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吴光浩、戴克敏等在木兰山祖师殿召开会议。会议遵照湖北省委的来信指示精神，宣布将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三月，冯玉祥的第十二军教导师同桂系的第十八军发生冲突，撤回河南防区。黄安境内敌军一走，第七军则乘机而入，从而使黄麻起义的大旗在广大农村又重新飘扬起来。 四月，第七军党代表戴克敏和吴先筹两人带着一小队武装从木兰山先摸回黄安，去檀树岗，将上戴家"清乡团"的团长郑维席杀了。此举政治影响极大，传遍了黄安。随即第七军陆续都回了黄安。 第七军回黄安以后，马上展开了"红色恐怖"活动，镇压"清乡团"的头目和反动官吏。这一活动非常奏效，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农民，教育了农民，也组织了农民。党的武装活动本身，就是对蕴藏着革命积极性的农民的一种最好的组织，被血腥镇压的农民早就急待着"在党"的人出来领头了。 四月，吴光浩率第七军部分人员处决了县警察局长"曹屠夫"，全县农民为之雀跃。 王树声同志带队回麻城，处决福田河民团的团总彭汝霖，掀起了当地农民新的革命怒潮。 初夏，詹献庭、李先念率领农民武装镇压了杀人魔王"联庄会"的大头子陈杰斌，并摧毁了王兴禄村的"清乡团"，使黄安南部革命怒火重新点燃。 七里、紫云、仙居和城区的群众革命活动，也都在"红色恐怖"活动中，迅速开展起来。他们在大屠杀的血泊中爬起来，带着旧恨新仇，忍着伤痛，不顾一切地冲向敌人的营垒，势不可挡。 全县各区、乡的"清乡团"在"红色恐怖"的风暴中，都纷纷垮台，其头目则逃往他乡，没有逃走的，也都终日惶惶，不敢妄动。 由于县城失守所造成的一盘散沙似的农村各种组织，此时又都逐渐恢复和活动起来。农民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在有组织的状态中，又得到充分的发挥。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总结了前一段忽视农村工作的教训，集中全力把党的工作方针放到了农村。 黄麻地区的群众，只要组织起来，其力量则陡增。 农民中蕴藏的革命力量，关键是要有人去组织，第七军从木兰山打回黄安，总共兵力只不过百十来人，但其组织作用却不可估量。全县农民迅速行动起来，其关键就在这里。 "共产党又发了！"农民自己四处宣传，奔走相告。因为这正是他们的理想和希望的寄托所在。共产党"发"了，他们的理想和希望就有了保证。 党的队伍打回黄安的消息传进山里，我们逃难的人都如重见天日一样，万分高兴，先后都离开山区，回到故里。 我回到老屋时，第七军已开往柴山保建立根据地去了。那里是大山，处于鄂豫交接处，山深民穷，又处于冯玉祥同桂军设防的交接点上，交通不发达，所以是当时建立根据地比较理想的地方。其主要特点是便于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在军事上回旋余地比较大。 七月，第七军在河南光山县尹家咀召开会议。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又将部队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党代表仍是戴克敏同志，参谋长为曹学楷。作为军也好，作为师也好，全部兵力只有一百二十余人。 一百二十余人共编成四个团：第九十一团、第九十二团、第九十三团、第九十四团，每团二三十人。这四个团对内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大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是潘遐龄（后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第二大队的大队长是廖荣坤，党代表江竹青；第三大队的大队长是徐其虚，党代表吴先筹；第四大队的大队长是程绍续，党代表江子英。稍后，师里又成立政治部，陈定侯为政治部主任。 尹家咀会议还决定组织地方革命武装赤卫队，全县成立"赤卫队委员会"。区里设支部，直接由区委书记兼任队长，支队以下又设分队。赤卫队的任务就是充作红军的别动队，保卫本区、乡的革命活动，警戒敌人，制造红色恐怖，向上级提供情报。敌人的清乡活动在赤卫队成立以后，就彻底破产了。因为，组织起来的群众可以自己保卫自己了。 我们城区赤卫队的队长先是陈正英，后来是郑友梅。当时上级规定，队长必须由区委书记兼任。郑友梅是第七军打回黄安不久，由孝感汪洋店调回城区的。他在黄麻起义以前，就直接领导过我们勇队。当时上级决定成立赤卫队时，我和春旺把原来的义勇队员串起来，都加入了赤卫队。我们把藏在墓里的小手枪也取了回来，交给了队长郑友梅。 我们赤卫队的队部就设在火连畈。 我在赤卫队里担任情报工作，经常了解"红枪会"、"扇子会"等敌人的活动情况。那时也不懂什么情报工作的手段，只是接受任务后，混到对方附近去看看动静，掌握个大致情况就回队部汇报。 一九二九年的七月，我们赤卫队在檀树岗集体转入第三十一师。成为正规红军。同我一起转入红军的有十多人，现在能记起名字的除上文中提到的义勇队员以外还有：高子先、高正兴、高子润、高怀德、徐正兴、徐正明、徐春旺和张际川等，他们全都在三次反"围剿"和以后的长征、河西战斗中牺牲了。张际川是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的。我被编入红第三十一师司令部警卫连，说是警卫连，实际只一个排的人，我先为战士，不久就任副排长。 那时，赤卫队实际上就是正规部队的预备队，在以后的年月里，部队扩编就是以赤卫队直接调转。 我转入红军时，鄂豫皖根据地已初具规模，部队和地方工作都趋向稳定和正规化。一九二九年夏天，根据地已有纵横几百里的地盘，北起柴山保，南抵八里，东至麻城黄土岗，西迄孝感汪洋店。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农民委员会"等基层政权，土地革命也正在进行。它为后来的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一功绩，应该归于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等同志。 我转入红第三十一师前不久，军长兼师长吴光浩同志在去商南帮助领导起义途中，路经罗田县滕家堡时，遭敌人偷袭而牺牲。他牺牲以后，中央调徐向前同志接替他的工作。当时为了策略，稳定军心，吴牺牲的消息秘而不宣，仍以他的名义颁发各种军事文告，所以徐以副师长名义领红第三十一师职。 徐向前是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一日抵箭厂河就职的，我是在他调来不几天调入警卫连的。警卫连的任务就是警卫徐领导的红第三十一师司令部。军和师的司令部实际上就是同一个部门，军在当时是虚设，师也是人少架子大，起宣传作，迷惑敌人，徐师长接任时，手中的本钱实际只有三百余人。 徐向前师长到箭厂河不几天，就发生了"罗（霖）李（克邦）会剿"。他刚来，部队情况还不太了解，地方也不熟，因此遇到了不少麻烦。当时，队伍本来就少，恰好在敌人进攻之际，又只剩下两个大队在身边，另一半人到外地游击去了，敌人好像给新调来的徐向前同志下马威一样，用强大的兵力向他袭来。 当时南京驻武汉的特派员刘峙组织并命令独立第四旅罗霖部二个团从南往北进犯，暂编第二旅李克邦部一营人伙同光山的几千"红枪会"由北向南堵截，合力向紫云、七里坪围拢，企图一举歼灭红第三十一师。敌我力量悬殊，我们无法与之直接对抗。 敌人来势很凶，老百姓出于黄麻起义丢失县城时遭遇大屠杀的教训，纷纷逃入山里，根据地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但徐向前师长仍坚定如常，沉着冷静，带着部队与敌人周旋，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他率部跳出包围圈后，以进为退，彻底打破敌人的"会剿"。当时北边的敌人已经越过根据地中心柴山保，占领了白沙关一带。师长分析，北边敌人虽然也有好几千人，但正规军只李克邦一个营，其他几千人无非是"红枪会"的乌合之众。所以，决定避强击弱，躲开罗霖，狠击李克邦南窜之敌，击破北路，刘峙的"会剿"定然破产。 他率领部队北进山里的同时，又通过地方党发动了几千群众，配合攻击北路敌人。 我们同李克邦几千人打了五仗，获得三次大胜，击毙该部指挥官营长以下百余人，"红枪会"被我们赶到像乱群的鸭子一样四散逃窜。 "红枪会"在群众中的欺骗性是很大的，他们宣传说，"红枪会"的会众"刀枪不入","枪打不死"，白区不少群众被欺骗参加其组织。根据地的人民也是相信这一点的，所以非常惧怕他们。 "红枪会"的会员当初也真以为自己是"刀枪不入"，有恃无恐，冲杀在前。 徐师长用实事教育了"红枪会"的会员和根据地的群众。他带领战士专打"法力大"的"红枪会"头目。在战场上，他们的头子都有明显标记，穿着与普通会员不一样的"法衣"，或者有一群拿着道具杂物的会徒围着他"护法"。我们一连打死几个这样的大小头目。"红枪会"的会员看见"法力大"的头目都在子弹下丢了命，于是就成了乱群的鸭子。最后，光山"红枪会"最大的头子"戴五爷"成了光杆"法师"，在枪口下吓得跪着求饶命。 "红枪会"有好几千人，当初给整个柴山保地区精神威胁很大。他们一垮，群众解除了顾虑，革命的力量倍增。 敌人北路被击垮以后，南路罗霖旅也在地方赤卫队的抗击下，一无所获。同时，赤卫队的骚扰，使罗部日夜疲于备战，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钻到河口等城镇去了。 第一次反"会剿"就这样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前后仅用了十多天时间。这使得刘峙的精心安排毫无所获。 这次胜利，是徐向前师长避强击弱，摧毁敌人一路，从而打破敌人"会剿"部署的胜利，同时又是群众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的胜利。 "罗李会剿"破产以后，刘峙接着又组织了八月的鄂豫两省的第二次"会剿"和十月的"徐夏会剿"。"徐夏会剿"即徐源泉的第四十八师和夏斗寅的第十三师联合"会剿"。但都在徐向前师长"避强击弱"和主动游击的作战方针下宣告破产。在这几次反"会剿"的斗争中，根据地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红军也得到了锻炼和迅速发展。部队从徐师长接手时的三百人，迅速发展到八百人。这是徐师长积极反"会剿"斗争的结果。 刘峙在徐向前师长的三次反"会剿"中大吃败仗后，不敢冒然舞动干戈，进攻我根据地。 在三次反"会剿"中，我们也曾遇到过多次性命攸关的危险。徐师长正是在这种危险中侥幸活过来的。他非常勇敢，总是身先士卒，沉着坚定，他确实会打仗。 记得在第二次反"会剿"时，我们警卫连跟随徐师长一起在黄安南部，被"红枪会"包围了。当时身边没有其他部队，就只我们警卫人员。"红枪会"是里三层外三层，把我们围在村里，可谓千钧一发，危在旦夕。但徐师长像没事一样，镇静地指挥我们迅速备战。在"吱吱"作响的枪声中，他毫不在乎，还常常诙谐地说："讨厌，讨厌。"他的轻松沉着神态使我们倍感稳定。当时敌人很多，除"红枪会"以外，还有"大刀会"、"硬肚会"、"孝子会"，以及拿枪的地主武装。 敌人一步步朝我们围了过来，师长令我们集中火力专找领头的敌人打，目的就是把前面的所谓"刀枪不入"者打死给后面的看。打死几个以后，敌人就被镇住了，队伍惶惶然，开始乱了起来。 敌人刚一停顿，师长就带领我们冲出掩体。我们是清一色的快慢机，全排人各打一方，"刀枪不入"者只顾躲避子弹，漫山遍野乱跑乱躲。师长的心理战非常成功，我们冲出重围，竟无一伤亡。当时警卫连除我们以外，还有八名从武汉行营起义过来的宪兵手枪队员，他们也都很勇敢。记得其中有一个叫小杨的，表现非常突出，一直紧跟在师长身边，保护他往外冲。在那一次危险中，他们出了不少力。 敌人的宪兵在当时和以后，一直是被描写成青面獠牙的，一般人不仅不敢把他们留在身边作警卫，甚至连革命队伍的边都是不让沾的，但徐师长用人不受那种"左"的思想和宣传的影响，不搞形式主义，只注重现实表现。这一点，他在事业艰难逆境中是那样，在事业顺利发展时也是那样，决无实用主义之嫌。因为他为人一贯厚道，不矫情做作。不仅如此，我在他身边时间也不算短，但从未见他与人发生过争执。 徐师长清正而光明磊落的品德和他那事事让人一筹的气魄，赢得了大家的尊敬。我们警卫连的战士是他的直接下级，同他时刻生活和战斗在一起，也从未听过他的重话。 他是一个革命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楷模。 三次反"会剿"胜利以后，我们势力波及到了河南光山县陡沙河和罗山县宣化店，东南到了麻城和黄冈，方圆达一百七十余里。 【汪进先，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王胡家湾一贫寒家庭。1927年加入农民协会。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三十一军徐向前警卫连战士，红第二十八团第三连班长，红独立第一师第一团经理部主任，红四军特务团指导员，红十二师政治部特派员，红三十军第二六四团连长兼指导员。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鄂豫院根据地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以及枣阳、川东、万源、倪家营子等重大战役、战斗，前后七次负伤，左手致残。西路军失败后，从国民党集中营暴动越狱，返回延安。1937年8月參加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鄂东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副大队长、第一团第二营营长、第四团作战参谋，中共天汉地委常委、军事部长，豫鄂边区党委警卫团团长兼政委，新四军第十五旅第四十三团、第四十四团政委，冈希罗麻中心县委书记兼指挥长，鄂东地委常委、分区副政委，鄂东独立第二旅第五团政委。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先后任鄂东工委副书记，黄冈地委民运部长、组织部长。1950 年7月，任中共黄石市委第一副书记。次年5月改任第二副书记兼市委组织部长。1952年6月，任中共黄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1953年4月调离黄石市，历任湖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湖北省工交部副部长，湖北省委交通部副部长，湖北省交通厅厅长，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移民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1983年1月离休，享受副省级政治、生活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