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士制度，是华夏文明的一大创举，它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对朝堂高位的垄断，以相对公平的方式给了寒门士子改换门庭的机会，极大的推动华夏文明的进程。科举虽是隋文帝所创，但真正得以体系化和正规化却是在此后的唐朝。不过唐朝时的科举还谈不上十分完善，科目划分庞杂混乱、取士数量也不算多，权贵们的荐举还时常干扰科举的公正性。整个大唐三百年间，开科两百六十多次，登科总人数不过数千人，比起之后的宋、明、清等朝代少得多。

而且唐朝的进士中，真正的寒门庶族士子占比并不高，很多都是来镀金的官二代，而没有背景的士子即使忠居，要很难得到出头的机会。和后来的朝代不同，当时的进士及第者并不能直接获得官职，他们要和恩荫、荐举、吏员升职等途的预备官员们一起候选，而且得不到任何特殊照顾。至于后世文人心中至高的荣誉——状元，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唐朝并不存在。人们今天提到的所谓唐朝“状元”，不过是按照后世的习惯，对当时进士科考试第一名的一种追认。而唐朝时进士头名虽然也是一个难得的荣誉，但与两宋和明清的状元享受的尊荣、完全没法比。

唐朝第一位状元是高祖武德年间的孙伏伽，但最后一位状元则有两种说法：一是天佑三年的裴说、一是天佑四年的崔詹。其中崔詹中举的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是朱温强迫唐哀帝禅位的年份，离上次开科只有一年，本来就是一次妆点门面的非常规操作，所以大多数人都将裴说视为唐朝最后的状元。此人早年以诗才名世，与著名的诗僧贯休是好友，其诗风近于贾岛“苦吟”一派。

关于裴说的籍贯也有两种说法：大部分史料都说他是桂州、也就是今日的桂林人;也有人声称他是山西闻喜裴氏嫡脉。他还有一个亲弟弟，叫裴谐，与他同榜得中进士，而且排在仅次于兄长的榜眼位置，这在华夏一千多年科举史上也是罕有的。不过从裴说早年的经历看，其家世明显不高，兄弟二人流寓于两湖、江西各地，凭借文才做幕僚门客等为生。自黄巢之乱后，原本安定的大唐南方各州县也不再太平，于是他们决定去京城应举、碰碰运气。

按照当时的习惯，在参加科举考试前，士人们都会向高官显贵、文坛名流投递自己的诗文，如果能得到这些人的赞许，在京城有了一些名声，才更有机会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可惜多年行卷京师豪门的生涯，并未让他们得到贵人赏识，最后能够侥幸中举、甚至大魁天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时藩镇混战加剧，外地士子很难得到进京参考的机会。不过乱世里武夫当国，裴说这样纯粹的文士根本没有多少出头的希望。在朱温篡唐后不久，裴说就辞掉了礼部员外郎的官职，南下返乡，在旅途中辗转病困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