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入学通知书到来了，限令8月31日报到，9月1日开学。时间还有几天，我们却急不可耐地先到学校里去看了看。那学校设在府右街的中南海运料门里，也就是在中南海公园的门口，隔壁就是北平大学校本部和怀仁堂。学校最前面的一座老房子是办公楼，其他全是新建的房屋，都是平房。办公楼后面便是教室和宿舍，最后面是操场，有一个后门出去，斜对着北平图书馆大门。这校舍和那些老中学比，是差得多了，园里树木也不多，场地是新平整的土坝。我们多少有点失望，但是听说挂上平大附中的校徽，就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公园，就是说中南海公园也算是我们的校园，那当然就好了。事实上后来我们一下课，就常常带上书包到中南海去，找个清静地方坐下复习功课，累了便到公园各处走走，散散心，真是美极了。
8月31日，我们按时到学校报到，随即搬进学校去住。一个寝室六个人，一人一张铁床，一张书桌，一个凳子，倒也宽绰。9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因为还没有礼堂，就在教室区的土坝上搭个台子，学生们自己带凳子坐在台前。引起我注意的是，台上没有像一般的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那样，墙上挂着两边配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的"总理遗像"（就是孙中山的遗像），也没有按标准挂上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而只是贴了"开学典礼"几个字。开学典礼仪式上也没有请什么要人来坐排排，观礼训话，甚至也没有教员上台去讲话，就是校长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角戏。
这个校长的名字，我至今依稀记得大概是叫宗真甫。宗校长开宗明义就宣称他办的是法国式的新学校，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主张思想开放，主张教学相长，主张学生要自觉、自强、自治。主张互助、互爱、互勉。并且他具体地说到，学生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他说连自己都不会管理，将来怎么去管理国家。他提出要民主选举班长、室长，民主选举学生自治会。这些话在那时的确是闻所未闻的，而且是一鸣惊人的。我们这些学生听来自然是最对胃口的了，所以大家听得喜笑颜开，满堂喝彩。
他不像有些学校校长那样，说得冠冕堂皇，唱些高调，许些宏愿，却不兑现。他却是说话算数，真按他的思路，切实地干了起来。头一条他要实行学生自治，要民主选举班长和学生自治会。这种选举本来在哪个学校都有，但做法却各校不同，大半流于形式，候选人其实是学校内定的．都是训导主任最看好的贴心人，不过走一下选举的过场罢了。宗校长主张要实行竞选，报名参加竞选的同学要公开发表竞选演说，发表自己的主张和当选后自己要兑现的具体措施。说实在的，要一个学生自己提出来要当班长甚至学生自治会主席，确实不好意思，而要自己在班里组织一个竞选班子，为自己宣传，摇旗呐喊，更是为难。然而他鼓励这么办。而且真就有几个勇敢的同学，站出来参加竞选。真的在土坝的台上发表自己的竞选演说，还真的提出一套又一套的主张和办法。其他同学可以提出质问，或者干脆表示反对，而拥护别的候选人。于是满墙的壁报和宣传传单，十分热闹。这样选出来的同学不得不在学习、生活上起模范作用，在为同学办事上努力负责。后来证明他们中不少人的确是班上、学校的初露头角、能孚众望的优秀学生。当然也有爱出风头、光说不做、华而不实的当选人，上台不久就被批评以致改选掉。
搞班长和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选举，这倒是教育当局法定的，只是在我们这学校办得认真罢了。然而宗校长所提倡的言论自由，却并不为教育当局所欢迎。但是宗校长认为在所有的自由中，言论自由却是最根本的，他坚持要提倡。于是各个班都有自己的壁报，我们班同学以为我的文字功夫还好，便推举我主编壁报。我把我们班上的壁报取名为《火车头》，大有领导新潮流之意。果然我们班的壁报推了出去后，就颇受注意。这不是我编得好，而是我们班上有几位思想先进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姓张的，是我的四川老乡，而且是川东人，我一进学校，听他的口音，就和他交往起来。他的岁数看起来比我大两三岁，大概是在社会上混过几年又来读书的，所以我叫他老张。老张思想先进，他积极支持我，常常给我提供颇有分量的文章。其实后来我看出来，他是有意识地引导我走向进步才支持我的。
在学校里不仅有自治会和班会办的壁报，后来三五个人也可以申请自己办一张同人的壁报，那言论就更自由一些，议论更多些。如果只是议论学校事情，或者互相辩论一些学术见解，这倒也没有什么，但是有的旁敲侧击地议论起国事来，这却颇为一些人所侧目了。然而宗校长却以为这是正常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今青年，国难当头，哪有不关心国家大事的？这显然和当时当局所提倡的"读书救国"论是背道而驰的。他说的是"既要救国，又要读书，读书就是为的救国"。这和那些高嚷"读书救国"，本意是叫学生埋头读书，莫问国事的人，自然是大异其趣了。
要说读书，我们学校实在并不含糊，要求十分严格。我们的教员的水平一般比较高，他们很瞧不起当时官家法定的教材，基本上都是自选教材。比如语文，是一个北大的教员来教的，他选印了许多时新的作家比如鲁迅等人的作品，也选一些著名古文和诗词。历史、地理都如此。至于英语教材，选得比较深，大半是著名的英国散文。数学、物理、化学用的全是英文本的美国教本。教员一上课，叽里哇啦，全用英语，布置的练习也是英文的。
本地的学生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从四川乡下来的学生可吃苦头了。英语课已经够我们啃的了，碰上几何和化学课，虽然我们仗着在初中学习的基础好，对一些公式还可以理解，可是面对那英文教本上的那些专用名词术语就傻了眼，全是生字。老师一堂课讲两三页，翻字典查生字就够我们查几个钟头，我和二江下午一下课就开始查，一直干到吃晚饭，而且还是采取合理化分工，一人查一段，然后互相抄上的呢。我们把汉字注在生字下，开始一页书上但见黑压压地一片蚂蚁似的，但是坚持查了一个多月，生字便逐渐少起来，算过了一大难关。后来我们发现，许多同学和我们差不多，学习都是很勤奋的。学期中据教务处测验的成绩，说我们学校的成绩，绝不亚于号称"北平第一"的师大附中。
宗校长不仅要求我们学习好，还要求我们生活活泼愉快。每个同学必须参加体育活动和文娱活动。他还喜欢郊游。他穿上马裤，手拿棍子（我们叫"司踢克")，生气蓬勃地亲自带我们去爬西山。他还提倡交谊活动，鼓励男女同学都参加。
我们学校是男女同校的。那个时候，虽然妇女解放的呼声从"五四"以来叫了十年了，可是封建礼教思想并没有被彻底铲除。一般中学都是男女分校的，女学生只准上女子中学，甚至连北平大学都专为女生办了女子文理学院。偏偏我们学校却办成男女同校的学校，在那时的北平，如果不是独一无二，也算是稀罕事了。所以我这个乡下人到学校报到时，看到有许多女学生也来报到，竟大吃一惊。我们班上有七八个女同学，坐在前两排。在课间休息时间，宗校长叫人把同学赶出教室，做柔软体操或打排球。他特别要叫女同学出来参加。我起初不大好意思参加，后来才慢慢习惯了，也敢去找女同学为壁报组稿了。不过后来听说有些同学组织跳交际舞，男女同学都可参加，我就简直难以接受。但我想这大概也是宗校长所容许的吧，从后来发生的一件轰动北平的事，就可以知道。
学校开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的时候，同学们准备游艺节目，排演一出俄国话剧叫《白茶》，其中有男角女角，还有接吻的场面。那时男子学校女子学校都演戏，男学校是男学生扮女角，女学校是女学生扮男角。我们学校有现成的男女同学，所以大家主张真的男女同学同台演出。这一点倒容易通过，可是那出戏里有男女接吻的情节，该怎么办？有人赞成照剧本演出，有人反对，决定不下。宗校长竟然同意按原剧本演出，可以出现接吻场面，而且竟然有女同学愿意演这个角色。于是在周年校庆的游艺演出中，不特演了外国戏，而且有接吻的场面在舞台上出现。经过《世界日报》等报纸一报道，一下子便轰动了北平，一时议论纷纷。于是国民党当局也就有了理由来找我们学校的岔子了。
其实我们学校早就成为特务关注的目标了，而且早已有特务在学校里活动，这是被同学偶然发现的。一天，一个同学到锅炉房去打水，忽然发现烧水的锅炉工在抄墙上的壁报。那同学一下嚷开了："有人在抄我们的壁报。"同学们闻讯赶去，把那个锅炉工逮个正着。学校管事务的人来问他，他支吾不过，便亮出了他的特务派司。宗校长只好说，我们不用锅炉工了，解雇，叫他走人便是。
然而从此以后，我们学校就不得安宁了。常常有教育当局来人考察，或者记者来采访，或者不三不四的人来找人。至于学校里的职员或学生中有无有特殊身份的人，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后来就出现特务公开拿着名单到学校里来向宗校长要人的事。宗校长为此大为光火，他说学生在学校没有犯规，在社会没有犯法，特务凭什么到学校里来抓人？这太不成体统，他要向教育界发表声明，请求公断，不然他就辞职。后来还是有"醒事"的人告诉他，现在没有讲理的地方了，还是放聪明一点的好。于是当特务正式带着警察进学校抓学生时，宗校长得到名单，便一面稳住特务和警察，一面暗地叫人通知上了黑名单的学生，从后面操场边不常开的小门溜走了，再让特务到宿舍去搜捕。同学们说，这一回宗校长也有了"中国式的聪明"了。
然而宗校长作为一个教育家和学者的出于民主、正义、良心而玩的"聪明"，哪里敌得过国民党宪兵团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特务的阴险诡诈呢？果然，过不多久，在他身边也埋伏上特务了，在学生中我们也明显发现行为特殊的学生。于是特务不再是公开拿名单来向学校当局要人，而是暗地里在校外以至在学校里秘密绑架学生。而且他们还运用合法的方式，以教育当局的名义，时不时地来检查教材、课业和课外活动，包括壁报、唱歌、游艺等活动，指斥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总之很不合乎国民党的教育法规。其结果是，这个新式中学只办了三年，等第一学年招收的学生毕业后，便被勒令停办了。宗校长这个教育家虽然有众多教授的支持，但还是呼吁无门，只好关门。他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想按自己的教育理想来办一种新式学校的实验，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然而他们的实验并没有真正失败。据我所知，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很多都考上了好大学，成为国之英才。特别是许多学生走上抗日前线，后来成为国家栋梁。解放初当过重庆市长后来当化工部长的彭涛，就是我们同班的同学。至于我呢，如果说我在本地的初中曾经受过进步思想的启蒙教育的话，那么在平大附中的两年中我所受到的耳濡目染的教育，便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我敢说这还不止我一个人。
当然，平心而论，决定我的人生道路的，还有一个最大的"教员"，那便是日本侵略者。他们用侵略、掠夺、侮辱、屠杀和人间一切闻所未闻的暴行来教育了中国人民，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一代，使我们知道，只有拼死抵抗，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中国人民才有活路。我们是凭着抗日热情走上抗日斗争，而最终走上革命的这条道路的。
我们上平大附中还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件"，东北的日本侵略军悍然占领了沈阳，并且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下，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东北。好端端的大好河山，便叫日本侵略者不费吹灰之力鲸吞了。记得当报纸上登出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的消息后，学校一片沸腾，群情愤激，大家都从教室里冲出来，高声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坚决抵抗。
全北平的大中学校都是一片抗议声。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和许多大学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决定在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准备上街游行示威。这个消息传到我们学校，许多同学都去参加，我也去了。刚开始开会，便有警察和便衣特务冲了进来，要驱散大会。他们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动手就打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警察和特务的暴行，中国人不去打日本人，却这么狠毒地打中国人，而且是打手无寸铁的学生，我感到十分愤慨。但是我不敢像大学生们那样和警察对抗，而是随着许多同学闻风而逃。有的同学被警察逮住就打，头破血流。
我回到学校，便听说有的同学被捕了，其中有一个叫尚之二的便是我同班的相好同学。因为学生被捕，各个学校又掀起了抗议的风潮。那时的北平是由从东北人关的东北军统治的，东北军的统帅就是号称少帅的张学良。社会上都传说是张学良不抵抗，把东北拱手送给了日本，所以大家都骂张学良，说他是"不抵抗将军"，而且是不肖子孙，因为他父亲张作霖就是被日本人炸死的。现在北平又抓了举行抗日集会的学生，大家更把一股怨气集中在张学良身上，群情激愤。却少有人知道，这次抓人的是南京政府派驻北平的行辕主任何应钦手下的宪兵团特务。后来被抓的学生都放政府派驻北平的行辕主任何应钦手下的宪兵团特务。后来被抓的学生都放出来了，说出这件事的内情，大家才明白。我们班上被捕的同学尚之二回来，就是这么亲口对我说的。他还说，这次本来是国民党特务抓人，却故意放出话来说是张学良干的，叫张学良背黑锅。为此张学良和东北军很不以为然，于是就把这个案子接了过去。张学良说："你们说是我干的，我就亲自来审理。"他下令把被捕学生全部放了。尚之二还说，在他们被放出来以前，张学良把他们弄去亲自训话，虽然也说了一些学生要好好读书，将来报效国家的官话，可是他却透露了不抵抗的内情。他说："我张学良生在东北，长在东北，我的祖宗庐墓在东北，我岂肯把东北拱手送人？我的父亲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杀父之仇我岂有不报的？我实在有难言之隐呀。总之我是一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你们知道这一点就是了。"
张学良下令把被捕的学生全部放了的事，马上在各学校传开了，他那次训话的内容也透露出来了，大家才知道不抵抗的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于是学生们决定南下到南京请愿。
到南京请愿的消息传到我们学校来，许多同学都想去，我也报了名。我到平大法学院去告诉我的舅舅，他说他们法学院历来在政治活动中打头阵，这次要南下请愿的同学很多，领头的团长便是他们学院的，而且是四川同乡，他的朋友。他说那个朋友也叫他参加，他却不想去，一则他快要毕业了，还有论文要做，再则南下请愿，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对着干，肯定没有好结果，说不定会出惨案。所以当我说我也报了名时，他坚决反对，当头给我泼了冷水，他说："你一个十几岁的娃娃，懂得什么？不能去冒险。现在正是你读书的时候，不要去过问政治，政治是很复杂的。"
对于我舅舅这个头脑很清醒、行动却谨慎的大学生，在几个月的相处中，我已经有了印象。我对他不让我去参加南下请愿，很不以为然。我说："国家都快灭亡了，读书有什么用？"舅舅说："读书是自己的事，救国是大家的事，你一个人不去，不少；去你一个人，不多。去南京请愿凶多吉少，你何必去冒险？"我说："都这么想，那国家谁来救？"舅舅说："我不是说救国不对，我是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不明智的。南京政府绝不会接受北平学生请愿。我对这次南下请愿团的团长也是这么说的。"我说："我已经报名了。"舅舅说："报了名了也不能去。你父亲把你交我照管，我不能不管。"我说："我不去，同学会说我的。"舅舅说："其实这次南下也不一定走得成，南京已经下令，北平东站南下的班车都停开了。所以这两天大学生一直在东站卧轨抗议，我也去卧过轨的。你要尝那个味道，就跟我去试一试吧。"
我很乐意地跟我舅舅到东站去卧轨抗议。那时正是冬天，天气很冷，我在那里坐了几个钟头，实在是受不住，直打哆嗦，只得跟舅舅回到他的宿舍去。我羞于做一名南下请愿的逃兵，一直不敢回学校。直到南下请愿团出发了，我才回去，继续参加其他的爱国活动。
那时，盛传东北出现了抗日义勇军，最有名的就是马占山将军的一支义勇军。我们学校的东北同学听了，特别兴奋。有的说要离开学校，回到东北去投奔马占山将军。其余的和我们一起在北平做东北义勇军的后援工作。很多学生利用星期天和课余时间，打着募捐旗帜，拿着募捐本子，到街上去分头募捐，募的钱都如数交到东北义勇军北平后援会。我和两个同学一组，专门到六国饭店一带的街上去拦小汽车募捐。进出这些高级饭店的都是大佬，不是当官的就是大老板，一辆车募一块银圆是不成问题的。我们的收获不少，回去报账，十分得意。
但是有一回却很令我们伤心。我们在六国饭店外面不远的地方，拦住了一辆豪华小卧车，我们伸出募捐小旗，请他支援东北义勇军。六国饭店正开着舞会，那大佬大概是急于去跳舞吧，对我们竟然十分生气。他的带着盒子枪的马弁下车来，推开我们，张口就骂人。我们不退开，还劝说："日本侵略军占了我们东北，请支援东北义勇军…"那个大佬很生气地从车上下来，举起手杖就向我们挥过来，骂道："你们敢拦我的车？妈啦巴子！开车。"小汽车呼的一声开过去了。我们也回敬他一句："妈啦巴子，还是东北人呢，当了亡国奴了，还不知耻。"但是他们哪里听得见。我们回学校说起这事，大家都愤愤然，但也只有愤愤然而已。
这时日本侵略军已经打到山海关，与东北军何柱国将军的部队对峙，而热河的日本侵略军，正在攻打古北口，想破关而入，威胁北平。我参加了北平学生组织慰问团到山海关前线去慰问，可是我们坐火车刚到北戴河，便被何柱国派人拦了下来，把我们安排到北戴河很好的旅馆住下，说前线战紧张，不能前去。我们不肯，连前线都没有看到，回去怎么交代？正相持间，何柱国将军来了，表示接受我们的慰问，但劝导我们说："奉少帅之命，好好接待你们，但是不准到前线，以免出险，用原车送你们回北平。"于是我们坐原车回到了北平。这次慰问虽然没有到前线，却看到了东北军将士个个都是义愤填膺，决心抗日的。张学良这么安抚学生，和南京政府对待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哪里像是一个"不抵抗将军"呢？政府对待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哪里像是一个"不抵抗将军"呢？
这时，南下请愿团的师生七零八落地被国民党派兵押了回来，说起来大家气愤得不得了。他们到南京根本没有见到负责的大官，面对的却是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特务，对待他们的是警棍、手枪和绳索，讲的是"先安内，后攘外"那一套，说是消灭共产党比抵抗日本侵略者更重要。并且说请愿团是共产党操纵的，必须镇压。于是许多学生被殴打，被逮捕，有的再也不见回来。据上海报纸的消息，南京政府说，这些学生有的是"自行落水而死"，有的是"误撞上枪尖而死"云云。这样，日本侵略军教训了我们还不够，国民党南京政府又教训了学生一顿。
更令我感到惊异的是，舅舅告诉我说，这次南下请愿团的瓦解，南京政府除开用硬的一手对学生使用棍棒刀枪外，还用了软的一手收买人。他说那个领头的团长就被收买了，政府给了他一个县长的差事，他已经上任去了，我听了真是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抗日爱国者呢？而且是南下请愿团的头儿。舅舅甚至说，也许他未出发前，他已经算计好他要当官了。这更令我骇怪，不觉大呼："卑鄙！"舅舅说："你该知道政治的复杂性了吧。"我说："舅舅你读的法律，反正按法律条条办事，要好些吧。初中毕业时填将来愿望，我填的就是学法律。"舅舅说："你莫把法律看得那么神圣。其实那些法律条条都是人写出来的。我们这些学法律的，没有背景，没有后台，快毕业了，我跑了几个月，不要说找个见习法官的差事找不到，连找一个书记官的饭碗还没有着落呢。"
听了舅舅这一席话，我更坚定了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教给我们的信念："只有振兴工业，坚甲利兵，才能救国，也才容易找到饭碗。"我一定走"工业救国"这一条路，为了救国，也为了个人将来的饭碗。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