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华夏历代大一统王朝，“盛唐”往往与“强汉”并称，汉和唐也被视为王朝时代的两大辉煌顶峰，是我们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这两个朝代都以强大的国力、开明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的灿烂辉煌著称，在疆域拓展方面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过这两个在各方面都极为相似的朝代，毕竟间隔了将近四百年，其间又经过了永嘉南渡、五胡乱华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继承了隋朝基业的李唐，实际上沿袭的是胡风浓郁的北朝传统，在很多方面与华夏正统的两汉有很明显的区别。

例如自汉武帝西出河西、压服匈奴之后，中原王朝一直对周边胡族采取高压政策，也能够维持对他们的军事优势。而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就不得不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内部的跋扈藩镇，不要说实力强劲的吐蕃、回鹘了，连西南的跳梁小丑南诏也难以压制。而且唐朝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其人口总数量一直较少，甚至可以说是自两汉以后人口最少的大一统王朝。这种人口相对匮乏的现象，在国初经历了隋末的长年战乱后还可以理解，但到了玄宗开元盛世时还逊色于四百年前的汉朝，甚至不如隋朝极盛时，就有点让人不可理解了。

唐人杜佑在其记录历代典章制度的名著《通典》中，曾经指出：”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说明当时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作为官至使相的大政治家，杜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各级官府缺乏远见，没有严肃法令，使得各种百姓逃亡隐匿、漏登户籍者极多。高祖武德年间天下萧条，朝廷为恢复民间元气，对户口查验较松，还情有可原，以后诸帝在位时仍然因循守旧就不应该了。

其实隋朝重新混一南北时，也曾出现这种局面，不过杨坚父子可没有李渊这么好说话，曾几次推行著名的“大索貌阅”行动，全面清查全国人口户籍，基本上摸清了当时人口状况。这种人口检索由上级派出专职官员，督促地方按户籍逐户比对在籍人口的年龄、相貌、健康状况等，有点像今天的全国人口普查，使得隐藏的人户无可遁形。后来唐玄宗也曾让大臣宇文融模仿此举，开展了“括户”行动，不过在严谨程度和规模上都远逊隋代。尽管如此，天宝年间点验人口的成果仍然让其达到了唐朝人口的最高峰，即约八百九十万户。

不过按照杜佑的估计，即使天宝年间的唐朝，仍然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隐匿状态中，也就是说此时实际户数应该在一千三百万户以上。之所以如此，除了地方官的不作为以外，百姓们苦于官府的徭役和赋税，逃到官府势力不及的山林湖沼、甚至塞外草原;有人干脆依附于世家地主，宁愿牺牲部分人身自由，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这种现象也表明，哪怕是大唐中枢权威最盛时，对地方州县的控制力度也相对有限。

参考资料：杜佑《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