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4年10月，在赣南，正是秋高气爽、桂子飘香时节。可是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却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了。红军主力被迫作战略转移。悲壮的气氛弥漫于中央苏区。

对于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是在非常匆忙中作出决定的。作出之后，既没有向领导干部说明情况，更没有向广大指战员和群众作好动员。相反地，他们以所谓军事上要保密，强调要等红军主力渡过赣江，进入白区以后，才准许宣布红军主力转移的消息。因此，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何日出动？将去何方？是否很快就会回来？红军主力走了以后，中央苏区将怎么办？这些人人深切关注的问题，却谁也不知道，大家都被闷在鼓里。甚至当时身为江西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同志，也不知道。

陈毅是1934年8月28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兴国战役中因坐骨中弹受伤一直住在医院里的。他的坐骨碎片，如不开刀取出来，伤就难以治好。医院里虽然是有爱克斯光机的，却没有电，照不成片子就开不了刀。他住院已一个多月，这问题还解决不了。

10月9日，中央军委周恩来主席到医院探望陈毅同志。他来到陈毅的病床前，并告诉他：红军主力就要走了。中央决定让项英和你们一些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要你留下来是因为你能打仗，懂得军事，可以帮助项英。而且你伤势未愈，不能远征。现在你的伤到底怎么样了？他这样问。这才发现陈毅需要拍爱克斯光的片子，但没有电，不能拍。恩来同志立即派人去把电台的一架发电机抬到医院里来。那架已经包装好准备随军长征的爱克斯光机器，也重新解开，马上发电，由医生拍了照片。看清了碎骨部位，当场给陈毅做了手术。

就在探望中，周恩来给陈毅讲了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设立党的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由项英同志担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同志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

10月10日晨，中央红军主力的指战员们，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告别红色的土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留下的同志们，和长征的战友互道珍重，挥手告别。中央苏区的群众，夹道送别亲人，千叮万嘱，热泪沾襟。

10月12日那天，阴霾满空，炮声隆隆，陈毅半躺在病床上，心情异常地焦急。正好项英派来了担架，即刻把他接回机关。项英给他传达了中央的部署。当时留下来的红军，计有：中央苏区军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七团、十一团；江西军区的一、二、三、四团；赣南军区的六团；闽西军区的三个团；加上各县独立营，共有武装力量约三万人；主力和基干部队集结在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依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这里已经划定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持的阵地。中央给中央分局规定的任务是：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侵占中央苏区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

当时，蒋介石召开了南北将领会议，调动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主力红军；另以十余万大军包围中央苏区，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瞬息之间，黑云压境，大风暴随时可能袭来。

陈毅听了项英的传达及敌我双方态势的介绍，心情很沉重。他认为，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要清醒地承认反革命力量暂时是强大的，要看到革命低潮的到来。他强调说："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现在要赶快部署打游击。"

项英对形势的估计，受"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影响较大。他认为，红军主力长征后，能在湘西连续打几个大胜仗，建立新的苏区，大部分敌人将会被吸引到那里去。等待红军主力回师，我们就能粉碎敌人的进攻，恢复已失去的中央苏区。事后看来，这个估量是不正确的。1937年项英在回顾红军主力长征后的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另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若红军主力不能在湘西立脚或进行反攻不利时，就不能吸引大部分敌人离开中央苏区。"他说："我当时对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后一种可能性，没有估计到即或估计也是非常不够的。"

由于对整个斗争形势的严酷性估计不足，项英把工作发展重心寄托在红军主力方面，而不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那时，他虽然已放弃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坚持的那一套阵地防御战，放弃了短促突击战术，但是，在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作战方针，以期红军主力回师，配合反攻。因此，采取各种措施来充实红军第二十四师，对地方游击战的发动反而不重视，将其置于次要地位。

陈毅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的兵力大大超过我们。他用一部分兵力去追堵主力红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留在这里对付我们。我们不能依赖红军主力，应当独立自主，作坚持斗争的打算。因此，应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他说："红军二十四师和游击队应立即分散到中央苏区各个地方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都有病，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

当时我只有十九岁，原任闽赣省军政委员会团代表，不久前才回到中央苏区，任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兼儿童局书记；接着，又调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当时共青团也称"少共")，同志们亲切地叫我"阿丕"。本来我以为会跟红军主力长征的，没想到领导要我留下来。当时只知道项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至于陈毅，我看见过，他说话豪爽，待人诚恳，可亲可敬。他们对形势的估量和对斗争的部署，我都是事后才知道。不过，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我感到陈毅看形势比较客观，他的意见也比较切合实际。比如他主张让一些知名人士到白区隐蔽起来，我就有同感。记得1935年新年时在中央分局驻地，我看到了瞿秋白同志，他当时身患疾病，脸色很不好，还有些浮肿，正在自己动手煮稀饭、煮鸡蛋。柴草很湿，满屋是烟，他不断地咳嗽着。当时我感到十分惆怅，像他那样的身体，怎能坚持打游击呢？

项英是中央分局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区司令员，重大问题最后由他决定，他没有及时采纳陈毅的意见。那时，国民党的军队，因为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吃过苦头，被我们打怕了，一时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贸然向中央苏区急进。加上他们对红军主力的转移，曾作过种种判断，担心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因此，敌人仍然用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战法，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这个时机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完全可以加以利用，实行分散打游击的转变。

可惜，这个时机被错过了。而且当时由于强调军事上保密，没有及时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作好政治动员，讲明斗争的形势，指出斗争的前途，坚定斗争的信心，因此，在干部和群众中相当浓厚地存在着盲目乐观情绪，不晓得面临的局面多么严重。有些同志根据以往的经验，天真地以为红军主力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会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凯旋。"工农剧社"的演员，还天天忙着创作、排练，准备演出，庆祝胜利。他们操琴、练歌，唱的是"胜利的号炮"（这是歌词中的一句重句）。那时，我们还参加过"工农剧社"的晚会，有民歌、独唱、舞蹈和话剧。天下着雨，群众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看演出，真是一派"升平气象"!

二

形势一天天地紧张起来了。

10月26日，敌人侵占宁都。

11月10日，敌人侵占瑞金。

11月17日，敌人侵占于都。

11月23日，敌人侵占会昌。

至此，中央苏区的县城全部陷入敌手。

接着，敌人从北、东、西三方面向内紧缩，以集团兵力据守各个县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方法，将广大地区分割成许多小块，企图将红军围困在越来越小的地区里，然后分区"清剿"，进而彻底消灭我们。

敌人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清剿"。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无数坚毅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人寰！中央苏区当时被反动派杀害的有几十万人。

那些穷凶极恶、暴戾恣睢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恶霸地主，趾高气扬、气焰嚣张地对贫雇农说："你们红得一世？"贫雇农响亮地回答："你们白也白一生勿得（意思是也白不了一世）!"他们坚信："只要穷人不妥协，总有一日见红天。"

11月21日，当侵占瑞金之敌向会昌进攻时，项英为了"兴奋中央苏区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将第二十四师以及瑞金、会昌县的两个独立营集结在会昌谢坊左侧的湾塘岗，伏击了东路的敌第三师。这一仗虽然歼敌半个旅，但也削弱了我们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暴露了自己主力部队第二十四师的目标，给敌人造成了四面合围的机会。敌人集中了四个师的兵力跟踪红军二十四师，使我们陷于更加困难的被动局面之中。

湾塘岗战斗的教训，迫使中央分局进行了新的布置，派出得力干部到各地区去领导斗争。张鼎丞同志回到闽西，钟循仁同志去了闽赣，胡海同志回到东固。另外一部分干部调往地方武装中去，以加强各地区独立作战的能力。但是转变只是局部的。

1935年1月，南路粤军由广东边境回防赣南，从东、南两面向我"最后坚持的阵地"进攻，与北路敌军配合，南北合围，拉网夹击。我二十四师、独立三团和十一团，在阻击战中未能取胜。后在牛岭战斗中，以五个团的兵力去攻打一个团上下的敌军，却被各个击破，遭到惨败，结果"最后坚持的阵地"也失守了。

三

1935年2月，大风暴临头了。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中央军区以及赣南省的机关和部队，已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于南地区，形势非常紧张。战士和群众正在山腰上，在深谷里挖战壕、筑工事，埋藏物资，坚壁清野。

这天傍晚，我向山腰上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赣南军区政治部的宣传鼓动员唐大炮的声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战士们说话：现在是国民党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最后一次决战，等红军主力大捷，我们就要反攻。打到南京去，直捣蒋介石的老窝！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己的话的。他一转身发现我已经站在他的身旁，情绪显得更加活跃。

战士们纷纷围拢前来，问这问那。有个战士问：敌人到底有多少？我们能不能赶走他们？唐大炮一听这话就开炮了：你这个脑袋，我看真该检查检查了。你要知道，不怕敌人千军万马，只怕自己脑袋有问题。

这时一个久经风霜的老战士老党员黄兴洪说话了，他说："大炮说的脑袋问题很值得注意，但是，到底谁个的脑袋有问题，需要辨别。我看大炮的决战呵，反攻呵，都是他自己的马列主义，是否也需要检查检查呢？"

唐大炮显然被激怒了，他立即反驳：什么是我的马列主义，什么是你的马列主义？黄兴洪吸一口旱烟回答：讲道理我不行，讲打仗还可以说一点。我们白手起家，创造了苏区，靠的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发展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我们声东击西，都是成功经验。现在把各地部队拉到这里来集中，让敌人包围我们。没有游击队牵制敌人，我们这样硬拚行吗？

两人一争，我很受感动。我就说：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你们讨论的问题很有意思。我看是要面对现实，才能战胜困难。兴洪同志的意见我以为是对的。唐大炮未免过分乐观了。到底怎样行动，仗怎样打？听候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吧。他们在中央苏区人民中有威望，是群众信得过的领导人。

我回到营地后，那个晚上睡得很迟，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袋里也尽是傍晚的争论问题。唐大炮是学生出身，他看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指示，说的话也并不是乱说的。黄兴洪同志是瑞金武阳附近的农民，经过长期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锻炼，他提出部队过分集中的问题，值得深思，他是我们赣南军区直属团的一个连长。那个晚上我百感丛生，但我至今还鲜明地记得我是反对唐大炮，赞成黄兴洪的意见的。

四

第二天清晨，东南方传来了隆隆的大炮声，还夹杂着隐隐约约的机枪声。看来，敌人已迫近我们的指挥中心，形势异常紧张了。我匆匆忙忙吃过早饭，就去"工农剧社"参加宣传会议。

正当这个时候，所有的大小路口，都有少先队、儿童团站岗放哨。我刚刚走出村子，弯上一条狭长的小路，站岗的孩子就迎了上来：

"喂，同志，哪儿去？有条子没有？"

"哎呀！忘了。忘了打条子……我是在共青团省委工作的，让我过去吧。"

"不行，没有条子什么人都不能过去！这是我们团部的命令，"孩子们坚决地说。"前几天，这里没有你们的岗哨，为什么今天特别严了起来？"

"白鬼子说不定会向这儿进攻，我们要查坏人，查开小差的。"

"我要参加会议去，时间快到了，来不及回去打条子，还是让我过去吧，"我几乎像是在恳求了。

"不行，不行，不管你是开小差的，或者不是开小差的。来！跟我走！"站岗的孩子们寸步不让。

正在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时候，他们的队长红梅查哨来了。这简直是我的"大救星"。红梅一看见我，就热情地招呼说："阿丕同志，你怎么有空到这儿来？"

"我要去参加重要会议，忘记打条子，不让过去，"我向她诉说。

"嗨哟，这是阿丕同志，是我们的上级，是负责人，命令是他下的，条子也是他发的，快让他过去，"红梅向他们作了一番解释。

红梅虽然不过十七八岁，却比其他孩子们显得老练多了，孩子们也听她的。

"你是共青团的负责人，你自己下的命令，为……为什么自己违反命令，没条子呢？"少先队员毫不放松地说。

"少先队员们，儿童团员们，你们查得很严格，做得对，是我错了，忘记带条子。"

诚恳地向他们作了检讨，他们都很高兴。我转身正想和红梅谈两句，她倒先开口问我："早上炮声很紧，到底是敌人的炮，还是我们的呢？"

我也说不清楚，带开玩笑地答："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什么？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是不是说再来一个'宁都兵暴'呢？"她问。

"是的，只要蒋介石坚持独裁卖国，他们内部的爱国分子，像'宁都兵暴'的起义总是会有的。即使没有'兵暴'，我们红军坚持打下去，他们也会垮掉。"

我同红梅分手以后，就匆匆地向目的地走去。当我到达会场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几乎全到齐了。

会议一开始，由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作报告。他说：

"……目前的战争，要求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来一个大转变，以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由正规的作战到非正规的作战，由集中到分散，由巩固的苏区到不巩固的游击区，一切都在变化中。我们的宣传工作首先要适应这一变化。要把有声有色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结合起来，使我们的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坚决奋斗。胜利是我们的！"他最后几句说得非常坚决有力，就像十二磅锄头敲在钢锭上那么地铮铮有声。

刘伯坚同志的报告，给了我们以很大的鼓舞，与会同志特别注意到"一切工作都来一个大转变"的问题上。我真没有想到，局势已急转直下，转折点终于到来了。

唐大炮就坐在我的左边，而且隔得很近，他在低头沉思。我悄悄地挨近他坐下，小声地问他："你听了刘主任的报告有什么感想？"他抬头对我深沉地望了一会，贴着我的耳朵说："刘主任讲得好。昨天黄兴洪说我的一套是我自己的'马列主义'，说我的脑袋得检查检查。老实说，我当时是不服气的。现在，我想通了。"

散会后，我向"工农剧社"要了一张路条，急速地返回赣南省委、省军区所在地，东南方仍有时断时续的炮声。

我在儿童岗哨交验路条时顺便问站岗的少先队员：

"炮声听见吗？"

"听见了，已响了老半天。"

"你们害怕不害怕？"

"怕什么，我们有红军叔叔，还有我手上的红缨枪，"他们把红缨枪向前一伸，像大人那样拍了一下胸脯，说，"我们不害怕，我们顶呱呱！"接着，大家又唱：

红缨枪，红缨飘，

手拿红缨守岗哨。

发现白匪放暗号，

好让红军叔叔把它消灭掉，

消灭掉！

特务和土豪，休想混过哨，

我们的眼睛尖，你想逃也逃不了，

逃不了！

五

我开完宣传会议回到赣南军区司令部，迎面见到军区司令员蔡会文。他已派了个通讯员去找过我了。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一间屋子里，给我传达了党中央发给中央分局的几份电报。其中有一份电报是通报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的情况，还有一份电报是指示中央分局在中央苏区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电报说："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一般应由中央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方式"。

蔡会文同志对我说：中央分局开了紧急会议，反复讨论了中央的电报指示，决定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将部队分九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

当时的具体部署是：

（一）独立红七团随李才莲同志由会昌穿过封锁线转至闽赣根据地。如有可能再转到博生县（宁都）以北，开游击战争；

（二）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随陈潭秋、谭震林同志到闽西与张鼎丞同志的队伍会合，坚持闽粤边的游击战争；

（三）由汪金祥同志率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到寻乌南部和焦岭、平远、武平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四）由李天柱、孙发力等同志率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依靠寻南原有的游击区，向东江发展，与古大存同志取得联系；

（五）派红二十四师的两个连向三南挺进，建立游击区，并与信（丰）南游击区打成一片；

（六）由龚楚（后叛变）、石友生率红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约九个连），由南安经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三十四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七）由徐洪、张凯同志率红军独立第三团，到湘赣边传达指示，在该地开展游击战争；

（八）留红军独立第六团在赣南，由蔡会文、阮啸仙、刘伯坚同志领导的赣南军区指挥，进行游击战争；

（九）中央军区直接统率红七十团（周建屏为团长，杨英为政委），在中央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指导工作。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委员陈毅、贺昌同志，随红七十团行动，其余机关工作人员，派到各地和各部队去工作。

最后，蔡会文同志对我望了一望，像征求我的意见似地说："你跟我一路走，你高兴吗？"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危机已经达到了顶点，转折的过程已告完成，最后的突围就要开始了。

项英（右）、陈毅（左）与陈丕显（1939年）

【陈丕显（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又名家煜，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少共赣南省委书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国性抗战时期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苏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1977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起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