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玉

编辑|子昂

英国虽较早确立了政党制度和内阁制度这样的民主制度，但仍存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

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技术官员的垄断使监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城市政府的发展使行政机构复杂性日益增强，造成政府机构技术官员体系的发展。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城市自治市镇享有高度自治权，随着公共设施的复杂化，城市新设施中有许多都是与最新技术的革新相关联。

因此，政府部门越来越需要专业知识来运作，更需要具有专业化知识的人才去管理。

好比组织一个复杂的预算就要求有相当的财务敏锐度以及金融头脑的人。

再如城市天然气供应和有轨电车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技术知识，尤其在19世纪中后期，城市管理变得更加技术化。

这种趋势到19世纪末，逐渐在法律及公共财政方面血加细化，演变成专业复杂的领域，使议员们越来越依赖于政府官员的专业化和技能化。

这种技术体制发展对政府行政效率产生极大影响，从长远看可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有利于分化18世纪以来底护体制下的官员办公体系，以便建立一个更精英化和高效的文官体制。

到19世纪中后期，对市政技术官员的需求出现偏差，通过文官竞争考试后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工作人员，因其在政府机制运作方面的零基础和缺乏经验，在部门领导人看来，反而不如长期在市政工作的经验丰富的“老人”们。

这就导致在选拔市政官员方面出现一定倾向性，给那些手握权力的行政长官们任人唯亲唯近提供了借口。

那些既经验丰富又在岗位上充分发展专业知识的官员们，逐渐掌握甚至垄断了管理市政某些方面的权利，萌生了自利动机.在这种自利动机驱使下，他们与当地利益阶层相勾结。

在城市建设中谋取私人利益，他们所拥有的特定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成为保护伞，使其受人尊敬，社会声望很高。

因而降低了被发现欺诈的可能性，使市政监督难以发挥作用。

而城市政府的规模和复杂性日益增加，使得市议会作为地方自治机构，开始管理城市建设中越来越多的问题，但许多市议会成员的素质有限(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的职位源自政府的直接指派)，这些因素共同为“无耻”官员提供了机会。

第二，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大导致监督制衡逐渐被削弱。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处在政治、经济、社会变革转型的关键时期，许多制度还处于不完善状态，议会改革、文官体制等领域开始实现体制变革。

这个过程中会留下许多后续问题有待逐步完善，如一些规则和法定禁令只触及到政治腐败的边缘，导致法律规范无法进入正常的制度程序。

对此，两个主要政党都承认这样一个普遍问题，即严重不当行为不能通过正式规则的应用而被根除的现象司空见惯，而法律规定的某些弱点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政治腐败行为留下空间。

例如，向全体部门发布的年度报告几乎完全没有监督机制。

尽管市政会议公开举行，会议记录是出版的，但却是私下开会，没有公共访问权。

许多大的市议会，尤其是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长期被一方控制，因而对官员的监督也只是表现在不同利益派别之间的争斗上。

即使在一党内有一定程度的席位竞争，对市议会和市议会主席的忠诚度也会抑制对市议会中心活动的批评和监督，且市议会的全体会议很少详细地审查其委员会的活动。

通常，只有当一个委员会的活动威胁到要让整个当局声名狼藉时，全市议会的高级官员才会介入，但由于职业官员的需要以及官员之间的关系网络，导致的结果往往也是从严调查，从轻发落。

当形势变得严重到需要上级单位进行调查的时候，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管理不善与腐败。

同时，政府财政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在运行过程中缺乏监督与问责机制等方面的制度缺陷，给一部分掌权者留下了以权谋私的漏洞。

随着城市政治成本不断上升，普通群众受到的剥削也越来越大，市政的行为(或无所作为)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使那些原来不为人知的狗私舞弊开始暴露在阳光下，再也逃不出人们的视线。

第三，新闻媒体制度的不健全导致舆论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

正所谓“谁控制了媒罗瑟米尔勋酷在很久以前就把新闻定义为“与众不同的东西”体，谁就有着话语权”。

但在19世纪中后期，新闻媒体成为党派组织者利用的对象，两党都有各自的机关报纸引导舆论的倾向。

自由党常常善于利用某些报纸从自身利益出发，保守党也通过笼络新闻界大亨实现其目的.在新闻媒体发展的过程中，新闻界大亨往往可以独立于各党派，通过建立跨越式的阶级和党派壁垒的大众传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到19世纪末，随着垄断行业的发展，报纸业逐渐趋于合并，实现商业化。

报纸业的商业化使报业经营者成为投机者，他们渴望政治权力，野心促使其接受荣誉的授予，以便在政界大展拳脚。

政治家们既憎恨又害怕这些新的对手侵入属于自己的领域，因此，授予荣誉和头衔也就成为他们控制和限制新闻巨头们野心的唯一有效手段，使得双方在荣誉问题上不谋而合。

19世纪80年代早期，《晨报》的所有者阿尔杰农·博思威克于1880年从迪斯雷利内阁获得骑士头衔，1887年又从索尔兹伯里处获得男爵爵位，并于1895年进入到上议院。

这些早些获得头衔的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开始了政治生涯的实践。他们渴望被上层人士或政治权威人士所“接受”，进而跻身于社会上层，而其身份的特殊性也会使其产业为政党所利用，通过控制报纸奥论蒙骗大众。

当然，舆论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不影响新闻媒体在揭露政治腐败方面的作用，只是效果不同而已。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塞尔所说的，他们能做的就是揭露政治腐败的历史，或者说描述和分析政治丑闻。

随着新闻业长期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在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有利于揭露政治腐败，加速腐败丑闻的曝光。

《每日邮报》的商业成功使其所有者在财务上独立于各党派，这种独立性扩大了报纸报道的自由度，对于充分揭发腐败行为有一定推动作用正如斯蒂芬·科斯所表明的，这反过来又带来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以来大众传媒去政治化的重要后果。

两党之间为争夺执政权在选举、任命机制、荣誉交易等方面营私舞弊。

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机构的复杂性日益增加，职能范围的扩大，都导致监督机制被削弱，以至难以发挥作用，新闻媒体的不健全也使得奥论监督的效果打了折扣，这些都成为19世纪中后期政治腐败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