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5日，济南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华东野战军所有师以上军政首长，突然齐聚“孔子家乡”的山东曲阜，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此种情况是非常罕见。首长们是奉命前来参加“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的。华野各部之前多次分兵作战，不少老战友长时间未曾见面，本来想借开会的机会喝点唠点，结果大家一来就发现气氛不太对头：主持会议的并不是华野代司令员粟裕，而是黑着脸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饶漱石）

实际上，这次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军史上又被称为“第二次曲阜整风会议”，因为在济南战前，粟裕率司令部赶到曲阜，与华东局和山东兵团会合后，曾举行过一次重要会议，但是规模没有这般大。

会议是按照军委9月27日的指示电召开的，此前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新阶段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史称“九月会议”。

也就是说，在三大战役发起之前，军委特别提出要解决部队的团结和纪律问题，并要求各野战军传达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认真开展纪律检讨和增强内部团结，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做好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准备。

为了让华野开好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以军委的名义连发四电，其中一电还特别作出时间安排：“为使你们的会议开得更好一些，时间可以有七天到十天，而执行淮海战役的时间推迟到十月十五日以后”。

谁也没想到，这次会议整整开了十九天！不过会议最后几天的日程，已经转为制定淮海战役具体作战方案，曲阜会议对于华野其后在淮海战役中的表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是统一了思想并加强了团结。

会议之前，毛主席另外一电专致饶漱石本人，指定由他来主持这次重要会议，电文提及：“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成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问题，并以结果告为盼”！

这个“华野全军政委”的称谓，一度引发军史爱好者的热议：众所周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是陈毅，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是粟裕，饶在华野并没有任何职务，又何来“华野全军政委”一说呢？

（电报原文）

一、中央局、大军区和野战军的关系

解放战争中，为贯彻“党指挥枪”的大原则，各大战略区在军事上基本实现三级指挥体系，最高一级的机构是某战略区“中央局”，代表中共中央行使该战略区的党政军全权，简称为“东北局”、“华东局”、“西北局”、“中原局”等等。

另在特殊地区还设有规模略小的“中央分局”，比如“华南分局”、“华中分局”等，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共同特点，是直接对陕北的党中央负责，权力很大。

具体到军事指挥领域，中央局下辖某“大军区”，这属于第二级机构了，比如华东局组建了华东军区、中原局组建了中原军区等等，这些大军区（后统一标准为一级军区）统管本战略区的所有武装力量，包括正规军、地方武装甚至民兵游击队等。

随着战争进程的变化，各大军区的辖区和名称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东野入关南下整编为第四野战军后，先后兼过新的华中军区、中南军区，但主要领导人和部队性质没有变化。

第三级是为了遂行大兵团作战，与敌正规军交锋而组建的”野战军“，即遴选军区内部战斗力较强的正规部队，组成不受作战地域限制的若干野战纵队，再统一整合成为某某野战军。

各野战军担负解放战争的主体作战任务，自然也是各大军区的核心军事力量所在，说白了，就是各大军区部队中最能打最精锐的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华野代司令员粟裕）

同时为了贯彻战争时期的“一元化领导”，中央局书记多兼大军区司令员或政委，或者直接兼职到野战军，有的甚至全部兼任，比如辽沈战役前后的东北局书记，即兼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

至于究竟兼到哪一级和哪个职务，那是由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视实际情况决定和任命的，因此各大战略区情况并不相同。具体到华东战略区，饶漱石由于在军事上比较外行，只担任了华东局书记和华东军区政委。

华东局副书记陈毅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和前委书记（关于“前委”之前有专文，不展开说明了），也就是说，饶漱石只在华东局、华东军区任职，在华东野战军确实不担任任何职务。

另外一个军事常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为统筹全国战局，便于各战略区之间互相配合，中央要求各野战军在作战中，必须直接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等于野战军司令部可以越过大军区、中央局两级机构，直接向中央军委请示行止。

（陈和饶））

如此造成了一些读者的误解，以为野战军的上级只是中央军委，这就大错特错了。中央的规定很清楚，各野战军只是在“作战事宜”上直接听军委的命令，但是在行政和组织关系上，各野战军仍然是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下级。

既然“第二次曲阜整风会议”基本无关作战，而是为了解决部队思想上和团结上的问题，那么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当然还是华东野战军首长们的绝对上级，这是没有含糊的。

注意毛主席在电文中所批评的：“华野前委书记对于执行中央请示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至今没有表示态度”，指的其实是华野代理前委书记粟裕，毕竟陈毅并不在华野军中。

彼时陈毅正在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兼职，对华野的事情很是鞭长莫及，于是毛主席才责成饶漱石主持这次会议，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解决济南战役期间，粟裕“军令不畅”的问题。

既然粟裕是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理前委书记，代理陈毅不在华野时的全部职务，怎么会出现军令不畅，以及“至今没有表示态度”的问题呢？这是由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前，较为特殊的实际情况造成的。

（ 陈粟首长）

二、野战军建制和序列之间的关系

既然野战军不限定作战地域，难免会出现“跨区作战”的现象，中央军委可根据战役需要，随时调整全国各战场的军力部署，于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经常发生“部队建制和序列并不统一”的问题。

比如陈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在南渡黄河之前，其实是接受西北野战军的指挥；豫东战役期间中野第11纵队，虽然在“部队建制”上属于中原野战军，但是却划归华野司令部指挥，已不在中野的“作战序列”之内。

华东野战军单就建制来说，在1947年成立之初，本来是组建了十一个野战纵队，但是在战斗序列上，归属“野司”直接指挥的仅为九个纵队27万余人，也就是孟良崮战役华野投入的全部兵力。

另外的第11纵队、第12纵队尽管也称为“华野某纵”，但是从一开始就直接隶属于华东军区指挥，分别坚持在苏中和苏北老区。其中第11纵队司令员管文蔚，下辖两个旅和三个军分区，初始兵力约31000余人。

第12纵队司令员陈庆先，下辖两个旅和三个军分区，初始兵力约50000人；这两个纵队加上后来南下的第2纵队，共同组成了“苏北兵团”，济南战前，苏北兵团在序列上始终归属于“华东军区”，而非华东野战军。

（开国中将陈庆先）

1947年7月为策应刘邓跃进大别山，华野根据军委的命令实施了“七月分兵”，原战斗序列内的九个纵队再次拆分，期间经过多次序列调整后，陈、粟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实际指挥的部队仅剩六个纵队。

而另外三个纵队参加胶东参加保卫战，尔后整合发展成为“山东兵团”（调出一个2纵、新组一个13纵，因此纵队数量不变），在陈、粟率华野主力挺进中原期间，饶漱石率领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坚持在内线战场，一直随山东兵团行动。

军委遂根据实际情况，于1947年10月15日电示：“我们意见，许谭东兵团及其他华东部队，一切行动由华东局指挥，让漱石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也就是说，除了陈粟直接率领的六个主力纵队（不含特纵）外，其他所有野战纵队、地方武装统由华东军区暂时节制。

因此到了济南战前，华东野战军所有建制内的野战纵队，在战斗序列上却已经分为三大部分：粟裕及野战军司令部直接统率的华野西兵团（加中野11纵共七个纵队）、许谭指挥的山东兵团（三个纵队）、韦吉指挥的苏北兵团（三个纵队）。

其中后两部分的指挥权归属于华东军区，并不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手中，粟裕如想调动上述部队参战，需要向军委提出申请，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比如济南战前调用苏北兵团。

（右为管文蔚司令员）

济南战役需要既攻城又打援，必须华野三部分联合作战（这才是华野全军）才能保证兵力优势，但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长时间单独作战，各自也分别组建了“前委”，且长时间受华东军区指挥，突然实现集中指挥有点困难。

故而为了保证战役顺利进行，毛主席战前亲电“战役指挥由粟裕负责”，若非华野当时情况特殊，又何需如此强调？遗憾的是，济南战役期间，还是出现了军令不太通畅的情况，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问题既然暴露出来了，就必须加以解决，因为淮海战役更是华野全军参战的重大行动，因此曲阜会议除了传达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要使华野重新完成“高度集中”，为此军委还有关于曲阜会议的第三电：

“华野前委、山东兵团前委、苏北兵团前委，均应利用目前两星期时间，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检讨自己及所属的某些无纪律状态问题，并将结果电告”，可见，华野前委当时是与山东兵团前委、苏北兵团前委几乎是并列的状态，而非上下级关系。

换言之，此时的华野司令部和所属部队，已经是“狹义上的华野“，若想实现“华野全军”统一序列和思想投入淮海作战，只凭资历较浅的粟裕将军，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至今没有态度），必须得有能够全部领导这“三部分”的上级首长，亲自坐镇和主持会议。

（陈饶粟等首长）

三、“华野全军政委”是特定时段的代称

特别注意，不论华东野战军的作战序列如何变化，所有部队在编制上仍然隶属于华东军区，那么陈毅作为“华东军区司令员”，仍然是“华东人民解放军”（含野战军、二级军区、军分区和地方武装）的司令员。

因此陈毅是有权给华野三大兵团下达命令的，在华野序列较为特殊的时间段，不妨可以称为“华野全军司令员”，毕竟当时的“华野司令部”只能指挥半数左右的野战军，而粟裕在华东军区并无职务。

既然陈毅不在华野军中（但也曾致电给曲阜会议），那么最合适主持会议和整风的人选，当然是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直接领导野战军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的饶漱石，他当然也是粟裕率领的“狹义上的华野”之政治上级，在军令上则以军区政委的职务行使权力。

所以“华野全军政委”的称谓，是在特定情况下，毛主席在电文中对饶漱石最合适的一个称谓，责成他来主持华野三个兵团的序列整合和思想统一，无需过分解读，毕竟饶漱石是整个“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政委。

而一旦华东野战军所有部队完成整合，比如1949年2月正式整编为“第三野战军”之后，再称呼饶漱石为“三野全军政委”就不合适了：第三野战军序列是完整的，并没有像华野那样，一度分拆使用。

陈毅正式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而饶漱石在三野既没有职务，也不再是华东军区第一政委（司令员政委分别是刘邓），中央军委更没有特别指定其拥有军事领导权，可见“华野全军政委”称谓的特殊时段性。

在曲阜会议上，饶漱石特别强调了“序列集中”的问题：“此次打济南，我们估计这次战役将是空前的，中央对各兵团服从中央、服从前委的领导有所了解，曾反复指示全军要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

”可是有些同志竟闹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中央责成要召开这一次会议，展开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加强纪律性来保证胜利”！

曲阜会议是新式整军运动的继续和深入，这次会议之后，“华野前委”重新成为华野全军的指挥核心，华东野战军所有的兵团和纵队，也重新纳入野战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之下，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野解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