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的四字成言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如《尧典》中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且至今仍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文学语言形式，以四个字为主的成语就可以看作是四字成言的典型运用。在《二十四品》中同样是四字成言，八字为一句，六句为一品。其所采用的文学形式则与四言诗、赞文以及佛教中的偈（jì）语都有着某种渊源关系。
成之于两周时期的《诗经》可以说达到了四言诗歌的高峰，其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句。
东汉以后，五言诗兴起，四言诗逐渐衰落，有名的四言诗人屈指可数，比较重要的有三国时期的曹操和东晋、宋时期的陶渊明。如陶渊明的《停云》和《时运》都是四言诗。
《停云》其一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
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静寄东轩，春醪独抚。
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时运》其四
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
可以看出此时的四言诗的形式已经比较规范，没有了《诗经》中的一唱三叹、反复吟咏和在字数上不拘一格的灵活变化。从形式上来说，《二十四品》与陶渊明的四言诗歌也是有相似之处的。《二十四品》不同于四言诗之处则是其超强的概括性，其间虽有叙事性的表达，但其所要表达的内涵却都远超一时、一事、一物之外。
赞文除了四言诗之外，中国传统文学形式中还有“赞”这种文体也是以四言为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颂赞”并列，认为赞是由颂发展而来。颂，“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是为“告神”之用，即于宗庙之中向上天颂扬功绩成就，以四言为主要形式。赞是“扬言以明事”，“事在奖叹”，开始主要是为了颂扬具体的人和事，如三国杨戏的《季汉辅臣赞》主要是为了赞颂人物，后来则实际上发展成为了一种评论性的文体。
实用性的减弱往往会伴随着艺术性追求的增强，如《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就对自己所写的赞十分自负，“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虽然范晔的赞大部分还是对人物生平叙事性的概括，但也有些赞确实体现出了较高的概括性和艺术性。而其自评之语“奇变不穷，同合异体”用来评价《二十四品》也是十分恰当的。如：
《后汉书•逸民传》之赞“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道就虚全，事违尘枉。”
《后汉书•文苑传》之赞“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
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这种赞的评论性质则更加明显，如其《征圣》之赞“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其文理是足有可观的，在思想上也与《二十四品》有相通之处。
刘勰认为颂赞之体要求用语清新雅正而不能过于“华侈”，应“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这同样也是符合《二十四品》中的语言风格的。
注：本文根据大愚观点整理
禅宗的空灵和儒家的入世，《二十四品》中的儒与释
老子的“道”与庄子的“真”，《二十四品》中的道家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