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13年春到上海去学徒的。那年，我已14岁了。 当时，我既不是去手工业作坊，也不是到什么工厂，而是去了一家北货批发铺。这个商行坐落在上海市十六铺大达里内，它的牌号叫"衍茂"，是经营糖（白糖和赤砂糖）、笋（笋干）批发的。规模较大，行内的伙计有几十人。学徒连我8人。经理是一位被称为慈善家的同仁堂扶乩社的社员。他如醉如痴地迷信神仙，甚至连他自己生病也不请医服药而去求神问卜。他还以慈善为怀，捐款印发些劝人升天的"善书"。 学徒除我以外，大部分是些骄养成性的"小 K "以及和老板有裙带关系的小舅子。他们压根儿不愿来这里做学徒，他们在家里还要别人侍候呢！有时偷偷去看戏，经理责备严了，他们干脆回家不来了。所以，一般学徒应做的勤杂工作，大都是由我承担。清早，我第一个起床。晚上，最后一个熄灯睡觉，终日忙碌。 1913年的夏天，孙文发动了二次革命。钮永建率领学生军攻打上海制造局失败。于是，袁世凯派驻上海的镇守使郑汝成，乘机纵其部下在市内大肆抢劫。十六铺地方，很多房屋被烧毁。我所在的商行也遭到株连，被迫停业，另设临时办事处于旅社内。我的铺盖被付之一炬。老板叫我暂时回乡，听候通知，大约相隔两个多月吧，我又回到行里，继续学徒生涯。 我们学徒，在每天晚饭后，有两小时的业务学习，允许看书阅报。学习的主要课目是写字和珠算。经理亲自指导督促，倒是抓得很紧。他说："一个人字写得好，就好像穿了一件漂亮的衣裳；算盘打得熟练了，也就会做买卖了。这样才有出息。"他这一套教育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要我们为他卖力。旧上海，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思想混杂一起。一会儿他对我们说：看书要看好书，不要看坏书。看好书，行为就端正；看坏书，就要做坏事。你们看《岳飞传》，就要学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我们做生意的人，讲究尽忠职守，想方设法使老板的商业发达，有利可图。一会儿他又要我们克尽孝道，要多看曾文正公家书，学习他对母亲的孝道。曾国藩做了这样大官，他每次给弟弟写家书，总要向他母亲请安，寄人参等补品给她。他要我们在练习写字时，抄写曾文正公家书。他经常羡慕上海的虞洽卿、叶仁忠、汇丰银行的买办席锡藩。说他们这些人会做生意，能接近外国人，成了大资本家。说得天花乱坠，把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黄毛孩子弄糊涂了。当然，有些话也有积极意义，如教我们勤俭节约，勤于工作，生活上要俭朴，说"有钱常想无钱日，莫待无钱想有钱"。 在三年学徒中间，资本家对我们的待遇如何呢？学徒的第一年，除了供给一般伙食外，每月发给两毛小洋的月规（全年共24角，折合银元2块），年终有2块钱的鞋帽费。这样第一年的全年收入是银元4块，平均每天收入1分3厘。第二年月规依旧，鞋帽费增为4元。全年收入6元，平均每天收入尚不足1分7厘。第三年仍是月规依旧，鞋帽费增为6元，平均每天收入为2分3厘不足。待遇就是这样的低微！然而，我还是拼命地干活，幻想学些本事，有出头的一天。 1916年，由于商行支持一个福建留学生制造飞机失败而亏欠倒闭。后由福建巨商杨寿图接盘独资经营，取消了糖和北货业务，专营"笋干"批发，牌号也改为"金裕丰"。我们商行的原班人马就转到"金裕丰"干活。这年，我学徒期满。经理对我说，要发工资了。又说我一向工作做得很好。表扬一番后，规定我每月工资1元5角（每年十一、十二两月双薪），每年72天假期，但请假扣工资。 在我18岁那年，经理派我跟他的侄子（行里的总跑街）学习跑街业务。跑街要和买卖各方面挂钩联系。不仅要通晓行情，熟悉人事，而且要擅长交际。这一天，他反复对我讲："在外面跑要灵活些"，"上海滩只认衣裳，不认人。今后你在外面跑，衣服要尽量穿漂亮些。"这样，我把前几年积聚下的钱，差不多都用去做衣裳了。这一年我的月工资升为每月2元。这点工资与我为他们创造的价值比，是微不足道的。 1919年，我20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于1918年1月11日结束。第二年，英、美、法、日、意等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派王正廷、顾维钧出席了"巴黎和会"。由于人民的压力，中国代表向"和会"要求：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同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去的德国在我山东的各种权利。但英、美、法等国操纵会议，包庇日本，拒绝了我国的正义要求。消息传来，举国沸腾。5月4日北京3000多学生集会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一致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愤怒的学生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放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爱国运动，并逮捕了30余名学生。学生代表一再向当局交涉，北洋军阀仍不肯释放被捕学生。于是，北京学生组织了代表团，奔赴全国各大城市，呼吁各界声援、营救被捕学生。代表团到达上海后，沪上学生立即宣布罢课。工人闻讯，也立即实行罢工。一些市会商人唯利是图，不肯罢市。北京学生代表到上海总商会要求停业罢市，商会负责人避而不见。后来，代表团又去南市毛家弄，向商会要求支援，会长顾馨一还是避而不见。最后，由副会长苏筠尚出来敷衍一番。北京学生代表气极了，就拥至顾馨一开设在豆市街的大正米行，将招牌取了下来，扛着游行，宣布顾馨一是专和日本鬼子做粮食买卖的无耻奸商，揭露他的卖国罪行。豆市街离我们商行不远。我参加了游行，情绪激昂万分，积压在心中的一腔怒火，喷发出来。一时周围群众越集越多，爱国热情如万顷波涛，奔放千里，势不可遏。原定第二天继续集会，但翌日清晨，毛家弄周围已军警密布，大肆镇压。北京学生代表，乃就地演说，痛斥汉奸不顾廉耻，出卖国家。慷慨陈辞，声泪俱下，群众深受感动。 当时，一片爱国热情，风起云涌，遍及沪滨。耳濡目染，益发激起我的救国热忱。我和行里的几个年轻人加入了"爱国十人团"。印宣传品，发传单、开会和参加罢工、罢市。我们的这些行动，遭到老板和经理的反对。然而，他们也不敢公开制止我们的救亡活动。先是委婉地对我们说："一个做生意的人这样跑来跑去，生意不做啦？"我们出于强烈的救国救民思想，谁去理睬他呢！依然为救亡工作奔走不息。老板见状，大发脾气威胁说："你们要搞就去搞吧！我们不要这样的人！"但他并未敢把我辞退。 更使老板恼恨的是，我们向他提出了增加工资要求！他杀鸡吓猴，将行内三个较高工资的职工辞退了，工作转嫁到我们三个低工资的身上。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很大，我开始认清资本家的嘴脸了。我懂得了，"向上爬"没有出路！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手段是毒辣的。 当时上海的罢市运动阻力很大。一天晚上，"爱国十人团"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各团连夜抢印罢市传单。我参加了这次斗争。当夜，我们把印就的"支援北京被捕学生暂停营业"字样的传单，从十六铺起，顺着每一商户，一直向南张贴。第二天早上，商家一见这"暂停营业"的传单，未敢开门。上海市区的大罢市运动，从十六铺很快延伸。我们胜利了。马路上人山人海，好一派爱国热情。为了保障安全，维持好秩序，上海学联又组织起纠察队，到各段马路交通道口站岗。 在罢市的日子里，我们行里的老板大有意见，说什么："救国要救！这样行动不赞成！""开店就是要做生意么！罢了市无啥生意好做。天天开会、游行，不像样。"不久，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讨好日本，密令其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警察局长徐国梁大肆镇压上海的罢工、罢市运动。他们一夜之间把所有马路上悬挂的"抵制日货"横幅和标语、旗帜等全部撕毁。第二天马路上站岗的警察全副武装，荷枪实弹。迫令商店开市，宣布禁止集会、演讲、游行。 1920年我和马小妹结婚了，透支了30多元。老板知道后，说预支太多，要我归还。这个时候，有个姓袁的店员投考邮局辞职走了。这给我很大影响。在店里干，活重工资少，政治活动不自由。工资一高，老板就要你走。有什么前途？干脆辞职，走！但是上哪去？什么是光明之路？心中颇为茫然。正好，这年家里的小米店营业发展了，与别人合伙，开了一个碾米厂，正缺人。我回乡后就在这个碾米厂干活，月工资是6块钱。 我回乡在碾米厂工作的这一阶段，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际上，在伟大导师列宁领导下，推翻了帝俄统治，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人类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道路。在国内，则是军阀混战，攻城掠地，兵祸连年，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互相勾结。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地主、商人采取增加地租、抬高物价、放高利贷等手段，把一切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致使农村经济濒于破产。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它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推动人民革命运动。但那时我在乡下，还一点都不知道。 这两年我所在的碾米厂，业务发展很顺利。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各方面的接触广泛，识见也逐渐增多，特别是农村经济情况。那个年代，家乡80％土地归极少数地主所有。此外，自耕农占有耕地面积约5%，自己有土地、有劳力、有资本，一般的年成里除留足吃饭米外，还能有些余存。但是，他们也在喊叫负担太重了！一旦他们的家庭发生婚、丧、病等事，就要亏空。再说佃户农，他们不单要向地主交租籽，近年来，地主农具维修等费用都要他们负担。加上苛捐杂税，常年负债，还也还不清！中下农和贫农，秋收后勉强还租还债。以后的日子，就靠寅吃卯粮，借高利贷、吃债米度时光。广大农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悲惨的生活。不少农民携儿带女逃往上海等大城市，到工厂去出卖贱价劳动力，做苦役，把小孩送到工厂做童工，或去拾破旧。他们居住在污水沟旁的小茅棚里，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 1922年新春，碾米厂和小米店蒸蒸日上，全家十分欣慰。但是，我的内心里却充满了苦恼和不安。想起过去七八年含辛茹苦的学徒和店员生活，是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度过的。相隔仅仅两年，我却从一个被剥削者，参与了剥削他人。难道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吗？这真太可怕了！生活中我认识到，上海的资本家像老虎，乡下的小资产者也是老虎，同样要吃人。乡间土豪劣绅为非作歹，穷苦人家忍气吞声。社会黑暗，官府腐败，国家前途何在！在这样人吃人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穷人与富人之间，有什么人情可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呢？这不免使我深思而彷徨起来。仍旧照老路走下去，那会越踏越深而致陷泥淖不能自拔。我必须寻求新的道路，一条能解决社会现存矛盾、能消灭人剥削人制度的光明道路。 这年，我毅然离开我那封建的家庭，走出了碾米厂，到一个鲜肉铺里去写帐，开始了独立生活。这写帐工作很好，从此我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就在这个时候，我和其他几位青年，放开手脚实实在在地为家乡人民做了几件伸张正义、维护农民权益的事。 （一）反对贪污。这年青浦县公款公产办事处拨出大米200石，平果给当地农民。这本是件好事。然而根据往例，经办人总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油水可捞的好机会。为防止贪污，我们主动去乡公所要求义务帮助搞平果。迫于压力他们未便拒绝。我们检验了量器（斗斛），发现不足达8%，就是说每平果出1石米，实际只有9斗2升。我们把多余下的米分给了真正贫苦的农民。乡公所有些人对此十分不满和怀恨，但我们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赞同。 （二）组织保卫团。在这个时候，东乡小梁山地方出现了一股盗窃耕牛的土匪，他们无恶不做，手段毒辣。诸翟镇上还有个土豪劣绅，狼狈为奸，帮他们出谋策划，幕后指挥。土匪们白天以打鱼为名，走村串户，侦悉到农民家的牛房、畜舍后，晚上就来把牛盗走。即使农民跟从牛脚印，追寻到小梁山，发现了自己耕牛，也不敢牵回，而要到诸翟镇那个劣绅那里，求请帮忙，给他现洋，才能把牛牵回来。耕牛是农民的宝中之宝，农民靠耕牛排涝抗旱，耕田种地。一旦失去，就断了他们的命根子。这股盗牛匪的出现，引起广大农民的极度不安。于是，我在观音堂组织了保卫团，轮流巡防。同时发动群众，和四周农村组织联防。发现盗窃耕牛的土匪进村，就鸣锣报警，共同围捕。夏天的一个晚上，天字圩地方一个钱姓农民，正牵牛驾车，抽水抗旱。附近的土匪蜂拥而上，蒙起他的双眼，塞住嘴巴，捆在牛车棚柱子上。巡逻的保卫团发现后，鸣锣报警，四乡农民齐力围捕。土匪见势不妙，把牛放了，落荒而逃。一个最凶狠的哑巴土匪被农民抓住了，在他顽抗时，被农民戳死。当时，土匪感到群众力量大，未敢前来报复。事后，土匪通过劣绅买通了嘉定县水警，趁钱姓农民到纪王庙镇买菜时，突然上去把他逮捕，带上手铐，带上船。农民们追上轮船，抢回钱姓农民。众怒之下，农民们要火烧轮船。后经劝解，把轮船放走了。钱姓农民回到观音堂保卫团，手铐才被锉开。从此，这股盗牛匪销声匿迹。 （三）兴办学校。近十年社会动乱，家乡教育日渐腐败，教学质量下降，学龄儿童失学率逐年增长。有些教职员生活腐化、抽鸦片赌博。为了纠正这一不良倾向，我向县教育局提出了抗议，未得结果。于是，我放弃对这些官老爷寄托的希望。自己动手，动员了顾氏宗祠的力量，因地制宜在宗祠内创办起一所"凤溪小学"。聘请了嘉定县黄渡镇孙蓉镜先生为校长，又选聘了几位品学兼备的教职员。同时，在经济困难和文盲、失学儿童较多的徐家港、北葛等地也办起了农村小学。还募助捐款，帮助贫困儿童代缴书杂等费。以"凤溪小学"为中心，团结附近农村小学互助互帮，共同提高教学质量。经过两年努力，教学成绩遐迩驰名。县教育局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传令嘉奖，要其他学校以"凤溪小学"为榜样，迎头赶上。在凤溪小学建校两周年的校庆日，礼堂布置庄严肃穆，中间悬挂起孙中山先生遗像。上方有"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两旁书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各界来祝贺和参观的人，无不交口称赞，给予很高评价（1927年秋收暴动失败后，我和凤溪小学校长被捕。凤溪小学被归并到观音堂小学，本乡的教育事业又走了老路）。 1926年的夏季，我县嵩里小学校长顾达珍从青浦"小教讲习会"学习回来。一天，他和一些头戴草帽，身着夏布长衫，足蹬皮鞋的人（共五人：黄霈泽、戴元虬、姜有方、陆惠人、戴进仁）来到了观音堂镇上。晚上，当他们秘密地正在一家茶馆里开会时（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人），被巡逻发现，来保卫团报告，我立即前往查看。推开茶馆大门闯进去，这些人慌忙跳窗逃跑。顾达珍未及离开，一眼瞥见我，连忙把已跳出窗外的人喊了回来，对他们说，是自己人。我问他们在这里干什么？达珍说："我们在开会，详细情况明天再向你讲。"第二天，达珍果然来我这里。他对我说，昨天晚上开的会，是国民党青浦县七区党部第三区分部成立大会。接着，他又郑重地对我说："我已在会上提出介绍你加入国民党。因为你已是我们应该吸收而已具备入党资格的人。在会上已全体通过了。"说完他给我一张申请表，要我填写。我当时有些踌躇，问达珍："参加国民党干啥？"他没有回答，把一卷已写好的红绿纸标语塞给我看。上面写的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北伐军到达的地方，耕者有其田！""实行二五减租！成立农民协会！""工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我看了这些豪爽、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不禁脱口喊道："好！好！这样做，才是我伲救星！"然而，昨天在茶馆见到的人中，我认得一个是开南货店的，还有一个开豆腐店的。这两位老板，平日生活腐化，还抽鸦片，在群众中名气很坏。跟这些人一起搞革命，行吗？这不免使我犹豫起来。于是，我把达珍给我的那份入党申请表束之高阁。 那时，北伐军未到上海，国民党仍处于地下状态。由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的。快到年底，达珍急急催我："目前不要去计较那些个别人的问题，迫切需要的是：发动群众，迅速发展农民协会。你对农民熟悉，农民对你也信任。只要你站出来，局面就可以打开！"在达珍的启发下，我于1926年冬，加入了国民党，被正式任命为青浦东乡农民协会指导员。 【顾复生（1900年11月∽1995年2月），江苏青浦人（现属上海市），1927年经陈云同志介绍入党，参与组织陈云同志领导的青浦秋收暴动，是青东地区农民领袖。抗战爆发后，创建青东抗日根据地，曾任淞沪游击支队长、无锡党政军委员会书记、锡澄虞根据地总办事处主任（专员）、新四军六师敌工委书记、通海工委书记、苏中军政委员会委员，淞沪行政专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后勤部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师首任政委、35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解放后首任松江地区专员、苏南行署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江苏省建省后，任省农林厅首任党组书记、第一副厅长（主持工作）、省农科院院长兼省农办副主任、省科委副主任，江苏省农学会会长，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任命为中央农业领导小组成员。文革后任江苏省政府顾问、省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