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犯被两人押解，身子弯成90度，背铐上到最高角度，右耳塞着绷带，这是30岁的嫌疑人巴里佐达。据说他的耳朵被割下，塞进了嘴里。

嫌犯躺在轮椅上，似乎失去了知觉，在一名医生的陪同下进入法院，这是19岁的法佐夫。

嫌犯出现在法庭上，身上有瘀伤和割伤，脖子上还套着一个塑料袋，这是32岁的嫌疑人 。

这四名嫌犯已经招供，承认被雇凶杀人，俄罗斯民众对嫌犯要求判决死刑的呼声高涨，为此暂时恢复死刑条款的程序已在暗中进行。

即便如此，某些人权人士却跳了出来，认为他们虽然罪已至死，但不要用暴力对待他们。禁止用酷刑残忍地伤害每一个犯罪嫌疑人。包括《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内的多项国际条约都明确禁止酷刑的使用。

但是，不能用每一个案件的处理方式来看待民众和办案人员的情绪。办案人员也是人，有家庭、有亲人、有家人、亲戚邻里，他们有肩负的职责，履行着使命，在发生无辜民众上百人倒在枪口下的嫌疑人面前，不是为了要口供、要清晰完整的证据链条，犯罪嫌疑人都能补他们打成蜂窝眼。

130多人被杀，舆论压力都集中到军警身上，保卫措施的缺失、防范手段的缺失、恐怖人员排查不力的缺失、情报收集不足的缺失，让他们心里憋着一股火。在抓捕时带着个人情绪发泄一会，是每个常人都有的弱点。

同时，这也一个警示，告诫试图犯罪或存在潜在犯罪意识的人，犯罪就要接受惩罚，惩罚的方式多种多样，若想不被惩罚，就要遵纪守法，规矩做人。俄军警也算是替受害者讨回一点公道，每一拳代表一个受害人，犯罪嫌疑人的代价不算太大。

电视剧《三大队》中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队长程兵，在审讯强奸杀人犯王二勇时，想着被残害的女孩，他难忍心中怒火，动手打了王二勇一拳，结果王二勇意外身亡。王二勇被抓捕前，已经被围观的群众殴打受伤，程兵这一拳只是发泄，到底是不是致死的原因，也违反了纪律。导致自己被判刑，队友被开除。从规矩讲，他们受惩罚是犯了过错，而他们在激愤中打人，却也是情理之中。

打人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讲，是被侵犯了人权，但从犯罪的恶劣程度讲，有些人应该被千刀万剐。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过：在机场抓住，就把他在机场击毙；在厕所抓住，就把他淹死在马桶里。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而我的任务就是带他们去见上帝。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对如何处置音乐厅枪手时说：把他们全部杀掉。

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一定的惩罚，是特定的条件下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情境下发生的，我们纵观历史上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置手段，腰斩、枭首、铜牛刑、双头叉等，有些不需要审判，直接就执行了。情急之下，有时是不需要口供的。社会进步了，腰斩、枭首、铜牛刑、双头叉等手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权的上升，不许私刑、不许刑罚，一切以人为本，但犯罪分子还是存在于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刑罚有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有些人出狱即犯罪，刑罚没有让他们引以为戒，成为再次危害社会的累犯。照顾人权而不顾受害者的痛苦，我们应该对人性、权力和社会制度进行深刻反思，不应再对所谓人权忍让。

同样，当河北邯郸3个小孩预谋杀害同学案发时，3个小孩因为抓捕时被殴打致死，我估计有99%的人要大呼大快人心了。不至于被《未成年人保护法》困扰，让正义无法得到伸张，让恶魔活在当下。

因此，抓捕时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置可以适当放宽，无形中增加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有助于他们承认所犯的罪行。

人权是相对的，平衡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国家安全、社会公众意见等也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对人权进行一定的限制。

保护也要适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