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百家争鸣”、“诸子百家”这些名词都不会感到陌生，也知道它们对应的是春秋战国时、那个众多思想流派交相辉映、争奇斗艳的黄金时代。所谓“百家”，是汉代学者们对他们的总结，是“极言其多也”，并非实指。《汉书艺文志》的统计，数得上名字的共有一百八十九家，而发展到后世、真正称得上学派的不过十二家而已。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汉代还有所谓“小说家”这个学派，其概念与今天小说作家的定义颇有相似之处，它的传承虽然追溯不到先秦，但当时却有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推动着其发展，此人就是虞初。

关于虞初的生平，《汉书》及其他史料记载都非常简略。只知道他是洛阳人，武帝时被朝廷征募为方士、任侍郎，由此可以推测他在地方上应该有些名气、而且对当时流行的修仙炼丹之类方术很有研究。凭借侍郎的身份他与皇帝有过频繁的接触，还曾受命主持过对匈奴的诅咒魇镇仪式。除此之外，他与司马迁的关系似乎也比较密切，也许正是通过与司马家族的交往，搜集到很多史料，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

虞初还曾有个“黄车使者”的称号，使得他可以朝廷的名义，到民间搜集各种流传的神话传说和奇闻轶事，其职能有些近似姬周时的“稗官”。他的小说作品集叫《周说》，按照东汉大学者应劭的说法，其创作是以《周书》为本，大概是收录一些正史中不便保留的神怪故事。值得注意的是据说此书九百三十多篇，对于印刷术发明钱的时代来说，是一部让人叹为观止的鸿篇巨著。而他编著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在皇帝身边侍从时，可以随时提供各种趣事，来迎合喜欢新奇的武帝的需求。

可惜与其好友司马迁的作品《史记》不同，包括《周说》在内的虞初所有作品，都没能流传到今天。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东汉以来儒学兴盛，对于一些与儒家正统思想不合的文字，都持排斥的态度，一改西汉武帝、昭宣时那种兼容并蓄的宽容。汉儒们整理、诠释儒家经典方面，固然贡献极大，但对于那些不合口味的先秦或当代著作，要么随意篡改、要么直接毁弃，他们的这种行为对古代典籍来说，无异于一种另类的“焚书坑儒”。

除了虞初《周书》以外，被认为是“小说家”著述的还有《鬻子说》、《周考》、《务成子》、《宋子》、《黄帝说》等等，这些在汉代流传的作品虽托名先秦名人，但大多数都是西汉时人伪作，到今天只有少量残篇断章被辗转辑录保存了下来。它们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都不高，应该都不能和虞初之作相比，所以到明清小说兴盛的时候，文人们都尊虞初为小说始祖，甚至直接以“虞初”之名来指代小说，出现过很多部以虞初为名的小说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