君主、贵族正是充当了这一纽带。

文学艺术在赞助人的要求下，为君主、贵族的政治目的服务。

这种政治要求又迫使文化不断发展反过来为其所用，“在封建社会日益式微、资本主义萌芽兴起之际，作为社会转型期的各国君主，需要新兴的力量给予支持，需要经济上有足够的实力。

没有背后社会经济实力的推动，王权不会无缘无故地热衷于文人们的浅酌低唱和对于古典艺术的附庸风雅。”

敬献者可以凭此获得奖励或职务，而受献者可以借此作为获取名声的途径，“对于君主来说，就是要表现出崇尚道德，庇护有德行的人，并通过艺术作品表彰他们之中的优秀人士。”

王权和文人学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选择，文人学者能否得到进一步的赞助，还得依赞助人的需求为准。

资助艺术创作似乎可以从道德上确立他们的领袖地位，因此有利于获取统治权力，富裕家族还借助艺术展现出他们想要展现的形象，如利用肖像画打动心仪对象的家庭。

赞助人能从其赞助行为中获得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诗人或学者等人的“服务”，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娱乐”。

有一个诙谐的诗人在餐桌旁，可以活跃夜晚的气氛，增加宴会的乐趣。

但是，这种服务通常被认为是被赞助人为了获取奖励的曲意逢迎，双方的关系是不稳定的。

并不一定能够持久存在，一旦赞助人厌倦了这些诗人或学者，新的被赞助人将取而代之，这种服务也便终止。

赞助人可能得到的另一种好处是“文学服务”，作家被邀请到赞助人的圈子或家中，并被要求提供我们现在可能称之为专业知识的相关内容。

例如，白金汉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塞缪尔·巴特勒的帮助；德莱顿就曾纠正马尔格雷夫有关萨堤尔的文章中的错误。

赫特福德伯爵夫人“每年夏天都邀请一位诗人到乡下来听她的诗，并帮助她的学习。”

除了这种个人文学服务之外，作者还参与小册子的编写或刊物的编辑，阐明赞助人的政治观点，攻击赞助人的敌人和为赞助人辩护。

除了获得多种形式的服务之外，赞助人还可以获得“荣耀”。

表示物质上的奢华和富丽堂皇，但却很少或根本就不表示人。

达斯汀·格里芬指出，马基雅弗利也认为，“大方显然成为一种政治德性，一个伟大的人可以借此增强其力量。”

这种大方不仅表现为与个人相关问题上的赞助，而且表现为对国家层面的事业的赞助。

斯宾塞认为，诗人能够通过文学赞美赋予伟大人物以名望和不朽的声名。

格里芬也提到，约翰逊在《漫步者》中说到，“地位可以由君主赐予，财富可以由守财奴或盗贼遗赠；但是，一个永恒名字的荣誉和对遥远时代的尊崇只有学术之子才有恩赐的力量。”

格里芬认为，约翰逊的文章所表明的，正是赞助人所关心的不朽声名，在赞助行为盛行的时代，在同时代人眼中享有盛誉，具有强大的、越来越大的诱惑力。

他们把印刷书籍中的名字记录或赞扬作为获得名誉的主要手段，同时，他们可以通过向诗人、画家和音乐家等馈赠礼物来获得象征性“荣誉”。

作为艺术品等奢侈品的收藏者，他们不仅拥有有价值的物品，而且还积累了“象征性资本”，因为这些物品证明了“主人的品味和优越性”。

在一个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这些“象征性资本”还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物质商品。

赞助人把象征性资本“投资”到一首诗或一本书中，是希望它的成功能够反映出他的品味和有影响力的地位，最终可以获得经济利益。

这种赞助行为不仅是贵族赞助人维持自身地位的方式，而且也是新封授贵族提升自身地位的重要途径。

除了奉承、服务和获得“荣耀”之外，赞助人还可以从其赞助中获得其他好处。

赞助人认为他至少可以得到的好处之一是所谓的精神享受，可以控制所写的内容，即文化控制。

对文化的控制类似于对社会财富的控制，把象征性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一小部分分配到各种类型的优秀作品中，都是为了证实财富、等级和权力的不公。

这种控制导致以不同方式来确定赞助的做法，如契约和选择，选择是赞助人委托某一特定主题的作品，契约是为了赞助人利益而与特定内容的翻译有关。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赞助也进一步发展。

约翰·沃什提到，莱斯罗普在其《英国第一批印刷商及其赞助人》一文中写到，“这个时代是赞助的时代，是弱小者对伟大人物依赖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富人有权决定哪些书将被保存下来，以及由谁来写。

也就是说，除了经济层面的礼物和金钱交换，赞助人还可以获得非经济层面的利益。

作为赞助体系中的主导一方，诗人、学者必须按照赞助人的意愿进行创作，其作品必须符合赞助人的利益要求，是赞助人意志的体现。

从这一点来看，赞助人和诗人、学者的关系不仅仅具有初级的经济形态，还兼具政治-经济形态。

赞助人在赞助体系中，始终是处于优势群体的一方，这种政治上的优势地就必然决定了其在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有权力决定文学艺术的内容和性质。

文化赞助是赞助人和被赞助人之间互相利用、互为所需的过程，每一个赞助人所进行的赞助活动或多或少含有利益需求，君主和贵族对文人、学者和艺术家的赞助都是出于政治考量。

希望利用文化为政治服务，以文化为掩盖物，掩盖王权的残暴和无情，以此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赞助人可以从其赞助行为中获取的最基本的利益就是多种多样的服务，其中包括“娱乐”，常常是被赞助人为主人进行各种表演。

最常见的方式是“文学服务”，赞助人常常把被赞助人邀请到家中，或者雇佣他们以为自己提供所需的诗歌、戏剧或绘画方面的知识，或者为赞助人进行文化辩护，攻击赞助人的政敌或竞争者。

除此之外，赞助人还可以获得“荣耀”，赞助人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大量花费。

不是为了炫耀财富，而是为了更多地获取荣耀，对文化的有品位消费，把“象征性资本”投资到一首诗或一本书中，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品味，从而获得象征性“荣誉”。

而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越来越具有诱惑力。

而对于赞助人来说，能够从中获得的最根本利益就是对文化的控制，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赞助形态，已经从简单的经济形态完全过渡到政治形态。

赞助人可以充分利用文化为其所用，控制学者艺术家作品的内容，集中体现赞助人的意志。

赞助所带来的利益并不总是倾向于赞助人一方。格里芬认为，赞助被理解为“资源交换”，其中赞助人给予“恩惠、保护和帮助”，而被赞助人提供“物质援助、服务、忠心和政治忠诚”。

赞助行为除了验证赞助人的权力和地位，显示他的慷慨与学识，还意味着被赞助人地位、荣誉、物质利益的获得。

此外，赞助人与被赞助人之间的交往也为参与者提供了施展才华和发展个人兴趣的机会。

在梅塞纳斯的黄金时代，作家们就过着奢侈的生活，这种慷慨的程度在中世纪从未出现过。

卢卡斯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赞助人可能会在家中供养一位作家或艺术家。”

但是，很少有作家能够完全依靠赞助人的收入过活，这一时期的写作不可能成为一项独立的职业。

与弗罗塞斯特一样，这个时期的大多数英国文人都只是兼职的，乔叟是海关官员，霍克利夫是公务员，托马斯·莫尔是大法官。

他们都意识到，写作并不能成为唯一的生存途径，因此都希冀通过赞助人来获取更大的利益和自身的发展。

从自己口袋里拿出钱，作为对献辞回应的一次性礼物、年度奖励金、对书商的直接补贴，仅仅是赞助者向其所赞助之人提供的资源之一，也是最普遍、最常见的赞助方式。

王室贵族的赞助还为文人学者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崔莉曾提到，“王权的进步性不仅在于它庇护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

还在于统治者在位的时期社会呈现出来的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进行文学艺术创造的大环境，可以自由创作和自由表现的空间。”

画家、戏剧家、诗人以及作家，都希望成为贵族的入幕之宾，这样，在贵族家中就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创作，而且开销很少。

一些艺术家为贵族画纹章、挂毯以及宠物的画像，如狗和猎鹰；那些未能成为贵族入幕之宾的人文主义者则可在国家机关担任书记官。

因为他们能够起草极富感染力的官方书信；他们还可以担任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

还有一些人任职于教会，他们模仿西塞罗创作出各种演讲稿，用于接待外宾、喧嚣的庆典以及葬礼等场合。

此外，这些赞助在帮助诗人、艺术家在获得职务任命方面有着重要影响。

如埃德蒙·斯宾塞成为秘书和文职人员，克里斯托弗·马洛成为政治代理人，约翰·戴维斯爵士和亚伯拉罕·弗劳斯成为宫廷律师，乔斯亚·西尔威斯特成为王室男仆，吉尔斯·弗莱彻成为驻莫斯科大使。

通过宫廷赞助获得的职务为文人、作家提供了相对固定的收入来源，在满足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使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精力从事文学创作。

另一些人，虽然没有获得能过上富足生活的职务，但也受到了与他们文学才能相应的尊重：詹姆斯·豪威尔被任命为皇家史学家，本·琼森被公认为御用诗人。

此外，通过贵族的赞助也可以获得职位，这些职位主要是在贵族家中，包括牧师、医生、秘书、家庭教师和男仆，由于贵族与诗人学者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不稳固的。

因此这些职位的任期并没有固定的期限，但能与贵族家庭建立联系，仍被看作是有价值的，这些职位仍被视为地位的象征。

而被赞助人一方也并非完全固定，赞助人往往会寻求多个赞助人的赞助。

如许多把文学作品献给赫伯特家族的作家，他们并不总是固定在赫伯特的家中，约翰·凯斯、约翰·琼斯、托马斯·莫菲特和亚历山大·里德都是家庭医生。

他们为多个贵族进行治疗，这些贵族有时也充当着他们的文学赞助人；迈克尔·弗洛里奥、塞缪尔·丹尼尔、迈克尔·德雷顿和亨利·皮查姆都被任命为家庭教师。

杰维斯·巴宾顿和亨利·帕里担任彭布罗克伯爵夫人乡间住宅威尔顿庄园的牧师，而其他许多神职人员作家，如罗伯特·布鲁恩和约翰·索恩博勒，则占据着赫伯特家中的职位。

通过宫廷和贵族赞助获得的职位，既为被赞助者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其有足够的精力从事创作。

又是对其地位的象征，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使其作品能够得到认可，很好地转化为经济收益。

除了职位任命之外，被赞助者还可以从赞助人那获得多种形式的款待，如晚餐邀请、周末家宴、乡下的夏天，所有这些都为文人学者提供了发展所需的条件。

尼古拉·克拉克提到，正如弗利西蒂•希尔所解释的那样，一个人要被认为是真正的贵族，就必须表现出大方和慷慨，而殷勤款待提供了这样一个极佳的机会。

然而，“款待”不应被狭义地理解为食物和住宿，往往还包括一些无形的东西，约翰逊等人称之为“亲近”。

“亲近”是赞助人所赋予的无形恩惠之一，与有权有势的人亲近，就有获得奖励和赏赐的机会，而这似乎也是得以进一步发展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