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博士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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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唐代和新罗之间的文化交往尤其频繁，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王朝。
从而形成了朝鲜半岛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新罗文化。
在两国的文化交流中，主要是因为唐朝的海路畅通，使得新罗大批留学生、僧侣，等都来学习唐朝的文化。
发达的海上通路在唐朝，对外贸易十分兴旺，因此，海上的丝绸之路也就特别兴盛。
唐罗两国既有海上交通，又有陆地交通，只是陆地距离太远，很难形成大范围的运输，所以，唐国和新罗的来往，都是在海路进行的。
唐朝通往新罗的海路航线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有所记载：
“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 ”。即由州人海至大同江或汉江口或临津江口之长口镇 ”
此外，海路并非只有登州一条，日本和尚圆仁在其《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提到，从唐国到新罗一共有五条海路，“按旧例，自明州进发之船,吹若新罗境。又从扬子江进发之船又着新罗”
从上述两处出航的船只，经由黑山岛，可抵达今天韩国全罗南道的凌岩市，唐罗间的海运通道，方便了大批新罗留学生和佛教僧侣渡唐，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在国外的推广，以及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条快捷的海运通道。
罗海路上的通商使者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总要有一个民族作为中介。
唐罗两国的文化交流，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渡唐新罗的学生和佛教僧侣。其中新罗留学生占据着主导地位。新罗送往唐的留学生，始于贞观十四年。
《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本纪第五》记载:
“善德王德曼九年夏五月,王遣子弟于唐,请人国学。”
从那以后，新罗的留学生就不断涌入唐代，一直延续到五代中期，都没有中断，这种现象直到唐代。
渡唐新罗的学生人数很多，根据《三国史记》的卷十记载：宝历元年，新罗王子金听入唐进贡，请求唐释放新罗学生崔利贞，金叔贞，朴季业，以及其他一些未归的学生。同时，对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这些新人请求留宿唐代，并编入国子监读书。
根据《唐会要》卷九5 “新罗”一章，新罗留唐学子216人，唐文宗在开元五年4月一次性释放105名新罗质子和有限制的留学生。
有学者推算，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至五代中期，新罗在唐朝的学生至少有两千多人。
新罗渡唐的许多学子都通过了科举，进入了唐代，成为了一名官员。按照高丽崔的《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的说法：
“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于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至天枯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
但是根据杨昭全、韩俊光的《中朝关系简史》，可以考证的新罗留学生有38人，根据《全唐文》的记载，其中有名字记载的，一共有三十三人。
虽然现在难以确定新罗入学的学生数目，但新罗留学生的数量远超其它国家，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
在新罗渡唐的外国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是新罗著名的文学家崔致远。
崔致远，新罗京城沙良人，少年精敏好学，十二岁便到唐朝读书，他以罗隐为代表，与中国著名的诗人罗隐等人结成连理，后被任命为溧水郡守。广明元年，高齐被任命为各路军营的兵马都统，在黄巢军中担任了四年的巡抚。
中和五年归国，任“侍读、翰林院、御史台、”，后辞官，归隐于海印寺。
崔致远的作品有：《私试今体赋》《杂诗赋》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桂苑笔耕》。
《桂苑笔耕》是一部以汉字书写的诗歌集子，它是迄今在韩国流传最久的一部关于诗歌和散文的作品，同时也是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
其中大量的表状、奏折等，记载了唐代一些重要的事情、和重要的人物，反映了当时动荡的社会现状，是一部极具参考性的历史文献。
《新唐书·艺文志》第50卷：
“崔致远著有一部《四六》，另有《桂苑笔耕》20部。”高丽人，贡生，淮南司马。”
可见，他在唐代时已是颇有名气，并受到中国士大夫们的关注。
崔致远创作的诗歌有《秋夜雨中》、《双女坟》、《登润州慈和寺上房》、等，这些都是他创作的杰出作品。
崔致远与唐代文士关系密切，崔致远曾赠与高骈，顾云，罗隐萄鹤以示友好。
顾云将《儒仙歌》，高骈将《雪咏》，均赠给崔致远，表达文人之间文化交往。
崔致远回国后，顾云为他写了一首《儒仙歌》为他送行：崔致远为此也写了一首诗回赠
“巫峡重山，中华丝绸，银河列宿，年锦还故里。”
在新罗留学生和唐代文士的交往中，除崔致远外，唐代大诗人章孝标还赠予金可纪一首诗《送金可纪归新罗》：
“登临唐科第语唐声，遥遥思旧林。”房中阴火寒，晓霞深沉楼台。叶飞鱼逆流而上，洗尽铅华，洗尽铅华。我欲与一首诗同乐，参孙醉在桃花源。”
新罗留学生朴仁范赠予张峻《江 行呈 张峻 秀才 》云：
“兰桡晚泊荻花洲，露冷蛩声绕岸 秋。潮落古滩沙觜没，日沉寒岛树容愁。风驱江上群飞雁 ，月送天涯独去舟。共厌羁离年已老，每言心事 泪潸流。”
由此看来，新罗海派学生与唐代士大夫诗文有了紧密的联系结下深厚的情谊。
佛僧
公元528年，新罗正式认可了佛教，自此，唐代求法的僧人也就越来越多。
根据黄有福和陈景富的《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记载，在隋唐时期，新罗入唐有179位新罗僧人，而这也导致中国各地的佛教都涌入新罗，从而推动了新罗佛教的迅速发展。
在入唐新罗的僧人中有较突出的和尚有圆测，慈藏，义湘，等等。
以新罗渡唐佛僧为中介，新罗相继成立了中国佛教宗门，加快了佛教的民族化。
圆测本是新罗王族的后裔，于贞观二年赴长安游学，师从于法常僧人辨学法”，后随名僧“玄奘”研习唯识。
他通晓六种语文，在676年参与由印度高僧地婆诃罗所携带的十八卷三十四卷真经原版的汉译。
683年，他与顺真一同奉旨对《佛顶尊胜陀罗尼》进行了二次汉译，695年，他还参与了《华严经》的汉译。
他一生著有数十本著作，其中以法相唯识论为主，是佛教三大唯识论流派之一“西明学派”的开山鼻祖。
他的著作、译经和思想在新罗流传，给新罗的佛教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慈藏出生在新罗真正的贵族之家，他被新罗善德皇后送到了长安，在终南山的云际寺东崖上住了三年，开始了他对律法的研究。
慈藏大师在中国期间，不仅研习了《律宗经》的要旨，而且也研习了时学华严和弥勒净土。
贞观十七年，慈藏大师从韩国带回了四百余箱《大经藏》，开启了韩国拥有《大藏经》的先河。
慈藏回来后，被任命为国师，负责全国僧尼的事务。
他为新罗佛教做出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他运用所学的教法，对佛法进行了整理，并颁布了“慈藏定律”。
慈藏创立通度寺，将中国的律宗发扬光大，成为韩国的律宗开山祖师，被中国律宗创始人道义尊称为“护法菩萨”。
义湘是“新罗华严宗”第一代宗师。于龙溯二年抵达长安，并在此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曾在终南山上智俨三藏那里修习佛教《华严经》，并得到中国华严二祖智俨大师的认可。
义湘在大章元年，集其所学，著有《华严一乘法界图》，文武王十六年起，他回到太白山，受命建立了浮石庙，并在这里传播《华严经》。
直到公元7、8世纪，中国华严宗才在韩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教派，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许多新罗的僧人历经波涛汹涌，千辛万苦来到了唐代，比如新罗中叶的朗慧和尚，就跟随新罗使者去了大唐。
此外，还有明朗，惠通，明晓，玄超，义林等等，也都在研习密法。
神行无象等众多新罗僧先后到唐僧处来拜佛。他们或在中国传布佛教，或从事佛典的翻译，或从事佛教著作的创作，促进了唐罗地区佛教的兴盛。
唐、罗海路文化交往兴旺之原因唐罗沿海通道完善，为渡唐的新罗人运输提供了保证。
《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了唐代与外界的七大要道，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唐罗沿海通道的发达，是新罗人渡唐的必经之路，唐代的开放政策是新罗大量渡唐的外部原因。
唐代设立了全国统一的红肺寺、国子监等专门学府。
红肺寺负责的是唐国学生的事务，从接待开始，到分配，再到遣返。所有新罗的学子，都是由唐朝政府出钱。新罗学子还可以通过“宾贡科”的考核，通过的人可以成为一名唐朝官员。
唐代为这些在外学习的和尚们，提供了一年一次的免费住宿和衣物，为他们解决了生活上的烦恼。在这样的良好学习环境下，新罗的留学生和修士开始在唐朝游历，新罗成为唐朝学习最多的国度。
中国的文化在朝鲜半岛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新罗对唐代的了解更加深刻。
新罗不但诚心诚意地向唐朝学习，还愿意向唐朝派出更多的学生，以更大程度地吸收唐朝的文化，从而使新罗社会形成了一股追赶唐朝的西学风气。
新罗将佛教提升为护国派佛教，其统治阶级也对佛教给予了更多的认可与拥护。
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海洋上，他们追寻着佛法的真理，为唐罗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渡唐新罗民族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唐罗海上文化交流对新罗社会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范围涉及到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诸多方面，本文重点探讨了度塘新罗对唐代文化所作出的贡献。
在文学上，赴唐新罗的海外学生也活跃于文学创作中，并与唐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为唐人的文学生活增添了一份新的内容。
在佛教上，许多新罗入唐的僧人都直接参与到中国佛教的建设之中，或者辛勤地翻译佛经，著述佛经，传播佛道。
或是用革新的精神来充实佛教的教诲，以其坚忍不拔的苦行，印证了佛家的大愿力，为中国佛教的理论和实务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这一点来看，新罗僧人对唐朝佛教的贡献，足见其对唐朝的贡献。此外，人唐新罗高僧对佛经的研读，不但奠定了新罗佛教学说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佛教学说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结语对唐罗海路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唐朝，海上交通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打破了以往的陆地交通，开辟出了一条新的与世界文明的交往道路。
而我们知道，文化交流是一种双向的，基于唐罗文华的发展也对日后两国很大的影响，也是中韩两国的文化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繁荣起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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