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授衔之后，有许多开国将军都担任过副总参谋长，但以开国大校的资历担任副总参谋长的，只有阎仲川一人。他是河北保定人，出生于1922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保定被日寇侵占。日军占领保定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沦陷区的百姓生活在了水深火热当中。阎仲川对日寇的暴行十分愤恨，立志要参军打鬼子。

平型关战役结束后，时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的聂荣臻带领杨成武的独立团挺进华北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经过数个月的苦战，接连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了十多个城镇，部队也从3000余人发展到了7000多人。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在建设根据地方面是难得的好手，在他的带领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成立了多个军分区。

1938年5月，冀中军区成立，吕正操出任司令员。一个月阎仲川参加了冀中八路军，由于有文化，加上头脑灵活，参军半年后他就被调到军区司令部担任参谋。之后阎仲川跟随吕正操先后在冀中军区和晋绥军区与日伪军作战，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他的参谋水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逐渐成为吕正操身边的重要帮手之一。

抗战胜利后，阎仲川跟随吕正操来到了东北。不久后吕正操前往北满军区任职，为了让阎仲川有更好的发展，吕正操将他留在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锻炼。靠着自己扎实的参谋功底，阎仲川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普通的参谋升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并跟随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广西战役等战役战斗，表现十分出色。

新中国成立后，阎仲川进入中南军区任职，担任过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和师参谋长。1955年夏季，他跟随黄永胜来到广州军区任职。黄永胜出任军区司令，阎仲川担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他有真才实学，头脑也十分灵活，因此很受黄永胜的重用，数年后被提升为军区副参谋长兼司令部作战部部长。

当时阎仲川只有40岁，前途一片光明。担任军区副参谋长三年后，他再进一步，出任广州军区参谋长。不久后黄永胜进京任职，担任总参谋长，当时总参有好几位副参谋长，比如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人。但这些人在总参基本上都是兼职，李天佑当时是广州军区代司令，李作鹏在海军有职务，邱会作则在总后任职，吴法宪是空军司令。

在这种情况下黄永胜就需要一个帮手，他第一时间想到了阎仲川。1969年5月，阎仲川连升数级，由广州军区参谋长出任副总参谋长并兼任总参作战部部长，成为黄永胜的左膀右臂。到总参任职后，阎仲川发现在所有的副参谋长当中，就数自己的资历浅，其他人不是中将就是上将，自己只是一个大校。

发现这种情况后，阎仲川做事小心翼翼，每天下班后就回到家中读书看文件，基本上不串门，连老首长黄永胜家都很少去。当时我国和苏联的关系比较紧张，苏联在北方布有重兵。为了以防万一，总参成立了一个前方指挥部，简称前指，阎仲川出任总指挥。1969年10月18日，黄永胜来到前指，对阎仲川说：“林总有几点指示，你起草一份文件，向部队传达。”

阎仲川起草完文件后，交给了值班的参谋，之后这份文件以特急的方式发出，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一号命令”。文件发出后，阎仲川先向黄永胜汇报，但秘书说黄总长已经休息了，因此没有得到回复。阎仲川不放心，又向“林办”请示，但也没有得到回音。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越级向周总理报告，后来为此后悔不已。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黄永胜被隔离审查，阎仲川也因为“一号命令”受到了波及，先是被停职，不久后又被撤职并遭到审查。他的几个子女也受到了牵连，清华毕业的大儿子本来在海军雷达兵部工作，受父亲连累被安排去养猪。阎仲川得知此事后十分难过，之后他多次给有关部门写信为自己辩解，但都石沉大海。直到1979年4月，阎仲川才被解除监管，不久后他以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

离休后，阎仲川练习书法，修身养性，并写了许多回忆四野战事的文章。2002年6月，阎仲川病逝，享年80岁。在他的追悼会上，总参作战部专门送来了一副挽联：戎马一生认认真真，驾鹤西去清清白白。横批：无怨无愧。这或许是对阎仲川一生最好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