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幼年和少年时期，是我国屡遭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战乱年代。 1900年，我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现属上海市）凤溪镇（即观音堂）典当街一个小商人家。祖父顾梦渔在镇上开设了一爿兼卖油、酒的小米店，全家就靠微薄的利润来维持生活。祖父共有三个儿子。长子是我的父亲顾子熙（晚年号倜群），他是当时清皇朝的秀才（廪生）。两位叔父在店里帮助祖父料理买卖。那时，我们全家的衣着靠妇女们勤劳耕织，住房是曾祖父辈遗留下来的。粗茶淡饭，生活一般还过得去。 我的父亲虽是清皇朝的一名秀才，然而他不甘于封建礼教束缚，不满于腐朽的科举制度，热衷创立新学。1906年，他和伯父顾伯逢、青浦县李甘伯、嘉定县赵仲周和本乡的金正卿、陆士希，在青浦观音堂镇文昌宫，首先创办了一所冠赢（谐观音二字音）小学，开新学之先声。当时校内有学生100多人，分为甲、乙、丙三班。甲班毕业生大都升学于上海龙门师范（江苏省第二师范前身）。小学附设一个幼稚班。我的启蒙教育，就在这个幼稚班。校内不读《三字经》、《百家姓》那些孔孟之道的书籍，完全采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教课书。虽然我幸运地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但是旧的封建迷信思想意识，在家庭、社会等方面仍是无孔不入地渗透着。记得有一年三月十五日的香讯，我随母亲到离镇十余里外的青龙寺去进香。看到很多善男信女，烧香敬佛，顶礼膜拜，十分虔诚。又看到寺殿内雕塑的十殿阎罗王和那些小鬼，上刀山、下油锅等，真是触目惊心，阴森可怕。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神鬼的阴影。虽然教师们在课堂上大声疾呼要破除迷信，不要崇拜偶像，听信神鬼。然而，这难以抵挡社会上封建迷信的侵蚀。 1907年，校内的学制改革了，把原有的甲、乙、丙三班编为六个年级，并分为初小四年、高小两年。我这时正从幼稚班进入一年级。经过四年学习，初小结业后，便逾格升入六年级了。这一阶段，学校和家庭的教育以及社会上的影响，在慢慢地促使我幼稚心灵和思想认识发生渐变。 从小我就酷爱唱歌，记得老师教我唱的那首《缠小脚的苦》:"……缠小脚的苦，最苦恼，从小苦起苦到老，脚未开步身先摇，不作孽，不作恶，暗暗里却上了脚镣……"这深入浅出的歌词，淋漓尽致地说出缠脚之苦。这首歌我在学校里唱，回到家里也唱，还唱给妈妈和姐姐听，又教她们一同唱，她们都很受感动。又有一首《勉学歌》，唱道："……黑奴红种相继尽，惟我黄人鼾未醒，亚东大陆将沉没……"词简意赅，又是那么鞭辟入里，使儿童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反封建礼教、振兴中华的火种。光阴荏苒，相隔已70余年了，然而我记忆犹新，可见当年印象之深了。小学教育是基础的基础，我能接受这样的启蒙爱国教育思想，是和老师们苦心孤诣的教导分不开的。 那时，我们的老师很得学生敬爱。因为他们身体力行，从不酗酒，不抽鸦片，不赌钱，作风端正，堪称师表。辛亥革命初起，老师们毅然决然带头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于是，我们这些学生也纷起响应，跟着剪掉辫子。其时，我们乡下已有"同盟会"的组织，提出了"兴汉灭清"的口号。 那时，推翻满清运动，已不胫而走，风靡朝野，大家都在议论着满清的不好。可是在光绪皇帝驾崩时，学校礼堂里还挂起了白布球，举行所谓的"国丧"。满清皇朝濒于灭亡的前夕，社会上人心惶惶，流言蜚语，交相传播。记得，一天夜已深了，家人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到后院天井去看扫帚星。我好奇地急忙穿着衣服跑到后院，抬起惺松的睡眼，看到西北部天际果然出现一颗很长的星，形状很像扫帚，而且较其它星是特别亮。后来，我又听说"天上出现扫帚星，地下就要动刀兵……"，"长毛又要出现了……"。当时，社会状况动荡不安，秩序紊乱，聚众抢米的事也时有所闻。有的地主家的老小，吓得晚上躲进穷人家里去睡觉。还有让你听了毛骨悚然的谣言。有一次祖父从外面回来，神秘地向家里人说："外面都在传说，今晚有数万阴兵要路过我们这里。据说，人只能看到阴兵的脚，看不到他的身体的……"祖父要大家赶快早点吃晚饭，关门睡觉。还慎重其事地对我们说："如果人碰到了阴兵，不死也要脱层皮！"待到第二天，已是大天四亮了，大家才敢开门，互相地探询起来，有的竟说，昨夜曾听到很多很重的脚步声，那就是阴兵过境了…… 这时抢米风潮越来越紧张，地主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便到黄渡（镇名）营盘里，请来了清兵。清兵，在我的记忆里，都穿着马褂式的上衣，胸前背后各有一个白布圈，圈里面写了一个"勇"字，很醒目。实际上这些清兵都是精神萎靡而烟瘾特大的"懦夫"，根本谈不上"勇"。但是这些清兵在欺侮老百姓时，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表现倒是很"勇"。老百姓见了他们，像见了老虎一般。有时，他们夜晚出来巡防，挑着一盏有三角架的大灯笼，全副戎装，手持单刀，在四围转一圈后，就回营去抽鸦片烟。如果他们在巡逻时，老百姓撞见了，那你就该倒楣，不问青红皂白，把你抓起来。然而，一旦夜晚发生匪情，老百姓鸣锣报警时，他们却佯装听不见。待到天亮，他们煞有介事，去出事地点踏勘一番了事。 以上这些情况，真令人感到社会危机四伏，统治岌岌可危。当时用油光纸一面版印刷的《申报》经常有这一类报道，这不免使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有时也可得悉一些振奋人心的革命军兴起的消息，使人扬眉吐气而向往。父亲和老师们经常看报谈论国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我10岁那年，老师带我们去青浦县城官办小学，参观手工业展览会。那里陈列了很多精制的工艺品，有剪纸、纸折叠，还有把豌豆浸泡后，用竹签戳叠出的木船、桌子和其它用具，这叫做"豆工"。都是些玲珑剔透，形态各异的作品，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在展览会上也有我们学校的"豆工"陈列，但这些"豆工"不是我们学生做的，而是老师做好以学生名义展出的。"官小"学校，校舍宽敞，课室明亮，座位舒适，有学生宿舍，伙食好，设备也好，有新的教学仪器，这使我非常羡慕。但学校收费高，我的家庭负担不起，只好望校兴叹。回来后，我把这次参观的感想写了一篇作文，老师看了很赞赏。 第二次去青浦城，是随父亲乘船去的。到达后，父亲办事去了。两个摇橹的农民要去县衙门那里看"审官司"，我就跟着去了。到了县衙门大堂，看见头戴翎子、身穿官服的老爷，端坐公案前正在拍桌发怒，斥骂匍伏案前的一个农民刁嘴，命令两旁手持竹片和棍子的差人，把这个农民按倒打屁股。农民受刑不过，声嘶力竭地向老爷讨饶。但是，老爷还是命令衙役继续打，打得皮开肉绽，他痛得大哭起来。官老爷余怒未消，狠狠地对农民说："限你一个月内把所欠地租交清，否则还要打"。这个农民被如狼似虎的差人拖出大堂。这时，站在牢门口的一个妇人（大概是农民的老婆），见他被打得这般光景，不顾一切，跑上去抱头大哭。衙役推开他们，对他老婆说："赶快回去，一个月内还清地租，否则，老爷还要打呢！"她听了，低头未语，无可奈何地把带来的一些萝卜干塞给这个农民，眼看着他被差役关进牢房。她一面哭，一面离开了监狱。这触目惊心的一幕，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掀起翻滚的波涛。回到船上，我向父亲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官老爷为什么要打人？为什么那么凶？"，"老百姓见县太爷一定要跪吗？"父亲告诉我说，官老爷是帮助有钱人做事的，有钱人依靠官老爷的势力去欺侮穷苦人。官老爷这样做是为了钱，因为有钱人会送钱给官老爷的。父亲又告诉我，老百姓见到县太爷时，要口称"老爷"，要下跪。不过秀才不同，见县太爷时，不称老爷，而称"公祖"，"打千"（是一种介于作揖、下跪之间的礼节）就行了。第二天回到学校，我把在城里所见所闻一一向老师说了。他叫我下次作文就写这件事。后来，我以《老爷凶！农民苦！》为题写了一篇作文，老师看了很满意，在我的这篇作文上圈了一行一行的红圈。 这年的冬天，我随父亲乘了自家的划船到上海玩，并到曹家渡伯父家去作客。那时我的伯父顾伯逢受聘在圣约翰大学教中文。他和父亲两年多不见了，今日相逢，兄弟俩高兴得很，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我们带了伯父最欢喜吃的狗肉。他俩互斟互酌，开怀畅饮。有了酒意，伯父便凑近父亲的耳朵低声说："情况好了，孙文、黄兴就要回国搞革命了……"我似懂非懂地凝神听他们讲。父亲见状再三地叮咛我，不许和其他人乱讲，怕闯乱子。 第二天，父亲带我去静安寺。我们乘上一辆双马驾驭的马车，这是专跑曹家渡﹣﹣静安寺的班车。上面共坐了十多个人，蹄声得得，寒风阵阵，辘辘前进，但我不觉得冷。跳下马车，换乘电车，恰巧一辆电车靠站。我正向前面一节两边有明亮窗户的车厢跑去，父亲将我拉住，指着后一节车要我上去。我一看这节车厢没有窗户，乘客拥挤。为什么父亲不让我上前一节车厢呢？我正纳闷儿，一个头缠红布的外国人也上了我们这节车。到了姑丈家，吃过饭，我问父亲，他对我说："我们今天坐的电车，前面车厢很宽敞，那是专门给外国人和夷婆（指外国女人）们坐的，叫头等车，不许中国人上去。我们中国人只许坐后面的三等车厢"。我听了反问道："有一个外国人不也在我们这一节车厢里吗？"父亲说："那是印度人，他们的国家已被英国人灭亡，是个亡国奴，所以不准他坐头等车。"接着，父亲又感叹地说："中国虽还未亡国，但外国人把我们当作亡国奴一样看待的呀。" 去黄浦滩游览时，我们走上一座大桥，父亲对我说："这就是外白渡桥。"我凝神一看：啊！好宽大的桥啊！只见桥面上的电车、马车，穿梭来往，东洋车也在奔驰，一时铃声叮当，车轮滚滚，行人熙来攘往。桥下船只汽笛长鸣，排浪急驰。向北一看，高楼大厦，巍然耸立在黄浦江边，十分气派。桥的南畔，一片葱郁的树木和隐映在绿荫中的几幢洋楼，那是外滩公园和英国领事馆。 下桥后，我们走近外滩公园，父亲急忙拉我快步走过。我回头一瞥，看见公园门口，挂了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八个大字。走过外滩公园大门后，父亲对我说："那公园门口木牌子上写的字你已看到了吧！外国人竟把我们同狗一样看待，真是岂有此理！刚才我拉你快走几步，是怕妨碍外国人进出，不然碰上坏的外国人就会狠狠地踢你一脚。" 在外滩公园的后门口，竖立一根折断的大木头。父亲说，这原来是我国插国旗的旗杆，被外国兵舰从吴淞口进攻时开炮打断了。外国人故意把这根断木头竖在那里，表示他们的"英勇"。这是中国人极大的耻辱啊！我们看到黄浦江中停泊了很多耀武扬威的外国兵舰。轮船码头上，我国搬运工人鸠形鹄面。相形之下，触人深思。 晚上，姑丈请我们去大舞台看戏，场里的秩序很乱，口哨的尖叫、观众的叫好，加上不规则的鼓掌声，此起彼落，乱成一片。这歌舞升平的畸形景象，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父亲长叹一声说："莺歌燕舞，纸醉金迷。洋场十里，非好地方焉！"回到家后，父亲又感慨地说，"上海一日游，胜读十年书。"回学校后，老师出了一个"记上海一日游"的作文题，我就把我在上海所见所闻，加上自己的感想写了一篇，老师颇为赞许。 这年高小毕业考试，我的成绩名列第一。父亲和叔父们决定，送我到青浦升学，以继承顾氏的书香门第。当时我很兴奋。不料1912年秋，青浦全县鼠疫盛行，邑人罹疫而死亡者甚多。我的母亲平生信佛善良，热心助人，不幸在帮助邻居收殓时，遭鼠疫传染而逝，我的大叔父也在这年因伤寒病殁。家中的境况本来就不怎么好，遭此变故，我的升学希望落空了。翌年，父亲便把我送往上海去学徒。 【顾复生（1900年11月∽1995年2月），江苏青浦人（现属上海市），1927年经陈云同志介绍入党，参与组织陈云同志领导的青浦秋收暴动，是青东地区农民领袖。抗战爆发后，创建青东抗日根据地，曾任淞沪游击支队长、无锡党政军委员会书记、锡澄虞根据地总办事处主任（专员）、新四军六师敌工委书记、通海工委书记、苏中军政委员会委员，淞沪行政专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后勤部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师首任政委、35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解放后首任松江地区专员、苏南行署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江苏省建省后，任省农林厅首任党组书记、第一副厅长（主持工作）、省农科院院长兼省农办副主任、省科委副主任，江苏省农学会会长，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任命为中央农业领导小组成员。文革后任江苏省政府顾问、省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