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了解决诸侯王的威胁，搞了一个“推恩令”的政策，彻底瓦解了诸侯王势力。

推恩令也被现代很多人称作无解的阳谋，但事实上，推恩令并不是汉武帝时代的产物，而是在汉武帝的爷爷辈，汉文帝时代就已经产生了。

而最早提出这种顶级阳谋的，是一个叫贾谊的政论家。

此人堪称不世出的天才，他的才华比起后面因削藩被杀的晁错强百倍，如果他能活到汉景帝时代，并受到重用的话，诸侯王只有被拿捏的份，七国之乱根本打不起来。

他甚至精准地判断了诸侯王谋反时的进攻方向以及朝廷的防备重点，后来七国之乱爆发后，跟他预言的几乎一样。

除此之外，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也提出过很多中肯的主张，其中有不少还是在实施中被证明是利于长治久安的重大策略。

可惜的是，这样一个大才，却在33岁的年纪英年早逝，司马迁对此人更是寄予深厚的同情，甚至将他与屈原相提并论，为二人写合传，后世因此称二人为“屈贾”。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位不世出的天才——贾谊。

贾谊出生于洛阳，至于他的家世背景，如今已不可考证，只知道此人自小聪慧，类似于神童那种，因此从小就闻名于当地。

但是，在那个时代，朝廷选拔人才采取的还是察举制，虽然也会设置考试科目，但重点还是要地方推荐才行。

一般的普通人即使才华横溢，如果没有过硬的人脉和背景，想要走上权力之路，难于登天，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只是成功的概率很低。

然而，这么一条对普通人来说是艰辛无比的道路，贾谊却走得又稳又快。

因为他真有过硬的人脉和背景。

史载，有两个相当厉害的人物先后成为了贾谊的老师。

第一个人叫做张苍，此人是汉初开国功臣级别的人物，曾经追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

此外，张苍还有个更厉害的身份，他是荀子的学生，和秦朝丞相李斯是同学，也就是说，张苍师出名门，属于当世大才。

汉文帝时代，张苍先后做了御史大夫和丞相，属于位列三公级别的人物。

有这样强大背景的老师，贾谊的前途自然无需担心。

不久之后，他的第二位老师也出现了，这个人就是河南郡守吴公。

当时洛阳属于河南郡管辖，当得知自己的辖区出了贾谊这种才华横溢的人才之后，吴公十分高兴，也十分欣赏，于是又将贾谊收入门下，并予以关照。

在贾谊的辅佐下，加上吴公本人的能力极强，河南郡的考评在天下各郡中排名第一，这直接引起了汉文帝刘恒的重视。

刘恒当然不能错过这样的人才，于是下诏将吴公从地方调到朝廷中央，升职为廷尉。

这样一来，吴公就得搬到京城工作，可他实在舍不得自己这个才华出众的弟子，于是亲自向刘恒举荐贾谊，说他年纪轻轻便精通诸子百家，才华十分出众。

当时的汉文帝刚刚登基不久，也非常需要人才，听吴公这么一说，顿时就来了兴趣，因此特意下旨召见了贾谊。

经过皇帝大人的亲自面试后，贾谊的表现令刘恒非常满意，遂下旨给贾谊安排了“博士”的头衔。

值得注意的是，此博士非彼博士，汉朝的博士是一种官职，其职责主要是“掌古今、辩然否、典教职”。

按现代的话说，就是想要当博士，首先要学富五车，学问修为要很高才行，平时还要在皇帝处理朝政事务时充当参谋的角色，此外还要负责一部分教学事务。

最重要的是，这工作有很多机会可以见到皇帝，并且有很多机会可以在皇帝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华，再不济也能混个脸熟。

对于升职加薪来说，这个职务简直就是个香饽饽。

而且，博士这个职位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毕竟成为博士首先就需要极高的学问，当时能做到博士这个职务的，有不少都是皓首穷经几十年的老学究，好几十岁才当上博士的。

所以，贾谊成为博士以后，开始上班时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所有同事里面最年轻的，那一年，他才21岁。

当然了，作为一代天才政治家，21岁的贾谊，在个人才华方面，已经碾压了身边众多的“博士”。

作为皇帝身边的高级参谋，免不了要经常帮皇帝大人出谋划策，研究各种朝廷重大议题。

史载，每次刘恒对于汉帝国的治理方面有了一些灵感，就会提出一些议题，让这帮参谋们研究讨论。

有几次，很多年纪大的老先生们被棘手的问题搞得抓耳挠腮，不知该如何回答时，贾谊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然后开始了滔滔不绝的发言。

最关键的是，贾谊的每次发言都能切中要害，并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次两次也就算了，可人家次次都能及时解决皇帝大人的问题，随着次数的增多大家才发现身边这个年轻同事不简单啊。

大家纷纷被他敏捷的思维和出众的口才所折服，刘恒的目光也被这个年轻人所吸引，开始密切注意这个年轻人。

在此后的日子里，贾谊凭借出色的表现，很快就得到了皇帝大人的赏识，职务也不断升迁，仅仅一年时间，他就被任命为太中大夫。

所谓太中大夫，在汉朝属于是郎中令的二等属官，主要职责是“掌议论”，没有实权，算是闲职。

但这个职务不一般，它属于皇帝身边的高级顾问，相当于是重点培养的储备人才，这一年，贾谊22岁。

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汉书》

贾谊升职加薪后，工作就更加卖力了，于是立即给刘恒上书提了建议，这封奏章名叫《论定制度兴礼乐疏》。

建议书的大致内容主要是建议汉文帝改历法、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

贾谊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我们都知道，汉承秦制，汉朝继承了秦朝绝大多数的制度、礼仪，虽然刘邦一统天下后，命大臣搞了一套具有汉朝特色的礼乐文化制度。

但这些还是基本建立在秦朝已有的基础之上，还是具有很深的秦朝风格。

所以贾谊认为新王朝要有新气象，应该制定具有汉家风貌的独特礼乐制度，比如秦朝兴水德，故而崇尚黑色，贾谊基于五德学说，认为汉朝应该兴土德，崇尚黄色。

不过，贾谊这第一份建议书还是碰了一鼻子灰，汉文帝压根没采纳，将其搁置了。

毕竟要推翻旧的礼乐制度，重塑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体系，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汉文帝当时刚刚登基不久，根基不牢，而且汉文帝信奉黄老学说，讲究无为而治，觉得这都是虚头巴脑的东西，搞起来又费钱，不想把步子迈这么大，于是将其搁置。

贾谊的第一份建议书就这样打了水漂，但贾谊并未因此泄气。

随后不久，贾谊接着写了第二份建议书，名字叫做《论积贮书》，这份建议书是贾谊做官后的成名之作，而且被汉文帝所采纳，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

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粮食储备的制度建议”。

汉朝秉承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对于民间经济发展也不做干预，因而随着天下太平时代到来，逐渐出现了奢靡之风，而且有出现很多弃农经商的现象。

贾谊认为如此发展的话，危害很大，所以他在建议书中提出，朝廷应该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发展农业，加强粮食储备，达到预防饥荒的目的。

建议书还引用了《管子》中的那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这句话即使放在今天，依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贾谊为什么要重农抑商，难道商业的繁荣不是更能让百姓富裕，增加国库收入吗？

说实话，古人的智商并不比我们现在的人差，难道他们不知道商业能带动经济收入吗？他们当然是知道的，重农抑商也是深思熟虑的。

古代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粮食产量也不高，抵抗自然灾害的风险能力极差，但凡遇上个灾荒之年，如果没有粮食储备，就会闹饥荒，就会有很多人饿死。

到那个时候，因为根本没有太多粮食储备，就算拿着再多的钱也没有粮食可买，有钱也没用。

所以，加强农业发展，增加粮食储备，关系到粮食安全问题，更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衰，是很重要的。

而贾谊的这份建议书，立马就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随即便采纳了他的意见。

不久后，刘恒亲自下诏，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农业生产，皇帝大人甚至亲自下地耕种，以起到表率作用。

后来汉武帝打匈奴时，能够维持高额的战争消耗，一部分也得益于这项政策带来几十年的积累。

也因为这份建议书，贾谊再一次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他的声名也开始在朝廷传播起来。

到了汉文帝二年冬（公元前178年），汉帝国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却让贾谊看到了机会。

这一年，汉朝开国功臣陈平去世，这事儿吧，它也不大，但汉文帝头疼了。

因为原本周勃是做丞相这个职务的，由于周勃是武将出身，又是功臣之首，刘恒十分忌惮，所以皇帝用了心眼，迫使周勃辞职，换成文官陈平做丞相。

现在陈平死了，遍观朝野上下，似乎也只有周勃有资格出任丞相的职务，可好不容易才把他拉下来，现在又得让周勃担任丞相，刘恒心里是十分不情愿，可又没办法。

关键时刻，贾谊的建议书又到了。

然而，这封建议书虽然很成功，但却成了贾谊悲剧的开端！

汉文帝登基才一年而已，可皇帝大人头上顶着两座大山，一座叫功臣集团，另一座叫诸侯王，这两座大山随时都能威胁皇权。

尤其是功臣集团在朝廷内部势力庞大，而且功勋子弟几乎都居住在京城，互相之间形成党羽，加上他们再和其他大臣结交，就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

最关键的是，朝廷里几乎所有的关键职位全部是功臣集团的人担任，形成优势话语权并掌握实际权力，让汉文帝这皇帝觉得受到了严重的掣肘。

因此，汉文帝朝思暮想都要解除功臣集团的威胁。

而年轻的贾谊，一眼就看穿了汉文帝的心思以及朝廷的权力格局，他的这份建议对于汉文帝无异于雪中送炭。

由于当时功臣子弟多居住在京城，而他们的日常开销，享受的封地食邑，都不是直接从朝廷领的，而是要千里迢迢从他们的封地征收完之后，再运输到长安的。

这就会造成更大的开支，运输费啊、人力成本啊，都是钱呐。

而汉文帝又是一个讲究节俭的皇帝，因此，贾谊便建议以节约开支，避免浪费为理由，让功臣子弟必须“之国”。

所谓之国，就是列侯必须回到自己的封地待着，不准留在长安。

刘恒看到这份建议后，顿时眼前一亮，这简直是妙计啊，于是当即采纳，并下诏要求功勋列侯们即日起，必须回到封地，即使有人在朝廷任职，不能离开的，那也得让家里的嫡子回封地去。

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功臣集团的势力体系被打散，拆得七零八落，再也掀不起风浪。

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於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史记》

然而，贾谊的这个建议，虽然受到汉文帝的重视，却严重触碰了功臣集团的利益，这意味着贾谊同时也彻底得罪了功臣集团。

鉴于贾谊总能给刘恒提出一些令人惊艳的建议，刘恒已然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才俊，于是决定重用贾谊。

可正当刘恒准备将贾谊提拔为公卿级别的朝廷大臣，让他正式进入朝廷事务决策圈时，却遭到了功臣集团的集体抵制。

功臣们心想，这小子一直背地里使坏，老想着整垮咱，真要让他进入公卿之列，咱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于是，这些功勋旧臣集体出动，四处搜寻贾谊的黑历史，然后轮流上书给皇帝，细数贾谊的各种不是，还说贾谊这小子年纪轻轻不学好，学识浅薄不说，还只想着大权独揽，把朝政事务搞得一团糟。

反正，这帮功勋大臣们说到最后，都一致请求皇帝，将贾谊罢免。

面对功臣集团的集体发难，别说贾谊，就算是皇帝刘恒，他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反对。

因为此时的汉文帝才登基一年多，根基较浅，而且他本人还是功臣集团拥立的，这一下子这么多功勋旧臣反对，哪怕他是皇帝，也不能视而不见。

看着那一桌子弹劾贾谊的奏章，刘恒开始慌了，虽然他是皇帝，可他缺乏根基，一旦没了功臣集团的支持，这个朝廷，他是玩不转的。

刘恒心里是很想重用贾谊，可众怒难犯啊，自己这皇位都还没坐稳，这也不敢公开跟功臣们唱反调啊.........

迫于功臣集团的压力，刘恒只好将贾谊贬官外放，任命他为长沙王太傅，打发到长沙这种偏僻的地方去了。（汉朝时的长沙属于偏僻之地）

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史记》

就这样，贾谊怀着失意和郁闷的心情踏上了前往长沙的路上。

不过，贾谊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了，但刘恒削弱功臣集团的行动并未停止。

不久之后，刘恒拿周勃开刀，要求周勃带头离开长安，回到封地养老，毕竟周勃是功臣之首，只要周勃起了带头作用，其他功臣们就好办了。

周勃面对皇帝给到的压力，即使他是功臣之首，也不敢违抗圣命，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家眷离开了京城。

其他功臣宿将们一看，连周勃都不敢反对，大家也都不敢跟皇帝唱反调，于是纷纷选择了执行诏令，返回封地。

自此以后，功臣集团被削弱一大截。

而失意落魄的贾谊，进入长沙境内之后，路过湘江时，面对那滔滔江水，他想起了屈原，并且和屈原产生了情感共鸣。

为此，贾谊还创作了一篇《吊屈原赋》，至于贾谊在这篇赋中的具体情感表达就不细说了，篇幅有限，大家可以自行查阅。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屈原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对贾谊也是如此，所以在《史记》中，司马迁特意将屈原和贾谊的传记合为一篇，叫做《屈原贾生列传》。

此后，在长沙的日子里，由于南方气候与北方大为不同，饮食习惯也差异很大，加上心情郁闷，贾谊其实日子过得不太舒服，他甚至一度认为自己会客死他乡。

但好在长沙王对贾谊还不错，各方面对他都有照顾，贾谊也因此可以安心调养身体。

就这样，一直到三年后，贾谊的一份建议书让刘恒再次想起这个青年才俊。

事实上，汉文帝虽然开创了文景之治，但他也犯过一些比较大的错误。

汉文帝皇位稳固之后，开始迷信修仙求道之说，对玄学有了极大的兴趣。

而贾谊再次被皇帝任用，也跟这事儿有关联。

当时，刘恒晚上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像黄帝一样飞升成仙，可黄帝当年是骑着一条龙飞升的，而他自己却没有龙当坐骑，怎么飞也飞不上去，这下可把刘恒给急坏了。

关键时刻，一个戴着黄帽子的人突然出现在刘恒眼前，接着二话不说就使劲推了刘恒一把，没想到这股推力十分巨大，直接就把刘恒推上了天。

刘恒梦醒之后，认为推他一把的人是自己生命中的贵人，于是下旨满世界找这个戴黄帽子的人，最后在渐台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戴黄帽子并且相貌和梦境中那个人极度相似的人。

这个人叫做邓通，刘恒一阵激动后，将邓通留在了身边做近臣，并极度宠信此人。

甚至于，刘恒干脆将蜀地的一座矿山送给邓通，并允许他以私人名义铸造钱币。

但真正的症结在于，吴王刘濞也在自己的地盘上开采矿山，铸造钱币，汉帝国也不限制其他私人铸造钱币，以至于在这两只领头羊的带领下，一大批商人也加入私人铸造钱币的行当中。

私人铸造钱币，难免会掺假，往贵金属中掺和类似于铁啊、铅啊之类的元素进去，导致劣币横行，加上私人铸造钱币又扰乱了金融秩序，综合起来的影响十分严重。

贾谊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于是写了一封建议书，名叫《谏铸钱疏》，他在建议书中列举了各种由于私人铸造钱币带来的严重问题，并建议朝廷将矿山收归官营，并且收回铸币权，打击不法商人。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么严重的事情，刘恒竟然不听，又一次把他的建议搁置。

一方面，邓通是刘恒最宠信的近臣，刘恒也不想没收他的矿山，另一方面，吴王刘濞作为诸侯王，实力强大，他手里矿山可不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万一把人逼反了咋办？

反正出于各种原因，刘恒就是没采纳这些意见。

不过，刘恒看到这份奏章后，终于想起了那个三年前被自己赏识的青年才俊，于是萌生了再度任用贾谊的想法。

不久之后，刘恒下诏，命贾谊火速进京面圣。

贾谊接到诏令后，内心那是一阵激动，看来自己又有出头之日了，于是当即动身赶赴京城。

谁知，当见到刘恒后，贾谊发现，此时的汉文帝刘恒，皇位稳固后，开始对玄学有了极大的兴趣。

类似于世界上有没有鬼？鬼长啥样？神仙是啥样的？人可以成仙吗？之类的问题，都是刘恒极度渴望了解的知识。

两人从陪你过白天一直聊到深夜，虽然贾谊有意识的将话题引导到朝政大事上来，但总是被刘恒岔开，往玄学方向带。

但贾谊不愧是天才，即便是玄学问题，贾谊照样举一反三，每一个回答都令刘恒眼界大开。

那一晚畅谈结束时，刘恒甚至感叹道：几年不见，原以为朕会超过你，但从今日的谈话来看，朕还是不如你啊！

说实话，这是一种表扬，一种来自帝王自降身价的表扬。

可这也是一种不幸，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写了一首诗，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这种不幸：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诗说的就是汉文帝作为一代明君，在召见有真才实学的臣子时，畅谈到半夜，竟然不关心天下苍生，却聊了整夜的鬼神。

搞得贾谊满腔抱负，心系汉家天下，然而皇帝却对此视而不见，倒是对鬼神有极大兴趣，贾谊对此亦是心情低落。

不过，刘恒并没有真正抛弃贾谊，还是重用了他的。

不久后，刘恒下诏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也就是梁怀王的老师，而梁怀王是刘恒最宠爱的小儿子，他的封地也离京城很近，这也算十分重视贾谊了。

但贾谊总觉得自己没能在朝廷中央任职，没达到心理预期，难免有种怀才不遇的感觉。

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即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汉书》

不过这并未能阻止贾谊继续向汉文帝建言献策。

很快，汉帝国接连发生了两起诸侯王谋反事件，一个是济北王刘兴居谋反，另一个是淮南王刘长谋反，但都被镇压。

贾谊通过这些事件，加上之前的观察，不仅洞悉了汉帝国的诸侯王问题，还看到了匈奴入侵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大问题。

于是，贾谊接着又写了一封建议书，这份奏疏名叫《陈政事疏》，也叫《治安策》。

这封奏疏也是贾谊一生中成就最高的一篇奇文，至今仍然是整个西汉时代最为出色的政论文，后来还被选入《古文观止》作为标准范文而千古流芳。

在这封建议书里，贾谊主要围绕着匈奴入侵、汉帝国制度礼仪不完备、诸侯王问题三个方面展开。

咱们这里就捡最重要的诸侯王问题来说。

因为汉武帝时代的推恩令，其实最早出自贾谊之手，贾谊在奏疏中列举了济北王、淮南王谋反事件，表达出对诸侯王心怀异心的担忧，因此提出了一项削弱诸侯王的谋略。

具体说来，就是推恩令。

所谓推恩令，大概是这样的。

以前诸侯王的地盘和王位，都是由诸侯王的嫡长子继承的，如此代代相传，诸侯王的地盘和资源并不会因此而缩水，如果出现厉害的继承人，说不定还能壮大实力。

汉武帝继位后，认为采用武力手段解除诸侯王的威胁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想出了推恩令这种办法。

简单说就是，诸侯王死后，不再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和地盘，而是改为诸侯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和爵位，但诸侯王的其他儿子也要分封为列侯。

而这些列侯的封地都要从诸侯国的土地中划出来，最关键的是，诸侯王的这些儿子们成为列侯以后，他们分到的封地，将不再属于原来的诸侯国，而是属于郡县制下的县一级，归属于郡管理。

如此一来，诸侯国不出三代，就会越分越小，最后无地可封，自然就解体了。

只不过，那时候不叫推恩令，而是被称作“割地定制、礼治天下”。

到了汉武帝时代，又重新采用这种策略，名字就叫做推恩令，所以推恩令这个名字就流传开来，但实际上是贾谊最先提出的。

然而，汉文帝并未采纳贾谊的策略。

因为时机未到，汉文帝虽然稳固了皇权，功臣集团也被削弱了，但这并不是彻底的瓦解，功臣宿将们在朝廷核心岗位上任职的还有很多，实力不可小觑。

刘恒需要利用诸侯王来制衡功臣集团，如果功臣集团敢搞事情，那些刘姓诸侯王就会成为刘恒的后盾。

但刘恒也不愿意看到诸侯王坐大，可他又没有跟诸侯王彻底撕破脸的资本。

毕竟诸侯王也不傻，推恩令这种策略虽然是阳谋，但那仅限于汉武帝时代，诸侯王已经在七国之乱被打残，没有能力谋反的情况下，只能接受这种阳谋削弱自己。

而在汉文帝时代，诸侯王还十分强大，万一有几个不服的，真要起兵跟朝廷对着干，汉文帝时代无论是国力还是内部的团结上，汉文帝都没有十分的把握去击败诸侯王。

所以，对于汉文帝来说，他能做的就是以温和的方式削弱诸侯王，而不是冒险。

其实早在济北王、淮南王叛乱的时候，贾谊就建议汉文帝直接借这个机会将济北、淮南除国，地盘收归朝廷。

但刘恒最终没那么做，而是采用更温和的方式，将刘长的三个儿子封了王，而封地直接从原来的淮南划出，实际将淮南一分为三，此前他也采取同样的手法将第一代齐王刘肥的六个儿子封王，地盘也从齐国划出，实际上把齐国一分为六。

兴许这些都是受到贾谊“割地定制”策略的启发，但刘恒并未完全照搬，因为直接照搬有逼反诸侯王的风险，刘恒不想那样做，而是采取了更温和的方式而已。

至于贾谊嘛，两次上书都没被采纳，他心中那种怀才不遇的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心中郁结开始缠绕着他。

在梁国的这段日子里，贾谊怎么也想不到，他的生命也将在这里终结。

过了一段时间后，贾谊有一次跟随梁怀王入朝见驾，谁知，梁怀王刘揖有一次骑马玩儿，结果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直接就摔死了。

虽然事发后，汉文帝没有怪过贾谊，也没有追究过贾谊的责任，而且这事儿本身也跟贾谊关系不大。

可贾谊却认为自己是刘揖的老师，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才使得梁怀王坠马摔死，因此十分内疚，此后经常独自哭泣，加上怀才不遇的情绪作用下，贾谊的心情十分郁闷。

大概就是每天以泪洗面那种状态了，虽然这个形容词用得不太恰当，但就是那个意思，反正就是每天生活在极度郁闷的生活中。

而这也是贾谊生命的最后一年了。

也正是这最后一年，贾谊最后为汉文帝提了一次战略级别的建议！

贾谊见汉文帝不采纳他削弱诸侯王的谋略建议，于是转而求其次。

当时正好梁怀王坠马身亡，按照汉朝的制度，梁怀王没有子嗣，那么他死后，梁国就得除国，地盘收归朝廷。

但贾谊却建议皇帝，千万不要取消梁国的诸侯国资格，不仅不能取消，还要加强，而且还要把淮阳这个地方也加强。

因为梁国和淮阳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一旦其他诸侯王生异心，搞事情的话，那么梁国和淮阳就可以成为朝廷的一道可靠的战略屏障，能够对叛军形成正面阻击。

因此，贾谊建议汉文帝，将梁国和淮阳控制在自己手里，把自己的亲儿子分封到这俩地方，并且扩大这两大诸侯国的地盘，最好让他们连界。

这样一来，将来如果诸侯王生变，这俩战略要地又是皇帝的儿子控制，就可以有效阻挡叛军，为朝廷争取战争主导权。

所幸的是，这条建议，汉文帝是听进去了，他按照贾谊的建议，将嫡次子刘武封为新的梁王，并且将梁国的地盘进行了一次扩大，壮大了梁国的实力。

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汉书》

此外，贾谊在这段时间还写了一篇《过秦论》，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经典。

可惜的是，提出这条建议后没多久，贾谊也在抑郁的生活中死去，年仅33岁。

但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以后，由于晁错的削藩之策，引发七国之乱，正是因为贾谊的建议，梁国挡住了叛军的攻势。

所以，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却在梁国碰了钉子，梁王刘武作为汉景帝的亲弟弟，面对叛军的强势进攻，愣是死守城池，牢牢地缠住了叛军主力，给周亚夫的平叛部队争取了战略主导权，对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见，贾谊在这方面的才学，简直是深谋远虑，比后来的晁错高明多了。

贾谊提出“割地定制、礼治天下”，实际是阳谋推恩令的前身，晁错却明目张胆地大规模削藩，直接逼反诸侯王。

贾谊料到诸侯王会反，他预见到了梁国和淮阳的战略地位，因此提出要加强这两个地方的防御，形成朝廷的战略屏障。

而晁错在诸侯反了之后，汉景帝问他怎么办的时候，晁错一问三不知，竟然还建议皇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后方，甚至到后面还建议汉景帝割地给叛军，谋求和平。

两相对比，晁错只知道明着削藩，却从不知道一旦诸侯王谋反，该如何应对。

而贾谊却能从谋略层面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削弱诸侯王，还能预见诸侯王万一谋反，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可以说是战略级别的政治家。

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可惜的是，贾谊只活了33岁。

他如果能活到汉景帝时代，并受到重用的话，诸侯王绝对没有那么嚣张。

另外，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贾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论家，他还是一个顶级的文学家。

我们都知道，“汉赋”是汉朝最为著名的一种文学形式，汉朝也因此诞生了很多汉赋大家，而贾谊正是那个时代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写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都是顶级的一流的作品。

历史上文学家很多，政治家也很多，但同时精通文学和政治，并成为顶尖高手的，是少数人，而贾谊无疑是这些少数人之一。

可惜的是，他最终还是落下一个英年早逝，抑郁而终的结局。

不过话又说回来，贾谊英年早逝，其实他自己身上的原因也很大。

贾谊在汉文帝时代怀才不遇，没有受到重用，这也是一时的，人总不能背到一辈子都不受重用吧？

一时不受重用，真正内心强大的人会耐心等待新的时机，在等待的日子里该吃吃，该喝喝，留得青山在，日后才有柴烧。

可贾谊却因为一时不受重用，就陷入自我怀疑，陷入怀才不遇的焦虑和郁闷中，长期被消极情绪所挟持，以至于自己还没熬到出头之日就先抑郁而死。

可见，再有才华的人，也要内心强大才行。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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