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利华

队长走了之后，村里的婆姨和娃娃们开始光顾我们的窑洞，婆姨们口口声声地说，这些娃儿可怜，为什么离开父母、家乡到我们这里来呀？看到我们包行李的塑料布，经过热炕的烘烤，摸上去滑滑软软的，一脸茫然，“这是啥料子？咋这么光滑呢！用来包行李可惜了，做上条裤子僚（好）得很！”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吃食，黏米炸糕、红枣、瓜子，菜窖里保存的稀罕鲜果·······把这些都是正月过年时才能享用的最宝贵的东西送给了我们，我们也从变成碎末的面包中，挑出一些形象稍强的来招待他们。看着他们十分受用的样子，我们心里陌生和不安的感觉渐渐放松了许多，他们的热情和善意冲淡了压在心头的惆怅与忧愁。

像昨天晚上欢迎会那种庄严正式的场合，女人和娃娃是不能参加的，无论生产队还是家里，都是男人说了算，女人靠边站。在这里，女人只是男人不可或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配偶，同时充当着延续血脉的重要角色，除此之外，还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和部分生产劳动。男人们在地里劳动无聊时，常常互相炫耀收拾自己婆姨的宝贵经验，俗话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农闲时打，忙时不打”，“冬天重打，夏天轻打”等。挨打的女人们已经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女人挨打祖祖辈辈皆如此，本是天经地义的事，遇到一个性格好的男人，少挨点打，在家里不挨打的婆姨只是凤毛麟角。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了矛盾，这里的男人似乎只会运用他们雄性的力量优势解决问题。大部分婆姨逆来顺受，但也有强悍泼辣的女人起来反抗，但她们的反抗形式永远只有“一哭二闹三上吊”。哭和闹是前奏，高潮是上吊，女人披头散发，坐在地上边哭边唱着方言的“咒语”，两手有节奏地拍打着地面或双腿。如果奏效，男人与女人的战争就此结束，否则，拿一条绳子，疯了一样向山沟里刮去，这是要去上吊了，这时的当事男人都会慌了手脚，生怕惹出大麻烦，赶快搬动以村长为首的精壮男社员去追。往往还没等到女人找到合适上吊的歪

脖子树，后面的大队人马已到，村长和稀泥似的各打五十大板了事，从此，女人成了尽人皆知的“泼辣货”。我们曾经为挨打的女人打抱不平，找她家的男人理论，先礼后兵，男人听了我们的道理之后，却没有丝毫的负疚之感，他们说我们的道理在这儿行不通。我们只好使出最后一招，打人犯法，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就把他绑到公社去问罪，百姓总是怕当官的，于是村里的男人收敛了不少。

我活了17年，虽也一直生活在男权社会里，从小也受到“男尊女卑”的文化熏陶，可能一直在女儿国（女子学校）里的缘故，心灵从未因性别受到过伤害。而在这里，女人被严格地定义成卑贱者：女人不能上桌吃饭；女人不许上锅台；女人的衣服不许晾晒在窑洞外；女人不许进羊圈，否则会有灾难降临；女人从男人的衣服上跨过去，那这个男人将万劫不复。当男人因贫穷或丑陋等原因娶不上婆姨时，还可以用自己的亲姐妹换回婆姨，作为有着与男人不同生理特征的女人，却连最起码的呵护都没有。女人来月经，只能用破旧的布缝成口袋，装上草木灰充当卫生纸，初次见到女知青用过的卫生纸，女人们竟然把带有褶皱的卫生纸认作是某种纺织品。她们从来没有内衣，包括短裤和背心（胸衣）。一天晚上，我想缝补一下衣服上的破洞，无论如何就是找不到缝衣针，无奈之下，到隔壁干妈家去敲门。我问：“睡下了没有？我想寻根缝衣针用。”干妈在里面答道：“等一下，我马上拿给你。”片刻，窑洞的门开了，我吃惊地看见她竟赤身露体地站在我的面前，坦然地递给我一根缝衣针，我半天才缓过神来，从此，天黑之后，再也不敢去敲人家的门。

娃娃们跑进跑出，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和我们像是早已熟悉的朋友，一张张充满稚气的脸上绽开笑容，一个个单薄、瘦小的身躯裹着破旧的棉衣。虽然还在正月里，娃娃们也极少有新衣过年。女娃穿的衣服通常好过男娃，不是这里的女娃比男娃金贵，而是这里的娃娃大多从小就定有娃娃亲，女娃的衣服全由未来的婆家供给，而家里的男娃为了将来能娶上婆姨，就要尽量节衣缩食。过年时穿的衣服还算囫囵的，平日里穿的都是“开花棉袄”。这里地处黄土高原，一日四季，所谓“早穿皮袄午穿纱”，终年离不开棉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