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中国，已经完全落后于世界潮流，本应该开风气之先的学界，更是如同一潭死水：大多数学者埋首古籍、沉迷于寻章摘句之中，以理学为先的传统儒学则基本陷进了死胡同，再也没有了睁眼看世界的勇气和锐气。但就是在这样封闭停滞的状态下，也不乏亮点和希望，哪怕是并未与外部世界频繁沟通与交流，中国学者中也会有天才的火花在闪耀，哪怕是西方人更为擅长的经济理论方面也是如此。本文要说到的学者，就曾以自己超越时代的眼光和见识，引起了十九世纪西方经济学家的注意，甚至成为唯一一位被革命导师写进了《资本论》的人物。

此人名叫王茂荫，嘉庆年间生于安徽歙县。歙县是徽商的大本营，他家也是世代从商，所以耳濡目染之下，他对此时读书人普遍鄙视的商贾之道，有着深刻的认识。道光十二年，三十四岁的王茂荫终于中了进士，被留在京师户部任职。他的官场生涯总体上并不算太成功，作为京官他虽很早就登上了九卿之位，最终止步于侍郎这一级别，没有真正得到独当一面的机会，与他的好友曾国藩比起来可差得远了。

当然真正让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留名的，不在于他为官的成就，而在于他主持清廷币制整顿时提出的一些建议。在写给咸丰皇帝的《再议钞法折》中，他呼吁朝廷要珍视自己的财政信用，在发行钱钞纸币时，要保证其能足额兑换对应的现钱或银两；要求朝廷千万不要滥发纸币和其他钱币，但要鼓励商人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尽量多的使用纸币，朝廷在税收中也要保证自己发行的货币和现银同值，这样才能反过来刺激经济，达到在频繁的商业流通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效果。

这些建议反映出王茂荫对经济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对朝廷或者说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该秉持的态度，也提出了公正的建议。这些观点的先进性和进步性，让当时在京的西方观察家们也非常惊讶，并将其很快传播到了西方。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也敏锐地注意到了来自中国的新动向，但也肯定地指出这些建议根本无法得到满清朝廷的支持。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咸丰和他的内阁大臣们，认为王茂荫的建议过于维护商人的利益，忽视了朝廷的威信，所以不仅将之全盘拒绝，而且把时任户部侍郎的王茂荫平调到了兵部。

当然清廷作出这样的决策并不奇怪，指望执政的满族亲贵们、放弃与民争利的念头，无异于与虎谋皮。另一方面，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清廷的财赋重地江南一带被打成了一片白地。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清廷正竭尽全力的在压榨着民间的财富，此时要他们对商人做出符合经济规律的让步，也是根本不现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