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因为浦奕安记者和马翔宇之间出现裂痕，笔者写了一篇文章《马翔宇举报事件的成与败：挟私仇报公怨，背靠名校挑战地方》，意料之中得到大批喷子们的狠喷；意料之外的是，竟然得到一些网友的支持。还有一位苏州的朋友称我是勇士，是站在不明真相的网友的对立面去了。

网络是个极其奇怪的地方，人们习惯牢牢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怀疑对方跟自己一样，一切从立场、动机出发，一切言行都是诬陷造谣。

网上那些闭着眼睛，不看任何事实，无条件支持马翔宇所有行为的人，抱定了一个立场：马翔宇举报上司就是英雄，就是为给人们带来光明，容不得任何指责。因此，从任何角度怀疑、提醒马翔宇的人，都是心怀不轨，是为政府洗地。

今天，我再次重申一下我对马翔宇举报上司一事的看法，然后继续谈谈我的看法。马翔宇举报上司虚设名目挪用公款、组织公司串标围标的确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值得敬仰，任何一个敢于实名举报不公者，都是勇士。但这个举报最终是否成立、有多大成份成立，还需等有关部门调查并公布。

但是，在举报上司“不法行为”的同时，马翔宇还举报上司长期打击排挤自己、侵占自己劳动成果、动用司法威胁自己、上司学历造假等等，就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因为得不到提拔，而对领导心生怨恨进而举报领导。如果马翔宇在下一个职场上再次与领导同事发生矛盾，再次举报时，一定公私分明，不要让人产生错觉。

同时，笔者非常不理解的一点是：马翔宇举报上司一事，怎么发展成名校才子与地方官员的恩怨？马翔宇的举报，与他清华毕业的身份有关系吗？一个毕业6年的人，在举报上司后还要大哭着喊“我没给母校丢脸”，这和母校有什么关系吗？

举报一下领导的“不法行为”，马翔宇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得如此狼狈？他不需要反思吗？

大约半年前，我高三时的班主任来我所在的城市旅游。我请他吃饭。一瓶白酒下去，大家谈起当年的一些旧事。隔了30年时间，很多事都已经变得淡了。我就把当年举报学校乱收费的事，当作笑料讲了出来。班主任听我说完，酒杯仍端在手上，脸上笑容不减，嘴里却放出一句狠话：我要知道举报信是你写的，当时我不整死你！

那是我们读高三第一学期，进校报到时，才发现，当年的学杂费比上一年高出了60元，名目叫做其它费用。在1990年代初期，60元是很多农村山区一年的收入。我们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当场选择退学打工。我非常痛心，写了一封信举报学校乱收费，请全校3个高三班的同学联合签名，签名者将近100人，然后把信寄给了县教育局。大约一个月后，举报信返回到学校，要求学校自查自纠。校长震怒，要3个班主任到各自班级中调查谁是主使人。有一次，我们班主任熄灯前检查寝室，又问起举报信的事，我听到有人说是那个人搞的，班主任再问，就没有肯说了。但我从此之后再不问班事，只埋头学习，最后成为班上唯一一位当年考上大学者。

大学毕业后，我跑到沿海一个中学当老师。当地极富，家家都开纺织厂，大家都忙着赚钱，极少有家长会关注孩子的学习。也因此形成一股极为特别的风气：老师不敢动学生一根指头，但学生敢于随意打骂老师。我亲眼看见一个胖大的学生打了体育老师2个耳光，老师没有任何反抗。我们当年一起到该校的，共有6名外省大学毕业生，除了我，几乎人人都受到过学生的欺负。到校第二年的下学期，一名外省老师Ｑ上课时，一名学生因大声喧哗被请到教室外罚站。没想到这名学生又纠结另外教育的两名学生，捡了棍棒，冲进教室打Ｑ，Ｑ跑下楼，3名学生追着不放，Ｑ绕着学校围墙跑了两圈，没办法又逃进办公室，3名学校打开了拦在办公室门口的老师，冲进办公室追打。Ｑ挨了几棍子，逃出办公室，3名学生推倒了Ｑ的办公桌，将批改作业的红墨水洒满作业本、教科书，这才扬长而去。

事发后，我召集6名外省大学生商量对策，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再发生。我提议大家罢课。大家都同意了。第二天，大家一天没有到校，傍晚时分，我用学校的电话通知县教育局我们外省教师因安全得不到保障，正在罢课，请教育局出面处理此事。县教育局迅速电话校长，要以维稳意识维团结好外省教师。但校长的处理方式是：打人的学生在全校大会上道歉，校长保证绝对不再发生类似学生打老师的事件。但结果却是，全校大会当天，3名打人的学生根本没来，校长代替学生念了道歉信。

第二年，我决定考研，两年后，我考研成功，离开了那个地方。

任何一次举报都要承担后果，举报前就应该考虑退出了。这样才不会有任何狼狈状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