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五"日寇投降后，经晋冀鲁豫中央局薄一波同志决定，我夫妇俩同李大章夫妇一同调往东北工作。我们经过冀南、冀中、冀东地区到承德，再由承德到叶柏寿改乘火车到锦州。此时，山海关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在锦州，我遇见了由延安来的许多中央党政军高级干部，其中有李富春、张闻天、高岗、朱瑞、方强、王鹤寿等同志数十人。由于形势紧张，我们须尽快离开锦州到沈阳，但碍于苏联红军的干涉，我们不能直接在沈阳下车，因而在沈阳附近的马三家子下了火车，然后坐汽车到了沈阳。那时的沈阳兵荒马乱，东北局原住在沈阳博物馆一个大建筑中，大概是受苏军的干涉而不得不搬到铁西区。我们一行人也不能在沈阳久留，很快都分配了工作，马上赶往哈尔滨。后来听说东北局又搬到了抚顺，再后又搬到了梅河口。 我军初到东北，看到苏军处处与我为难，令人百思不解。我们到哈尔滨后就发生了一些怪事：一下火车，苏军就在车站找我们的麻烦。我们住进了市内南岗花园街一座房子，虽然模样很是洋气，但由于门窗没有了，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也没有暖气，实在冻得受不了。当时我们穿的都是根据地农村的那一套服装，在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实在不成样子，大概是国民党分子向苏军诬告我们这一伙人是"土匪"，苏联红军就信以为真，派人把我们列队押进了监牢。那天我恰恰上街买棉衣，当我回来走到我们住地附近的十字路口时，看见苏军押着我们几十个干部，我意识到发生了问题，就改道去了陈云同志的住处。当时陈云、高岗以及张寿笺、刘达、朱光等同志都在。我向他们报告了情况，陈云同志立即派刘达同志去与苏军交涉，说明了情况，才使被押的同志于第二天上午获释。 当时，陈云同志作过一次报告，我记得主要内容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巨大胜利，这些胜利成果需要巩固（这指的是那些刚取得政权的国家，即原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蒙古等）。就是苏联本身也打得很苦，伤亡两千多万人。损失很大，迫切需要和平环境重建家园。特别是中、英、美、苏四强的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进军东北并有义务把东北交给国民党。为此，苏联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反而要把我们从东北的大城市赶走，准备叫国民党来接收。苏军把日军的武器装备炸毁，也不能交给我们。同时东北局被赶往梅河口，把北满分局由哈尔滨赶到宾县，把嫩江省委由齐齐哈尔赶往甘南县，凡此均是出于这种原因。加之当时苏军纪律很差，多次发生抢夺群众财物的事情。我到了嫩江省委，分配我任省委常委兼白城子地委书记。我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到达白城子。夜晚十一时下火车，虽有一个班的战士护送，但还是被苏军的小战士硬从我手里抢去了小提箱。当时，电灯熄了，车站一片漆黑，周围不时传出救命的呼声。苏军的种种违法的事情，传闻很多，使我们对群众无法解释。不少同志的思想不通，疑虑重重，只是在听了陈云同志的报告后心里才多少得到宽慰。 当时嫩江省委向我介绍情况时说：白城子地区各县差不多有一万多人的武装，应迅速做工作使该地区的武装力量巩固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到白城子后还没来得及传达省委的这一指示，这些分散在各县的武装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影响下一个县接着一个县地叛变了。国民党的匪特也猖撅起来，首先打进了洮南县，相继占领了瞻榆、开通、安广、大赉、镇东、泰来等县。这个地区除地委所在地白城子外，只剩下一个扶余县。最后，土匪还是打进了白城子。那里虽驻有苏军，由于前述原因他们只能采取中立态度。这样，我们不得不撤了出来。当然苏军有时也大张旗鼓地从长春出发打土匪，事先暗中通知我军回避。不然遇到了也是同样要攻击的。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带一名警卫员、一名翻译，在苏军保护下去齐齐哈尔向省委汇报，请示对策。可是护送我们的苏军在昂昂溪就下了火车，结果在齐齐哈尔一下火车就被车站上的伪护路军扣留了，我的两支短枪也被他们收去。这是一九四六年元旦将要黎明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天明以后，车站上的伪护路军开会庆祝元旦。下午，他们又把我们三人押进他们专门拘留人的房子，里面大概有些是无票乘车的小贩和扒车的农民等。这时，我很生气，便给他们的头头写了一张条子，声明我是国家军人，无犯罪行为，把我们当犯人对待，我提出抗议。由于这个条子的作用，他们才让我们搬到楼上一间房子。房间里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上，一个手持大刀的人看管我，我的两位随从住在另一间，没有人看管。晚上，我又冷又急，难以入睡，就和那个拿刀人谈起话来。从他的口里，得知我嫩江省党政军机关在我下车被扣前的午夜已全部撤离了齐齐哈尔，原因也是出于苏联红军的驱赶。我对这次被扣警惕性很高，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曾和两位随从商量跳楼逃跑，但又感觉这样做可能把握不大。因为跳下去容易，但跌断腿还是跑不了，所以最后没有这样做。天亮后，伪护路军一伙人来到关押我的房间，看来是一批护路军上班来了，屋里已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他们用破桌椅取暖，我只好在房子外面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脑子里却在想脱险的办法。当时，窗无玻璃，大风呼叫，我倚窗向大街上张望，突然看到一位苏联军人从门外走过，我心里感到有了希望。就大喊了一声，但他没听见，走过去了。我没有失望，我分析有走过去的，也会有走过来的。于是我不顾零下二十多度的刺骨寒风，从没有玻璃的窗口不断向外张望。不一会儿，果然刚过去的那位苏联红军又从离楼门口二十多米的大街上走过来了，我马上向他大声喊叫，这次他听到了，但他却摆手表示不愿意理睬，继续向车站方向走着。我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抽出张闻天同志在哈尔滨给我写的一张俄文身份证，不断向他摇着，这样才引起他的注意，并向我住的楼房走来。他上楼后，我把那张身份证给他看，经过翻译说明我们的危险处境，并请他予以帮助。他口里不断说着："打外、打外……"（意思是走、走……）于是我转身进了那间房子收拾我的行李。这时那群烤火谈笑的家伙一时莫名其妙，不知这位苏联红军是怎么进来的，他们也不敢阻拦，只好把这位红军和我们三人引到他们头头住的地方。这位头头也没敢说什么，于是我们要回被没收的两支枪，由那位红军将我们一起送到苏军卫戍司令部，我见到了那里的红军负责人，并请他们看了张闻天同志给我写的身份证，又口头较详细地说明了我的要求。他们只是说："你们的人都到屯子里去了，你去屯子找他们。"我说，我已被扣过，自己去难以保证安全，坚持要求他们送我去甘南县。最后，他们安置我们三人住在他们的门房，等候他们的帮助。等了三天，毫无结果，我觉得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就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晨离开了那里，另想办法。 我们雇了一辆马车前往昂昂溪，打算上火车到扎兰屯，找蒙古人送我们回白城子。在昂昂溪我也找了当地苏军，说明情况后，他们招待我们吃了饭。由于我们的手枪留在了齐市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就把剩下的子弹也交给了这里的苏军。但是，他们表示不能帮我们去甘南县。他们顾虑什么呢？原来他们怕我们是国民党特务，如果送我，怕被国民党抓着辫子，惹起国际争端。当时，按国际协议我们要从大城市撤走，由国民党派出大员，包括省长，文官，从空中来到几个重要城市接收，已接收了哈尔滨、长春、吉林和齐齐哈尔的政权。实际上，苏军这样做就成为我们收复这些城市的障碍和国民党接收的护卫军。对此我们很多干部思想极为不通。 在昂昂溪天黑下来了，街上已很少有人走动，一列火车徐徐进了昂昂溪车站，我们三人爬上了火车，想去扎兰屯找蒙古人帮我们回白城子，但上车一看尽是苏军，原来是苏军的军车，于是又被他们赶了下来。这时，只得找个客店住下，唉呀！一进店门，漆黑一片，到处是人，地上躺的，靠墙坐的，吵吵闹闹，简直找不到插脚的地方。我们三人商量后，各自找个地方休息，互不联系，待天明见面。为了安全起见，我找了一个放尿桶的角落躺下，虽然气味难闻，但有较多的安全感，晚上查店的就没有到这个地方来，我全然不知这么多的人都是干什么的。翌晨，当我们三人见面时，才知道这些人除一些小商贩外，大部分是地方上的土匪、流氓、社会渣滓和伪满的残余分子。在国民党大举进攻，不断占领大城市，我党政军机关从城市撤出的形势下，这些人兴高采烈，正在"拉杆"组织武装，准备迎接"中央正规军"的到来。好在一晚上没有出事，这里再不能呆了，于是就又搭上一辆有篷子的马车回齐齐哈尔。这辆马车上共坐了二十几个人，一路上人们谈论的主要是"中央军"快来了，八路军如何不行，甚至还说什么："他们共产共妻还能成事"，"中央军来了，他们还会象过去抗联一样，被赶到山林荒原中去的。"我的警卫员听不下去了，瞪眼吸嘴，怒容满面，我怕他火性发作，就用腿碰他，示意不要理会。 快到齐齐哈尔时，苏军站岗的高声喊叫，要进行检查，同车人都十分紧张，我就又把张闻天同志给我写的证明拿出来，站岗的一看就说："打外、打外！"并且打手示意可以通行。这时车上的许多人都向我表示感激，象是躲过一场灾难似的。车子进入齐齐哈尔，我们又雇了一辆四轮马车。我对车夫讲："哪里是去甘南的马车店，就请你把我拉到哪里。"马车穿街过巷，一会就把我们拉到一僻背的巷子里，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停满了搞运输的胶轮大车。我们找到了一辆第二天一早就去甘南的马车。与车夫相约在这里过夜，次日天不亮就动身。但这一晚还得警惕应付查店的。这个大车店除大炕以外，炕的上面还有一层板，也能睡觉。我们三人互相关照，但又装作互不相认，各自睡一个地方，我就睡在炕上高一层的板上，下面一般看不见。可是，下面热闹了大半夜，有算卦的，有相面的，有卖唱的，还有下棋和赌博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悄悄睡在上面。天还没亮，我们就起来了，车夫套上车，很快就出了店门，向北赶去。为了防止齐齐哈尔北门站岗的盘查，我们三人都趴在车上，上面用草包一盖，车也赶得很快，一溜烟跑了十几里路，不大功夫就过了冰冻的嫩江。 过了嫩江就是一个大村子，一进村就发现这里有我们的人，经打听是于光汗同志领导的工作队在此工作，我们和于光汗同志见了面，大概是因为见到了自己的同志，心情格外兴奋，早饭吃得也很香。吃罢早饭，我们告别了工作队的同志，仍乘那辆马车向甘南县走去。当天下午就到了甘南县，见到了嫩江省委书记刘锡五同志以及朱光、冯纪新等同志。他们已通过吴富善同志从苏军那里得知我遇到麻烦的事情。但不知我的下落，正在四处打听。出乎他们的意料，我竟平安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在省委的日子，我不断想办法回白城子，也去过扎兰屯，想通过蒙古人那里想办法，但都落空了。后来和郭维城同志的护路军一起由甘南出发，经过景星县、泰来县与北上的我军会合，回到了白城子。 我离开白城子后，土匪就打进去了，我军撤了出来。后经苏军的剿匪，才又把这伙土匪打出去。我们地区的党、政、军机关又回到白城子。这时，已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了。由于南满我军主力北上，在北满、西满全力剿匪，东北局又决定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巩固东北根据地。同时，苏军已撤军回国，使已被国民党接收了的几个省城中的国民党官僚失去了保障，一个一个地都逃之夭夭。这样，我军相继收复了哈尔滨、长春、吉林和齐齐哈尔等大城市，使东北的北满、西满可以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也有条件专门对付关内国民党军的进攻。 我回到白城子，布置了一下工作之后，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同志向我传达了西满分局的指示，并给我一张致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的介绍信，介绍我是西满军区的全权代表。遵照西满分局的指示，我迅速地带领二十余名战士和几名随从干部，于三月下旬从白城子来到了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这里的情况以前我一点也不了解，只知道是个蒙古民族地区，但我完全清楚这个地方不同于一般地区。这个东蒙自治政府，究竟怎么个自治法，一时还不知其所以然，当时我是抱着试着看的态度，心想在了解情况之后总是会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