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七八月间，我在敌人的追捕下，不得已离开了高陵，持三原中心县委的介绍信与郭炳坤同志一起前往照金苏区。我们二人同行，但装作互不相识，一前一后出了三原西关，越过了清河河谷，出了三原北城，经鲁桥镇附近上了北塬。到达陵前镇时，遇到了大批国民党部队，原来这里是敌我多次作战的地区，我们二人须加倍小心。我们各自编了一套预防不测时应付敌人的"口供"，我是一身农民装束，他着一身学生服装，前后拉开一段距离，以免两人同时被捕。好在没有发生任何危险，顺利地通过了这个地区，于傍晚到达耀县。 由于骑兵团王泰吉同志不久前在这里起义，此地也显得十分紧张。我俩住进一家客店，他住后边，我住前面，也装作互不相识。第二天，大雨滂沱，难以起程，等到中午，大雨还是不停。但是久住这里，实在觉得不很安全，便决定冒雨起程。中午十二点多钟，我提着半个西瓜，两人仍然是一前一后出了耀县北门，沿着去铜川的大道行走。由于下雨，路上行人很少，我们趁前后无人，很快转向西边上了土塬，一路还算顺利，天黑时到了一个村子。这时雨仍然很大，加上天黑什么也看不见，不得不找一家农户求宿。这里已接近我游击队的活动地区，而且前几天敌我作战方罢，气氛十分紧张，群众不敢让我们住宿，就连地里的窝棚也不让住。我们又冷又饿，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破窑洞，于是两人在那里蹲了一夜。天明后，仍然是倾盆大雨，全身衣服湿透，冷得身上直打哆嗦。我们也顾不得当时黑云压顶，就向柳林镇方向走去。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哪还会有什么行人？但我们却意外地遇到一个人。这个人看上去像是自己人，但我们又不敢贸然相谈。我们佯装去三水县（即旬邑），向他问路。他说："你们想走近路还是走远路？"我说："当然走近路。"他又说："走近路可有红军。"我说："红军杀不杀人？"他说："不杀。"我又问他红军的头头是谁，他说是陈学鼎（即与张仲良、张邦英同志共事的耀县游击队长）。听了他的介绍，我暗自高兴，心里踏实多了，因为我在杨虎城的区长训练所就认识了陈学鼎。那个人又比划着说："你要走近路就从这里上山。" 据说，这座山叫"九里山"，从这里上去不远就到了一个叫"柴桥子"的村子。这时雨仍然很大，村子里也不见人，正举棋不定的时候，从包谷地里忽然走出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手里提着一个篮子，大声问我："干啥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答复他的问话，他又接着问我们："是不是上寨子的？"（他说的寨子就是薛家寨）我听了之后，马上答复他："是"。他马上热情起来，把我们俩领到他在高山槐山脚下的家。他家就两口子过日子。我们全身衣服都湿透了，他就让我俩坐在他的热炕上，得知我们从昨天到现在一天多没吃东西，他就马上从一个不远的邻居那里弄来一大升（约有三斤）白面，叫老婆立刻动手给我们做面条吃。我们在热炕上烤干了衣服，暖热了身体，又吃了一顿热面条（由于饿极了，我们把几斤面条全部吃光了），为了报答这家群众，我们把身上仅有的几十个铜元全部给了他们。这时外面仍是大雨不停。主人告诉我们，红军就在高山槐那边，并表示要马上送我们到红军驻地。我们不顾大雨滂沱，由这位农民同志引路，向高山槐山上走去。我们虽然是爬山，但四面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在云中、雨中不断地向上攀登。好久，这位农民告诉我们快到顶了。不大一会我抬起头来，猛然在云雾中看见了几个身穿普通农民服装，脖子上围着红布条，手持步枪的红军战士。此刻我高兴极了，我们的目的地到了，几天紧张的旅程就要结束，我们终于脱离危险了。 我们不知如何感谢这位引路的可敬的农民兄弟（是个根据地的赤卫军战士），依依不舍地与他告别。然后，我们在红军的指点下从高山槐的另一面山坡下行。我们连跑带滚地来到红军驻地，衣服破了，鞋子丢了，光着脚板，满身污泥，但极度兴奋。一到驻地就认出了好几位相识的同志，如陈学鼎、王柏栋、惠风等。大家互相问好。他们特别关心地打听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及红二团南下的情况，止不住都大骂叛徒杜衡断送了红二团。解放后我得知，我这次进入苏区之前，国民党特务不仅在我家周围布置了密探，而且从我的亲戚家一直追到三原我住过的一家点心铺，但都一无所获。最后，无可奈何的敌人只好在报纸上发表了"共匪张策已逃往北山匪区"的消息。 我来到红军驻地的第二天，红军即向薛家寨方向移动，当晚宿在一个叫陈家坡的村子。我第一次跟随部队行军，红军为了照顾我这个"新兵"，给我一匹马骑。可是，我那时还不会骑马，加之走的是山间羊肠小道，悬崖绝壁，有马也不敢骑，只能牵着走。第三天，陕甘边特委在这里召开了陈家坡会议，我在村里街上听到会场争论得十分激烈，但争论的是什么问题，我却毫无所知，也不便打听。后来才知道，在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情况下，会议决定建立新的陕甘红军临时指挥部，以统一各红军武装和游击队的活动。当时，这些革命武装有渭北游击队（已改编为红四团），抗日义勇军三大队（即王泰吉同志起义所剩的部队），耀县游击队（即陈学鼎、张仲良、张邦英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还有李妙斋所属的耀西游击队，以及旬邑县游击队等。这个决定十分重要，它及时建立了红军新的指挥机关，这对以后开展革命活动极为重要。会议结束的第二天，部队即向薛家寨山脚下的绣房沟方向运动。薛家寨是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陕甘边特委所在地，离照金镇很近，因而这块根据地也称照金苏区。这里山高沟深，地形险要，而薛家寨就在这高山绝壁之上。据说通往这个寨子只有一条小路可走，寨内设有修械所、伤病员治疗所，存有物资钱财，屯了大批粮食，有时也关押一些土豪劣绅。这里的具体负责人是吴岱峰同志，我在中山学院学习时就与他熟悉，他一见到我，就向我介绍这个寨子如何固若金汤，表现得信心十足。当然，我很难判断他说的是否正确，只是很感兴趣而已。 在绣房沟，红军指挥部给我分配工作，让我担任抗日义勇军三大队的经理员，负责管理该部队的财物和经济生活。管理这项工作，每到一地都要调查地主豪绅，然后派人用牲口驮取他们的粮食，并分配给群众磨成面，面磨好收回后，再分配给各班、排、连；还管分配住房、肉食蔬菜等。这些事情都要服从行军作战的需要，保证部队及时吃饱，休息好，绝对不能误事。当时分配米面、肉菜，首先分给战士，分配房子、窑洞也是这样，让战士及时休息，这是领导交待的必须严守的纪律。因此，我的工作极为紧张。每到一地，战士马上可以休息，而我要做上述许多事情，甚至通宵不能睡觉，搞得精疲力竭。过了一段时间，我提出调换一下工作，要求去做一名战士，结果领导同意了，由黄罗斌同志接替了我的工作。此后，我作为一名红军战士，跟随部队游击作战。 大约是农历八九月间，刘志丹等几个同志化装成老百姓，通过国民党统治的关中平原回到照金苏区。此时，由于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陕甘红军和根据地失去上级党的领导。同志们决心吸取过去"左"倾冒险主义导致红军失败的教训，和王泰吉等同志一起指挥作战，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特别是刘志丹的返回，大大增强了军事指挥力量。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红军游击队日益壮大。经过整编，有以渭北游击队为基础改编的红四团，以抗日义勇军三大队为主改编的红三团，并在这两个团的基础上组成了四十二师，此外，还有骑兵团。师长是王泰吉，政治委员是高岗，参谋长是刘志丹，政治部主任是黄子文。当时，龚逢春和我都在政治部任科长，龚逢春任宣传鼓动科长，我任组织分配科长。与此同时还决定：在陕北、陕甘边、关中几个地区成立三个游击区，建立一、二、三路游击队。从此，游击队很快地得到发展，我也从政治部调出，担任了坪子游击队的第一任指导员。这支游击队的主要部分是坪子塬农民抗款斗争后组织起来的，成员主要是农民，另一部分是游民、团丁，其中不少人吸大烟，很不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甚至连我给战士讲话都受到抵制。后一部分人很难接受红军严格纪律的约束，更吃不了长途昼夜行军的苦头。一次行军到某地，夜晚我发现这一部分人有不安宁的现象，由于经验不足，又是深夜，所以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结果天明后发觉这批人逃跑了。这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的失误。 这一段时间，我跟随红军连续作战，对我是极大的锻炼。正当红军在外线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照金根据地的薛家寨子却被敌人攻陷了，照金地区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谈不上是个苏区根据地了。这就得出一条教训，一个革命根据地绝不能单靠山险和堡寨，而要依靠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依靠革命战争不断战胜敌人来巩固自身的存在。在失去照金苏区以后（当然后来又收复了），红四二师当时的口号和奋斗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创造新的陕甘边苏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与巩固红二十六军"等。我离开四十二师政治部后，又被派往二路游击队任经理处长，基本上跟随红军主力行军作战。 首先是张洪镇战斗。张洪镇是旬邑县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一天我们得知张洪镇的民团出来打旬邑游击队，并杀了一个农民，刚离开。那天天降大雨，对行动实在不便，但良机不可失，指挥部立即命令追击，不多工夫就追上了敌人。步骑配合，猛冲猛打，把这股敌人全部消灭。红军一部分战士换上了民团的服装，在大雨中来到了张洪镇，张洪镇站岗的哨兵还以为他们的人回来了，便敬礼问好，放红军进入了伪县政府和民团的土围子。当时，民团团长和太太正躺在炕上抽大烟。我们的战士一枪就打死了那个团长，团长太太逃跑不及，也被一枪打死。伪县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等十余人都被我们活捉处决。这是我陕甘边红军第二次摧毁旬邑伪政府。这次战斗全胜，对我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这以后，红军回到照金根据地，紧接着，根据形势的需要红军又北上到黑慕塬地区，准备攻打合水县。红军从黑慕塬出发，向北走了整整一夜，可以说是长距离奔袭，我军用云梯攀上城去，突然出现在合水的东城门楼上，使正在酣睡的敌人措手不及，只能缴械投降。然后打开城门，我军一拥而入，消灭了城内的大部分敌人，摧毁了县衙门，捉住了税务局长和合水最大的豪绅"杜老爷"，没收其财产。"杜老爷"家的财物很多，仅四季衣服就有几百件。该县的公安局长李炎思想开明，当即表示要求参加红军。经领导同意，他们夫妻俩一同参加了革命。同时，我们还打开了监狱，救出了杨培胜同志及所有被押的群众。 攻克合水的当天下午，部队转移到合水东边的蒿渠铺。在这里，红军的领导人开始考虑解决杨谋子的问题。杨谋子这伙人是在陕甘边地区长期流窜的惯匪，虽然被刘志丹同志争取过来加入了红军，但他们不思改造，长期以来吸食大烟，差不多每人都有一套烟具，一个个面黄肌瘦。而且他们流氓成性，经常违犯群众纪律，很难担负作战任务。红军带着这伙人只能给自己脸上抹黑。因此，王泰吉、刘志丹等同志下决心解决这部分人。到这里的第二天，一切布置停当。刘志丹佯请杨谋子等几个头头开会，这些人一进门就被逮捕起来，同时，部署在外面的红三团也缴了其他人的械。最后，杨谋子及几名匪首被处死，一般成员经过教育，发给路费遣散回家，并警告不准再做伤害人民利益的事。当时，刘志丹同志处理此事时说过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为我党绝对领导的、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红军，在我游击区和根据地，绝对不能再允许这类武装存在。"刘志丹同志对土匪部队不单纯采取消灭的政策，而且从实际出发，能改造者则尽量争取教育改造。土匪中，很多是破产的、生活没有出路的纯朴农民，他们劫富济贫、铲除恶霸，并不伤害普通农民。像黄龙内山的郭宝山就是一个侠义正直、杀富济贫的首领。他手下的大多数追随者，都是仇视土豪劣绅的贫苦农民。刘志丹同志想方设法争取他们，教育、改造他们，终于把这支武装引上了革命的道路。郭宝山同志加入红军后，作战勇敢，服从命令，立下许多战功，后来加入共产党。解放后，还担任了青海省军区司令员。 合水战斗之后，刘志丹同志立即指挥红军东行，打算夺取甘泉县城，截断咸榆交通要道。这次作战，决定仍然采取奇袭的战术，部队开始远距离行军。当部队行军到一个山岭的时候，已是深更半夜了，人困马乏，找不到一个宿营地，而且还迷失了方向和道路。此时，刘志丹同志爬到最高的山头上，借着朦胧的月光观察地形，然后回到队伍中说："跟我来。"在他的带领下，部队在不很明显的山间小路上行进，不到一个钟头，就找到一个有十几家住户的村子。大家都称赞刘志丹同志真是个活地图。在老乡的帮助下，战士们喝了水，吃了饭，然后就住在这个村子周围的破窑里。因为天气已经很冷，大家都烧起火来，围着火堆睡觉休息。第二天，又在深山密林里走了一天，同时准备云梯，了解情况，布置袭取甘泉县城的战斗。当时决定由我带一支部队埋伏在甘泉县南城门外大道的西侧高地，准备敌人向南逃跑时实行截击。但不巧，我们爬城部队被敌人发觉，且天已大亮，敌人居高临下，我军硬攻势必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因此就命令我们撤退。当我们沿着洛河向西撤退的时候，敌人以密集的子弹扫射我们，但无伤亡。我军安全地顺洛河撤到一个叫高家哨的村子休息。这个村子有个大地主豪绅正在给儿子办喜事，家里准备了大量的牛肉、羊肉、猪肉、大米、白面、烧酒，应有尽有。我们这几百人的部队，就按红军的政策，吃了他的大户，但对一般群众则秋毫无犯。我们不仅吃了一天，而且还尽我们的力量带走了大量可吃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到红军初期的供应政策、阶级界限和严明的纪律。因此，红军所到之处，广大群众毫不害怕，并且从红军的实际行动中，认识到红军是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军队。这是红军大发展，大胜利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我军沿洛河川北行，到了葡萄沟对面一个村庄住了一晚，第二天拂晓就过洛河准备进山。正在此时，从延安追击我们的敌人到了，一交火，我们就伤亡了几个战士。我军很快上了山，敌人也没敢再追。 杨家店子战斗，又全歼敌人一个连。我军到达杨家店子后，大概是敌探报告了消息，于是敌人派一个连于第二天拂晓袭击了我们。当时，我骑兵团住在杨家店子街上，枪一响，我骑兵就从街上撤了出来。此时，我们的指挥机关在杨家店子前川，刘志丹等指挥员和我们都睡在一个炕上，不仅没有脱衣服，而且连鞋也没有脱。一听到枪声，大家跳起来就到了窑外。志丹同志立刻到作战前沿，发现敌人只有一连人，就下决心消灭这股敌人。在他的指挥下，我军主要力量从正面把敌人压上杨家店子背后的半山上；另外还组织一部分力量迂回到山后，爬到最高的山上，从敌人的背后压下来。敌人腹背受敌，最后被我军完全消灭。按照游击作战的特点，为了保存自己，消灭了敌人取得胜利之后，就要很快转移。经过小石崖上珍子，上了子午岭，一日一夜行程近二百华里，到达太白川的连家砭地区休整。 部队从极度的疲劳中恢复过来之后，紧接着向西行动，消灭了庆阳城壕川的民团。吃罢早饭后，就快速行军向庆阳西北的三十里铺前进。那里有一伙民团，还有一处天主教堂，里面有两个传教的西班牙人。我军夜晚到了那里，有如神兵天降一般，消灭了民团大部，活捉了两个洋人，没收了这个教堂供养两个洋人的许多洋食品。天大亮以后，我们撤离了这里，向毛家沟门运动。夜晚就宿营在那里。第二天早晨吃罢早饭，正准备出发，国民党杨子恒旅的赵文治团追上了我们。我们一发现敌军的先头部队，一个猛烈攻击就把敌人先头部队打得狼奔鼠窜。接着，敌人主力部队到了，由于已来不及通知部队回撤，我即吹归队号，令我攻击部队撤回。当我军撤到毛家沟门北面的高山上时，王泰吉、刘志丹、高岗从俘虏口供得知，敌人带着干粮炒面是要穷追我们的，因此决定要坚决打退这股敌人。这时，我军居高临下，敌人从山下向山上仰攻。当敌人进至我军阵地的山脚下时，大批手榴弹甩了下去，加上密集的枪弹（当时还没有机枪），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连滚带爬地退了回去，赵文治被几个士兵架着落荒而逃。我军又把敌人压到毛家沟门的对面山上，缴了好多枪支，但多为铅弹破枪栓，战士大多把它摔坏扔进河里。这样，我军就安全地抬着在三十里铺战斗中负伤的红四团政委杨森同志，转移到了二将川。这次战斗是一个胜仗，但因我军消耗不小，又没有缴获敌人的弹药，所以没有得到补充，在一部分战士中产生了一种消极悲观情绪。当我们行军到二将川之林锦庙休息时，一位同志提出："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出一个局面？"志丹同志当即答复："还不是三五年嘛。"他的答复干脆而肯定，我听了之后，也不知道有什么道理，但是感觉精神振奋，对革命充满希望。这一段时间的南征北战及取得的胜利，无疑对创建陕甘边区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就谈不上创建根据地。问题是干部太少，军事上消灭了敌人，不能留下干部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把军事胜利发展为创建根据地的胜利。历史实践证明，刘志丹同志的判断是正确的。不正是一九三五年打出了一个占领六座县城，消灭了大量的敌人，把陕甘边苏区与陕北苏区连在一起的大好局面吗？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沿川东下，到了平定川口的莲花寺。部队一方面休息，同时召开了师党委会议。这次会议我记得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批准王泰吉同志离开部队再回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活动，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他在不久之前，在耀县把国民党的骑兵团拉出起义，怎么能再公然冒险去进行这样的活动呢。结果，他离开苏区刚到淳化县的通润镇，就被他过去的部属马云从逮捕了，后在西安被国民党杀害。二是决定我以师党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梁地区开辟新的苏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是因为，照金根据地因薛家寨失守，事实上已不存在，急需创建新革命根据地。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红军。 【张策(1911—1999),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为创建陕甘边苏区、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了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东蒙的民族自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1958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和西安军分区政委。1963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78年重新工作后，担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同年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