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中央授予175位开国中将。其中正兵团级有1位，副兵团级有22名，准兵团级有53位，正军级有96位，还有3位中将授予新疆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后期补授了聂鹤亭，贺诚2位中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军队面临着从革命军队向正规化现代军队转型的历史任务。在经历了百年屈辱后，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对于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至关重要。当时的国际形势复杂，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世界进入冷战时期，军队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环。 军衔制度作为现代军队的重要标志，不仅是对军人身份和职责的明确界定，也是对革命功勋的肯定。1955年，中央军委决定实施军衔制度，这标志着我军向现代化、正规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军衔制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建立严格的军队等级秩序，也为军官的成长提供了明确的晋升路径。 军衔评定工作筹备阶段十分严谨，成立了专门的评审委员会，收集整理将领们的战斗履历、工作表现和贡献，评估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和能力。这项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但却为军衔制度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5年9月，中央授予175位开国中将，其中正兵团级有1位，副兵团级有22名，准兵团级有53位，正军级有96位，还有3位中将授予新疆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后期补授了聂鹤亭，贺诚2位中将，使总数达到177人。 开国中将的评定标准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从职务角度看，大军区副司令、军长、政委等重要职位大多可以授予中将军衔。这些职位在军队指挥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承担着重大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责任。 战功标准是评定的另一重要依据。将领们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表现，特别是指挥重大战役的经历和成果，都是评定的关键因素。一些战功卓著的将领即便资历稍浅，也可获得相应军衔。 此外，当时评定中还建立了一种类似＂特殊贡献加分制＂的机制，对于在特定历史时期作出突出贡献的将领给予适当考量。例如，有些将领在艰苦环境中坚持革命、在危急关头挽救过重要战局、或为军队建设提出过重要战略思想，这些都被纳入评定范围。这种评定机制既考虑了客观职务和军龄，又注重个人能力和特殊贡献，体现了评定工作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开国中将群体呈现出鲜明的年龄特征。与上将相比，中将们普遍年轻许多，大多数人在授衔时年龄在40岁至50岁之间，正处于军事指挥能力的黄金时期。这一特点也反映了党中央对年轻军事人才的重视和培养，他们被视为军队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这批年轻的将领既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又有适应新时代军事发展的潜力，构成了新中国军队建设的重要人才储备。 值得关注的是开国中将的教育背景与知识结构。与人们想象中单纯的＂战场出身＂不同，这批中将中不乏接受过军事专业教育的人才。有的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有的参加过苏联军事顾问组织的培训，还有一些在战争间隙自学军事理论。这种多样化的知识结构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军事指挥风格，使他们能够在传统游击战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吸收现代军事理念，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后期补授的两位中将聂鹤亭与贺诚的情况颇为特殊。聂鹤亭因在评定时身在国外执行任务而被延后授予军衔；贺诚则因健康等特殊原因未能在首批中授衔。这两位将领的补授过程体现了军衔评定工作的严谨与灵活，也说明军衔制度建立初期仍在不断完善中。 在众多中将中，有一些从正军级直接跃升的将领特别引人关注。这些将领往往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卓越战功，展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因而获得了超越常规的晋升。比如某些在关键战役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将领，虽然级别可能不高，但因战功突出而获得了中将军衔，体现了评定工作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