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六月，我从中山学院毕业。当时的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人大都是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人）分配我去高陵国民党县党部工作。县党部的书记是崔守仁（即崔光亚，共产党员，后来脱党叛变）。我主要从事学生工作和农民协会的组织、宣传工作。袁鸿化同志（当时也是青年团员，后来参加四方面军，抗战时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九四三年在冀南牺牲）与我一起组织农民协会，替农民打官司，反对土豪、绅商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受到了农民的拥护，自然也引起了地主豪绅以及反动县长的反对，骂我们是"坏蛋"。 这年七月，背叛革命的汪精卫在郑州同冯玉祥进行了会谈，接着冯玉祥又在徐州同蒋介石会谈。从此以后，陕西的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开始了反革命的"清党"和反共。处在初建时期的中共陕西党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之下，一些同志被捕、被杀害；大部分党、团组织遭到了破坏，并从以往半公开、合法的活动形式转入了秘密的地下活动。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陕西的革命高潮一下子转入了低潮。中山学院的学生被视为当然的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成为被"清"的主要对象。像我既是中山学院的学生又是高陵县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并同县政府的官僚和当地的豪绅恶霸有积怨，自然成为他们仇恨打击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下，我不得不转移，隐蔽到三原县。那时，我曾多次去第三师范，得到同乡学生的掩护。不久，我听说高陵县教育局长白文范同志（共产党员）仍在当地任职，而且许权中同志的部队也在高陵驻扎，感到回高陵无多大危险，于是又回到了高陵。因"清党"，陕西省所有县党部都被解散了。原因就是这些县党部多为共产党员所掌握。白文范同志见了我，让我到高陵和泾阳两县交界的店子王村小学任教。这期间，经常有共产党员到我处隐蔽。不久，白文范同志被高陵县豪绅纪伯文告发而被捕，后在西安英勇就义。这样，我与党组织的关系就中断了，这是一九二八年的事。 一九二八年，陕西关中大旱，秋田已经薄收，更严重的是麦子未能下种。一九二九年的八百里秦川赤地千里，一片荒凉，大饥荒迫在眼前。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教书生计自然难以为继，家中的生活也不例外，饿饭的命运已经注定。这时，恰逢我的一位同乡同学马日骥为驻华阴县的张自忠部季振同手枪旅招兵。为了逃避饥荒，也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追捕并寻找组织，我便跟随马日骥去了华阴庙。在华阴庙我见到了手枪旅的旅长季振同，分配我在一个营作文书。后来，因为有人发现我包袱里有一件绸大褂，引起了对我怀疑。不几天该部队又准备迎接一位什么要人，要我写标语，一则因为那些标语反动，我不愿意写，二则因为我的胳膊受风抬不起来，有人就认为我有抵触情绪，故而对我产生不满。为此，他们就不给我正式任职，连军衣也不发给我，最后命令我离队回家。离队时，他们不给我一文钱，只给了十几斤馒头打发我回家。这一段时间算起来，连去带回总共不过二十天。归途中，我知道家里人还在饿肚子，所以一路尽量少吃，这样到家里时还剩有十几个馒头。家里人看我回来了都很高兴，一家人总算又团圆了。 在整个灾荒期间，我都在农村家中，为了活下去，我曾翻书求救，想找到所有可能吃的东西。那时，各种野菜、各种树叶、棉籽油渣、观音土（当地人叫板板土）、糠和麸子等，我都吃过。全村的百姓除少数几家外，都在挨饿，挣扎在死亡线上。我的村子大多数农户姓张，是同宗的农民，因我们的祖坟地有几十棵大柏树，我就提出在张姓子孙挨饿要命的关头，应当卖掉这些大树来救人。可是，一些不挨饿的人却出来反对，说这些祖宗的东西动用不得。我说，祖宗如果在世绝不会眼看着子孙活活饿死不管。这场争论因有大多数挨饿人的支持，终于伐了这批柏树。但又在分配问题上产生分歧，有的人提出以宗族的远近为分配原则，即近族多分一些，远族少分一些；我则提出，最穷的要多分一些，生活好一点的少分一些。结果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按户平均分配。虽然每户只分得十几块银元，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十几块银元也解决了不少困难。 我在家乡的日子里，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拼命劳动，锄犁土地，收种庄稼，割草挑菜，拾粪积肥，什么活儿都干。我家住在渭河岸上，我清楚的记得，每逢夏季河水暴涨时，总能从山上冲下来许多柴草（当地人叫"河落柴")。为了卖几个钱，我们兄弟俩站在激流边，冒着生命危险打捞被大水冲到岸边的柴草。人家会游泳的泅入河中，捞些大的树木或成材的木料，得益较大。而我俩只能在岸边捞些碎木树枝之类，先堆在一起，然后用筐抬上十余米高的河岸上，再用小车推回家中，晒干后堆积起来。农闲时，用"地轱辘车"（独轮手推车）装满一车柴草渡过河水，推过十几里宽的河滩，到二十多里外的新筑镇去卖。每天推一车约一百五十多斤左右，能卖一块几角钱。每次卖柴都是空着肚子上路，推着沉重的车子，经过十几里沙窝子路，腿就常常不听使唤了，不得不几次躺在地上喘气。一次，我好不容易推到新筑镇上，一个商人看我的柴禾好，表示要买下，我这时已疲惫不堪，希望赶快出手。他过秤后给了一块几角钱，但要我把柴禾推出镇子送到几里路外他的家中，无奈只得再推。他家的村子在新筑镇南一块高地上，推到他家还要上一个坡。这个坡很陡，特别是饿着肚子推重车爬坡更不容易。给我带路的那个伙计连个忙都不帮，我只能推一推停一停，一直把柴禾推到他指定的地方。就这样，我也舍不得花钱买半斤馍填肚子。在旧社会，农民要得到几个零用钱是多么艰难啊！ 我家里喂养着一头牛，它是我家赖以活命的主要财产，因此全家人对它特别关心。我常为这头牛过河去割草，选择最好的"白草"割来喂它。全家人都称赞我割的草好。到了冬季没有草了，我又拿着绳子，扛着撅头，渡过泾河又过渭河，跑到鹿台营对岸的灞河口附近挖蒲草根（家乡人称马林根）。这也都是饿着肚子干的。半天可挖一百五六十斤，用绳子捆好，再利用崖坎背在背上，徒涉泾、渭两河，走十余里路回到家中，这时我已精疲力竭了。父母满意地称赞我挖得多，牛爱吃，我心里十分高兴，村里人看到我这样一个学生娃，勤劳吃苦，备加赞扬。就这样，我家虽然没有任何精饲料，可这头牛却养得健壮，别人都很羡慕。 一九三○年，杨虎城回陕西主政，省政府办了一个区长训练所，招收知识青年入学受训，意在培养一批青年区长，以改革区乡的政务。我去报名应试，在我县考了第一名，但是由于我的中学毕业证书丢失，到西安报到时被拒绝入学，使这次报考告吹。怎么办呢？经我县同乡在陕西师范学校教书的邓伯禹（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介绍，到陕西省盐务督销局（局长刘文伯，乾县人，杨虎城的亲信）的缉私队当兵。这个缉私队名为缉私，但从未缉过私，实际上是刘文伯的私人武装。 一九三一年春，这支缉私队开往商县，改编为刘文伯的商洛绥靖司令部的特务营（即警卫营），我在这个营的一连作司书，这个营的营长是任耕山（共产党员，陕西解放前夕，与许权中同志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副营长是唐建章（也是共产党员，我工程兵司令部参谋长唐则民的弟弟）。这支部队中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如王警中、上官克勤、王柏栋（他一九三八年任我商洛地委书记时，被国民党杀害）等。 商洛地区土匪很多，我们这个营既是绥靖司令部的警卫部队，就难免有剿匪任务。记得一次派这个营去剿匪，老兵油子闻讯后兴高采烈。我因不了解内情，就感到莫名其妙，心想出去打仗有什么值得高兴？几天之后部队回来了，几乎每人都搞了老百姓的这样那样的财物，还相互议论着欺侮妇女的丑事，一个个表现出心满意足的样子。实际上，一个土匪也没见着，只是坑害糟蹋一次老百姓而已。这才使我恍然大悟，所谓打土匪，是这些兵痞欺侮老百姓、发财横行的好机会！又一次，我奉命跟随一个排去渭南抓逃兵，天还没亮，人都在睡觉的时候，就闯进一个村子。这时，就听见女人喊、孩子叫，一时鸡飞狗跳。很显然，各干了一通坏事，就完成了所谓"任务"，逃兵却连影子也没看见。不仅如此，这个部队的一些连排长每天也是赌钱、嫖女人。一次，任耕山营长夜晚查哨，发现有位排长不在，就派我带几名战士去找。找到暗娼那里，我们不好直接进去，就把一块砖扔到那间房上，结果这位排长从房里出来了，我即以营长的名义请他回营。从这些事可以看出，旧军队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国民党反动派依靠这样的军队来反共、维护自己的统治，哪能不垮台呢？ 一九三一年冬，这个警卫营随刘文伯司令开回西安，驻扎在原埠街盐务督销局后面的房子里，后又搬到红埠街的另一座院子里，每日在莲湖公园出操训练。这时，我已很不安心了。经常找些进步书刊阅读，有时也发泄不满的言论，这就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注意。一次，副营长唐建章把我叫去，警告我说话要注意，行为要端正。同时，我又觉得我这个司书不一定非得出操（反正我的情绪不好，不愿出操），这就使得一位值班排长大为恼火，一次出操回来把我叫出队列，拳打脚踢地揍了一顿。我一气之下，就逃离了这个部队。我走后，给任耕山营长写了很长的一封信，揭露了这支部队的恶行和黑暗，我逃离这个部队后没有被当成逃兵来抓，可能就是任耕山的作用和这封信的原因。 这时，我隐蔽在杨虎城区长训练所的学员中，因为那里熟人较多。这时是一九三二年初夏，西安学生打了戴季陶（国民党中央委员），烧了他的汽车，继而发生"四二六"惨案，学生游行示威，城门紧闭，全城戒严，我出城受阻。于是通过区长训练所的相识弄出一张署名杨虎城的区长训练所的护照（杨虎城是该训练所的主任），这才顺利出城回到家中。回家不久，我接到在县城教书的韩学礼同志的通知，说有人找我，让我进县城去找他。进城后，他把我介绍给邢崇道（即邢子舟）。见面之后，即刻相约前往到高陵塔的顶层，在那里他向我传达了省委指示，决定我回到党内，成为正式党员并参加高陵特支，任组织委员。除此之外，还谈了一些有关革命形势的各种问题。从此，我就正式恢复了党的关系，结束了从一九二八年起脱离组织的生活，我的心里不知有多么高兴！当时特支书记是韩学礼同志，他虽是一个高中学生，但风度、服饰颇似一个淳朴的农民，他也确是一个忠厚、老诚的同志。本来我也认识他，但这次相见却大为不同，因为我们将作为同生共死的同志一起为革命而工作。我们交谈得十分投机。我们认为，高陵工作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农民，如何启发农民的革命觉悟、发动农民为自身利益而斗争，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同时，应在农村秘密地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我还积极地为在渭北三原县的武字区和新字区活动的红军游击队输送战士并购买弹药。 这些工作都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进行的，需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我虽然参加了特支的领导工作，但我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却是一个农民。这样，一方面我不得不时常离家去西安或三原的领导机关，上级的同志也不时来家里找我；而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不想很多办法向亲友乡邻解释这些来往的原因。不久，家里人对我不满起来，因为我上了多年学，却不能挣钱养家（他们不了解我是不能挣国民党的钱的），还要经常带家里的钱南来北往，来了客人还要招待吃饭，可又没有饭吃。家里实在作难，这也是实际问题。一次赵伯平同志（解放后曾任陕西省长、省委书记）来我家，我只能买半斤锅饼给他吃。另一次赵宝森同志（即抗战中在冀东牺牲的包森司令）来我家，除吃饭外，我还得拿出钱来给他作路费。我每次去三原开会，大都是饿着肚子上路的，饿极了就边走边拣地边的蒲公英叶子吃，到了三原，人见了就问我嘴怎么是绿的，他们哪知道我肚子里也是绿的。一九三三年春，我和韩学礼都要求到苏区红军、游击队中去，以摆脱这种困境。但是，三原中心县委只批准了他去苏区，而让我接任特支书记。 在韩学礼和我领导高陵特支近两年中，灾荒连年不断，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人民生活愈来愈困难。贫苦农民失去土地的日益增多，地租剥削和高利贷盘剥越来越严重，反动政府和军队的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一些青年农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打家劫舍的事情时有所闻。统治者则调动民团围捕他们。我记得，一次在下马渡村就杀死了五六个农民，一次在我的邻村杀死了七八个人，死者中就有我村的几个青年农民。我深深感到，这些农民只要有党组织的领导，教给他们斗争的方法，是会形成一股革命力量的。因此，我们决定组织几次全县范围的缴农斗争。这种缴农斗争是用鸡毛转贴的方式相约，决定某一天每人扛着一件农具上县城，表示罢农不种地的一种示威运动。我们几次都发动了上万农民聚集到县城，呼喊口号抗粮抗捐，吓得县太爷赶忙上城回话，答应农民缓交粮款，并吊下水来让农民解渴。这种斗争发动的群众较为广泛，人数众多，气势雄壮，社会影响很大。不仅党的核心组织容易隐蔽，而且这种合法半合法的方式也使农民群众不易吃亏，是一种易于为群众接受的斗争方式。可是，当时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却批评我们这样做是"富农路线"。他们说：粮款是根据土地的多少摊派的，地主富农的土地一般较多，所以缴农抗粮抗款的胜利，必然使地主富农获利较多，而贫苦农民土地少，因而得利也少。故称之为"富农路线"。实际上他们不懂得地主富农的数量少，而广大的中农和贫农才是农村的大多数，何况农村的政权一般都把持在地主富农的手中，他们都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把他们应负担的捐税粮款很容易地转嫁到中农和贫农的头上。那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要我们干什么呢？他们指示我们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条件下领导农民抢粮、分粮、吃大户。但是，我们与农民的接触中发现，广大农民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他们说，"我们的肚子确实需要粮食，但我们更需要脑袋；如果我们抢了粮吃几顿饱饭，而脑袋却要搬家，自己牺牲事小，留下一家老小怎么办，这样的事能干吗？"总之，"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在我们的群众积极分子中就通不过。而我们搞的那种缴农斗争之所以受到群众的拥护，其原因并不是我们高明，而是由于"左"倾那一套做法在群众中不断碰壁，迫使我们不得不开动脑筋想办法。 一九三三年的六七月间，我们还进行过一次反对县教育局长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是想把他赶走，在教育界安插我们的一些同志，以利于我们的工作。正在进行这一斗争时，三原中心县委的巡视员全致轩同志来高陵找我，但不知什么原因被这个县的教育局长吴宝书发现，扣押起来。我由西安回到高陵，听说了这件事，当即想办法进行营救。因为不把他营救出来，不仅我们的斗争无法开展，还威胁我和其他同志的安全。因此，我们就把反对吴宝书的斗争同营救全致轩同志的工作结合起来，并把扣押全致轩同志的事也列为吴宝书的一条罪状。我们随即发动高陵教育界，同时也发动西安、三原的高陵学生向吴宝书施加压力，结果斗争取得胜利，吴宝书下台，全致轩同志得释。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指示我们：进行红色五月的所谓"冲锋月"和"以红色恐怖对白色恐怖的斗争"。我们执行了这个指示。在一个夜晚，我们布置在高陵城内撒了传单，贴了标语，并截断了高陵到西安、高陵到三原的电线杆。不到天明，国民党就抓了我们县城内支部的同志，其中有人产生动摇，把我供出来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实际上就等于告诉敌人高陵城内有共产党。那天，我早晨还在家和父兄一起种荞麦，吃早饭后我便进城了解情况。我家在高陵县城西南，我考虑到进城了解情况时，敌人可能在南城门等我，因之，不进南门，也不走西门，而绕道北门进了城，到了平时与我关系不错、在国民党县党部当干事的王时斋家中。我一进门他就告诉我："现在已派人抓你了，你怎么还敢来？"我故作不解地说："有什么事，为什么抓我？"他说："你立刻走，我们常来常往，叫人把你抓起来我也不好办。"他还叮咛我，在县城西北通往三原的路上已经布下了侦探。仅说了几句话我就从他家出来，又出了北门，一直向西朝我的姑母家李赵村走去。当时，我戴了一顶破草帽，上身的白色单衣也不敢穿，光着脊背。到了我大姑家，马上跑到她家的瓜地棚藏起来，同时，托五表兄去我家找我的父亲。下午，我父亲来了，我这时才知道在我早饭后离家后一小会儿，反动豪绅纪伯文就带着民团把我家包围了。他一面威胁家人要拉牛、要烧房子，一面又表示要我回来见见面，谎称都是本乡本土的，没有什么过不去。我父亲平时是了解我的，是我家唯一支持我革命的人。他对我说：绝对不能见面，见面就没有个好。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觉得在高陵是站不住脚了，打算再把城外各乡党的工作安排一下，另作主张。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敌人到处追捕我。我来不及安排工作，就到了三原。我找到了中心县委，向县委反映了情况，县委当即决定我与郭炳坤同志（三原三中学生支部的书记，解放后任海军政治部副主任、东海舰队政治委员、内务部副部长）一起去照金苏区。从此，高陵的革命活动就陷于暂时的停滞和瘫痪状态。 后来，我了解到，由于当时的陕西省委忠实地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致使敌人这次破坏遍及全省，损失相当严重。整个省委机关被破坏，省委书记杜衡被捕后叛变，赵伯平、韩学礼也先后被捕，贾拓夫逃往上海，高岗脱险后逃往照金苏区，整个陕西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杜衡是陕北人，作风独断专横，被捕以前，曾主观主义地决定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创建所谓的新的根据地。其理由是：（一）渭华地区临近陇海交通要道，政治影响大；（二）红军在这个地区活动，对敌人军事威胁大；（三）渭华地区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较好。他完全不考虑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和各种不利的条件。他不顾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反倒诬蔑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为"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甚至诬蔑刘志丹同志搞"家乡路线"和"梢山路线"等等。刘志丹同志的正确意见不能被采纳，只得服从这个错误决定，挥师南下。这次行动，必须经过关中平原，过渭河和陇海路。渭河渡口离我家的村子只有七八里路，那时渡口仅有一只小木船，而部队有五六百人，上百头牲口马匹，不是很快就可以渡过的。当时又值夏季，昼长夜短，早在部队到达离渭河北岸十五里的高陵县城时，天已大亮，高陵民团完全可以在城墙上看清红军人马数目。敌人紧闭城门，没有干扰，而我们的指挥员还不知道部队已濒临险境，经过三个多小时，部队全部渡过了渭河，不久又通过西潼公路。西安的敌人在掌握确切情报后，立即调动了三四个团的兵力对红军跟踪追击。当我红二团经过长途行军，精疲力竭地行至秦岭山中的张家坪时，被敌人的突然袭击打散了。加之那里的地形很不利于部队的游击作战，使被冲散的红军部队难以再集合起来。不得已，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红军指挥员和一部分红军战士不得不化装脱险，先后回到照金根据地。当时，我还在高陵家中，听说红军渡河南下，就特意去渭河渡口了解情况。记得船工很满意地对我说，红军和气待人，给了他们一头骡子作为摆渡的报酬。 差不多在一九三三年的同一时间，杨虎城部的骑兵团在团长王泰吉同志的领导下在耀县举行起义。本来这次起义可以全胜，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部队起义后没有迅速进行整顿、改造和教育，反而失去约束，在耀县县城内违纪发财，中饱私囊后才向三原前进。结果行至一个叫"辘辘把"的地方，同北上的敌人遭遇，一仗打下来，这支部队大部溃散，留下一百多人撤到了照金苏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下的军事斗争的又一次失败。然而，坏事又能变成好事，我们的领导刘志丹等同志从这些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从此以后，西北地区的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张策(1911—1999),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为创建陕甘边苏区、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了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东蒙的民族自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1958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和西安军分区政委。1963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78年重新工作后，担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同年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