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十月间我离开红军。以四十二师党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南梁地区。这里所说的南梁，从狭义上说，即原合水县的东华池地区；从广义上说，即以南梁为中心包括后来发展为根据地的赤安、安塞、甘泉、庆阳以及关中地区几个县的陕甘边的苏区。 我去的当时还没有形成根据地，这里的农民，大部分是横山和三边地区的难民，流落此地以种地、放牧为生。他们没有土地，一般种庆阳、合水地主的土地，放牧地主的牛羊。这里交通不便，商品经济基本没有，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的生活大体是有吃、缺穿、缺钱，处于十分艰难贫困的状态。既然要在这里创建革命根据地，就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而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就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但是，群众对我还不了解，开始，把我当作一般"跑腿的"看待。所谓"跑腿的"，就是流浪汉。有的甚至把我看作"土匪里的人"。这对发动群众革命当然是困难的。为此，我只能在与群众的接触中，以自己的行动向群众宜传、说明自己是什么人。群众对我的认识自然有一个过程。后来经过工作，我又在言谈和行动上不触犯他们，因而又认为我是"好人"。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经常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讲历史，讲他们生活贫穷的原因，时间一长，群众接受了我对革命的宣传，并认为我是想为穷人办事的。 那时，我每到一个村庄、一个地方，都要开会讲革命道理，讲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讲军阀和民团的暴行。在向群众的宣传中，我经常向群众提出问题："你种的地是自己的吗？"答："不是自己的。""是谁的呢？"答："是地主的。""你们为什么没有土地呢？"他们说："我们穷"。"你们打的粮食缴租吗"。他们说："每年秋后，地主用成群的骡、马、驴来驮。""这种受剥削的规矩合理吗？"他们说："种人家的地就是这样。""能不能改变这种规矩呢？"他们说："当然不缴租就好了。"于是，我因势利导向他们宣传，要想不受穷，不缴租，那就要起来革命。同时向他们介绍世界上已有不缴租的国家，介绍我国南方苏区也是不缴租的地方，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红军游击队的保护，革命就一定会胜利。到那时，也就不用缴租了。大家听了这些大道理十分兴奋。通过对阶级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宣传教育，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群众有了革命的思想，也就有了摆脱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要求。就这样，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成立农民联合会，然后又先后组织了赤卫队。 我在南梁开展工作不久，到了阴历年，就在郑大爷家里过了一九三四年的春节。节后，我仍在做农村基层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这个工作当时叫"开辟村庄"，扩大苏区。这一时期，红军也打了几次胜仗，游击队有了广泛的发展，但仍没有找到上级党。我记得，为了寻找省委下落，曾两次派人出去：一次在一九三三年打合水之前，红军在黑慕塬时，师党委曾派秦武山同志到关中国民党统治区找陕西省委，因为没有路费，我把部队集合起来，向战士讲明道理，募得七八十个银元，打发秦武山同志上了路。另外一次是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在梨园堡川的胡志禄（陕甘边革委会粮食委员长）同志家中，由高岗负责我执笔，在纸烟盒里的那一张很薄的纸上，用很小的字写明陕甘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简要情况，派了一位叫王锦全的府谷籍青年战士，前往上海找党中央。解放后我与金树旺同志一起工作时，曾听他谈到那时有个陕北同志找党中央，但因当时上海的情况十分紧张，白色恐怖极为严重，这个同志就在上海拉人力车维持生活，后来的情况他也不清楚了。 经过了几个月的宣传发动群众，南梁地区几道川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梨园堡、二将川、白马庙川、小河子沟、豹子川和玉皇庙川等地都变成了苏区。特别是刘志丹同志指挥红军又在西华池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消灭了几个营的敌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南梁的西梁马大爷家召开了几道川的农民代表会议，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青年农民李生华为主席。这个革命委员会中，除习和我以外，所选出的土地委员长（张步青）、肃反委员长（贾生秀）、粮食委员长（胡志禄）、经济委员长（吴生荣）、军事委员长（边金山）都是农民中的积级分子。因此，这个革命委员会基本是农民的革命政权。农民要革命，反动势力必然要来镇压以维护其反动统治。这样，我们初创的根据地就要经受考验。 第一次进犯南梁根据地的敌人，是从保安县向我袭来的陕北井岳秀反动军队。那天，已经入夜，敌人突然从根据地的北面窜到豹子川。当时群众就向我们报告了敌情。我们马上动员寨子弯的群众转移隐蔽，并集合游击队及后方机关向二将川撤退。敌人摸到寨子弯后，秘密地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企图一举消灭我领导机关，结果扑了个空。因为那天晚上下雪，我们撤退的道路留有明显的足迹，敌人就跟踪追击我们到二将川，行至牛嘴沟时，敌人追上了我们。游击队和我后方机关从牛嘴沟上山，向城壕川方向撤退。在撤退过程中把从三十里铺捉来的洋人丢给了追击的敌人。于是，他们就得意地撤兵回营。 第二次敌人的进犯是陇东大土豪谭世林，以庆（阳）、环（县）、合（水）等地所谓五属绥靖司令的名义，纠集正规军仇团及豪绅地主武装几千人向这个初创的革命根据地疯狂地发动了进攻。据说，他们带了很多绳子准备捆绑革命农民，还带着铡刀要铡共产党员，气焰十分嚣张！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马上实行了坚壁清野，动员和组织群众到深山密林中隐蔽，以免遭受损失。此时，我红军主力不在根据地之内，根据地基本是空城。新组织起来的群众和农民赤卫队，为了保护自己新生的政权充满着激情，几天来一直不断向我们报告敌情。因为这个地区特别贫困、落后，农民中识字的人极少，能够写一封明白信的人更缺。即使能写信的，大体上都是错别字，有的信我们实在难以看懂，要花很大的功夫分析辨认，拼音看形，才能知道信的内容。信中完全表现了根据地人民忠于革命的热忱。还有的人不会写字，干脆用一片破纸插着一根鸡毛，经多人之手一直传到南梁我们的驻地。还有的用一张破纸包上一块煤炭，插上鸡毛，也传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后，只能知道是不好的消息，知道是敌人来了。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最原始、但又十分重要的情报，安排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力求减少敌人的破坏。我带领群众到二将川隐蔽到山林之中，其他同志则在南梁与群众一起，带领一部分武装坚持与敌周旋。敌人找不到我们的主力红军又没什么便宜可捞，就在梨园堡凶残地杀害了帮助我们开展革命工作的几位老人，即白天章同志的父亲和我们的经济委员长吴生荣同志，还活埋了十几位老百姓。然后，这批凶恶的敌人向洛河川的上游窜去，抄了志丹同志的老家，烧了他家的房子，挖了他家的窑洞，掘了他家的祖坟。这群穷凶极恶的野兽，以为这样一来就破坏了红军的"风水"。敌人企图消灭我红军、扼杀我新生政权的罪恶企图终于未能得逞，一无所获地窜回了他们在庆阳的老巢。这就是反革命对南梁根据地的又一次扫荡。 事实证明，把根据地建立在南梁地区就能站住脚，就有利于以后的发展。 由于华池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以后才有了赤安、甘泉、中宜、庆阳、合水、安塞等革命政权的建立。对陕北根据地的援助，也都是从南梁出发的。第一次由刘约三同志带领游击队去陕北。第二次由杨森同志带领骑兵团去陕北。第三次由王世泰同志和黄罗斌同志带红三团去陕北。第四次由刘志丹同志亲自带领全部红二十六军去陕北。没有南梁这个根据地，困难就要大得多，南梁根据地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毛主席后来在作总结时说过，王明的错误路线使白区工作（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苏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五。苏区留下的这百分之五，就包括了我们陕甘宁边区，而南梁是陕甘宁边区最老的根据地，自从站住脚后就再也没有丢过，所以南梁有着光荣的历史。一九三四年的下半年，黄子文、张秀山、刘景范、蔡子伟、张邦英、龚逢春、张文华等都来了，领导力量大大加强了。十一月，在梨园堡开了大会，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进行了阅兵，检阅了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由代表大会选举了正式政权的领导人。这一次比五月成立临时政权时热烈得多，根据地的规模也大得多。这是因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扩大到中宜、庆阳、合水、赤安、三边、安塞、延安、甘泉等地。 这次大会是在庙里召开的，在戏楼上演戏，在平川阅兵，热烈庆祝。这也是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的一次大集中，总数有三四千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武装检阅，大大振奋了人心。三天的庆祝活动结束后，部队很快就分散了，因为集中时间太长也有问题。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就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第一项，成立了集市。原来本地没有什么贸易，只有几个行商，用布匹在山沟换些羊皮，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生意可做。老百姓粮食卖不出去，也没有什么家庭副业，完全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了集市后，农民通过卖粮食、卖鸡蛋、卖鞋，卖小吃可以交换一些东西回来。第二项，发行了货币。用木板刻上图案拓印在布上，再用麻油一油，就成了票子。这个票子当时与银元是等价的，老百姓对布币和银元一样喜欢。第三项，在转嘴子建立了个小学校，使二三十个孩子上了学。这些在当时都是新鲜事物，影响很大。群众把南梁政府称为"南洋政府"，豪绅一听"南洋政府"就很害怕。 回顾南梁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艰苦历程，令人感慨万千。南梁这个地方不大，是继渭北、照金根据地之后，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通过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和南梁地区人民英勇奋斗，创建的又一块早期的革命根据地。敌人多次发动进攻和围剿，都被我根据地的军民打败，终于把这块红色根据地一直保持到全国解放。作为陕甘宁边区最老，影响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梁根据地的光荣历史，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张策(1911—1999),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为创建陕甘边苏区、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了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东蒙的民族自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1958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和西安军分区政委。1963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78年重新工作后，担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同年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