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兵来了，快逃兵呀！""棒老二来了，快逃匪呀！"
一村子的人都惊惶万状，扶老携幼，呼儿叫女，牵牛拉猪，抱鸡唤狗，逃往深山老林里躲藏起来。这便是上世纪初年，在兵匪猖獗的四川农村常见的景象。我的幼年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度过的。那时候，总是军阀的兵开过来，说是为老百姓剿匪，要钱要粮和拉夫，地皮刮了一层，把地方糟蹋够了，什么匪也没有剿一个，便开走了。过不多久，便是土匪（当地老百姓称为"棒老二"）回来了，说他们是来维持地方治安的，少不了又是摊钱、要粮、拉夫。他们吃饱喝足，搜刮尽了银圆和鸦片烟，又到别的地方"维持"去了。过些日子，又是军阀的兵来换防。奇怪，这些军阀的兵怎么是上一次才开走的匪呢？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土匪们是根据他们先辈们传下来的规矩办事的，那就叫作"要当官，杀人放火候招安"。这支土匪已经被军阀招了安，成为军阀的部队，那些土匪头子也被封为团长司令，摇身一变，就成了军官了。还有些被打败了的军阀部队，散到乡下去，拉起"棚子"来。在乡下"拉肥猪"抢人、敲诈粮户、运鸦片、设关卡。这样一来，兵又变成匪了。兵和匪本来就是一家，老百姓实在分不清楚到底谁是兵，谁是匪，反正一样。于是，只要一见着那些拿枪的，穿"二尺半"长军服的，大家就往深山里逃，待他们烧杀抢掠完，开走了以后，再回到家里去。
等我们从山沟回到村子里一看，那个景象真是惨不忍睹。有的房屋被烧掉了，有的没有被烧掉的房屋的门窗板壁被拆下来当柴火烧了。老百姓没有来得及拉走的猪、牛、羊、鸡、鸭，全都被杀光，有时连狗也难以幸免。兵匪的抢掠，再加上官府的税，地主的粮，还有瘟疫疾病，像几条绳子捆着老百姓。在我的记忆里，乡下的老百姓，好像就是在这么一种水深火热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我幼弱的心灵中，能够想得到的，就是怎么能从这样的农村逃出去，走得远远的。据长辈们的教导，要出去闯大世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奋读书，出去图个功名，求得一官半职，成为人上人。或者去投考军事学校，将来枪杆在握，说不定也可以耀武扬威。我呢，只想去读书。
到哪里去读书呢？当时已经办了"新学"，我们开始读的教本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或者"大狗叫，小狗跳"这样的书。可是我们家里的大人们认为，我们家是书香世家（我家阁楼上被尘封的带着狗尾巴的官帽和"肃静""回避"的牌子便是证明），作为书香门第的后代，怎么去读那种不是孔孟之道的书呢？太没有出息了。于是要我们去读私塾，学些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当然还要学一些忠孝仁爱的准则和进退应对的礼节。
我读的私塾是办在本族的祠堂里的。那神龛上供着许多祖宗的神主牌位的殿堂，就是我们唯一的教室。殿堂里光线不好，于是便把大殿外面带格窗的一排大门全部取下来，殿堂成为一个敞厅，我们的教室便大放光明了。
我们私塾里只有七八个孩子，都是本族的子弟。乡下的私塾，请的老师，认为最好的就是那种还坚持留着辫子的冬烘夫子，他们教诲子弟读圣贤之书，盼望有朝一日，北京那个逊了龙位的皇帝还会复辟，子弟们就能有机会上京去赶考，可以报效皇帝，光宗耀祖。但是北京的皇帝一直没有听说复位，那些老夫子也早已一个个抱恨终天去世了。于是请来一位半新不旧的夫子。他教我们读的当然不再是准备上京应考的八股文章，但也不是"大狗叫，小狗跳"的新学，而是新旧杂糅的课程。因为我们已经读过"山水田""大狗叫"等新式教科书，认了不少字，用不着再教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启蒙课本，于是一开学就读起《四书》《幼学琼林》《古文观止》来，还有一本用古拗的文体写成的名叫《纲鉴纪要》的中国历史读本，一本用同样古拗文字写成的名叫《方舆纪要》的中国地理读本。但是，这一切课本，都是不讲的。这些课，包括学习作对联用的《声律启蒙》《千家诗》，都成为语文课。而语文课的教学方法，就是高声朗读，并且都要背诵得滚瓜烂熟。于是一人学，一天就是"子曰""诗云"地高声诵读起来。
我们的夫子是不讲解课文的。他相信只要读熟了，自然就明白这些古圣先师的训条。他的任务就是带领我们把新课文读几遍，然后就是让我们自己反复朗诵，一直到觉得能背出来了，就到夫子面前去背"新书"。背得出来的，那就开始用毛笔写十张大字和一张小字，然后才有资格放学回家吃午饭；背不出来的，就叫你下去再读，再去背，一直要经过夫子恩准了才行，否则就吃不成午饭。
下午一进学堂就是温习旧课。把读过的每一本书上指定分段复习的那些文章读得烂熟，然后排队到夫子面前去背"旧书"。手里捧着一大摞翻开的书本，放在夫子的案桌上，回过头去，诚惶诚恐地朗声背诵。你如果一时背不出来，夫子的情绪好时，他给你提一句，让你继续背下去；他若不高兴，说不定就叫你吃"竹笋"，也就是打板子，或者"吃板栗"，那就是用指头丁拐敲脑袋。不然就是叫你把书捧回去重新读，重新去背。待大家把熟书背完了，夫子就讲些古圣先贤和烈夫节妇的事迹，讲些要爱我中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就是他的思想教育工作吧。听了还不算数，有的还要演习礼节，比如过年过节，对父母长辈如何行叩拜礼，对供在祠堂里的祖先，特别是每年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孔老夫子的圣诞，如何行三跪九叩礼，那都是十分庄严神圣的事，一个人不学好礼，那就是野人了。
在这种私塾中，通过不断地读了许多中国的古书，知道祖国是这么一个有如此丰富文化的古国，爱国之心便油然而生。再通读过那些古圣先哲的事迹和他们的文章，更有一种民族自豪感。于是自然产生一种要发奋读书，追随先哲的愿望，为我泱泱中华做贡献，便是我们最大的理想了。然而这个理想是极其渺茫的，因为赶考这一条"上进之路"已经被堵死了。
新学的潮流到底战胜了私塾，我也随着一群孩子进了一个乡村中学。我们的校长叫陈孟仁，是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新学鼓吹者。别的印象已经模糊了，唯独他带回来一个叫胡曼君的下江新女性，她经常穿着裙子和校长拉着手在街上走，而引来一街的热心看客。那些看客有惊奇的，有摇头的，也有出言不逊的，他们两个全然不理会，只管走下去。这个印象，至今仍然很清晰。
我们的校长一方面不得不听从由乡绅们组成的校董事会（我的父亲就是那个董事会的董事长）的规定，以"诚朴"二字为校训，要我们读《论语》《孟子》……这些孔孟之道的书，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一方面他又把他在南京学到的教育家陶行知的话"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作为我们的信条，而且要我们身体力行。既要求我们学好文化，又要求我们有活泼的精神，还要会劳动。每一个学生入学都要带一把锄头到学校里来，除开修操场、筑马路这样的活路外，还要从事在校园种花、种蔬菜和水稻这样的劳动。学校还专门开了栽桑养蚕、植树、养蜂等课程，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学一门谋生的技能。学校还实行"自治村"制度，学生自己选举村长、里长、班长，自己监督学习和生活卫生，解决纠纷。
于是我们一面听着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的古文老师发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叹；一面又听着身穿制服、头梳短发的维新的老师们讲一些"东亚病夫，亡在旦夕"的危言。一面在每年的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日跟着地方的道学先生们去孔庙献三牲八供，叩头膜拜；一面读着从上海新寄来的讲富国强兵新道理的新书，同时也读着一起寄来的什么《江湖大侠》《孽海情天》之类的新小说。偶尔还在个别老师房里偷看从广州和武汉寄来的有着花花绿绿封面的杂志和各式各样的传单，上面说着"不革命无以救中国"的道理。我就是在这种新旧一炉而冶的学校中，胡乱地吸收了一些我难以消化的精神食粮，朦朦胧胧地怀着读书救国的志向，认真读书。
但是我前进的道路到底在哪里呢？我常常在清晨和傍晚，伫立在教室的窗口，迷茫地望着窗外，冥思苦想。
在我们校园的外边有一条宽阔的石板大路，我常常看着有钱的老爷们坐着轿子，摇摇摆摆地过去了。我又看到在一些乡村小路上，农民们和贩夫走卒挑着背着，在山路上艰难地行进。我还看到在险峻的山林边，有猎人和樵夫正在披荆斩棘，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自己的路。我看到这些，思绪万千，我到底走哪一条路呢？去学统治和压榨别人的政客，爬到"社会精华"的队伍里去，像那些老爷们那样，坐在大轿子里，前呼后拥地在大路上抖威风吗？或者是去学习务实的学识，求得一技之长，将来去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教员、医生、工程师？或者去做贩夫走卒，用自己的诚实劳动来养活自己？或者去做勇敢的人，像那猎人和樵夫，披荆斩棘，从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自己的道路来呢？坐轿子，我不愿；抬轿子，我不能；去打翻轿子，我不敢。我到底走什么路，我还在冥思苦想。
我听到林间枝头上鸟儿在歌唱，我要能变成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儿该多好。可是当我发现，昨天唱得非常美妙的名贵鸟儿，今天被人捉来关在金丝雀笼里，在那里面乱撞乱跳，找不到出路，我的心就凉了。我看到江中游鱼，自在游泳，我要做一条自由的鱼儿，游向大海，该是多好。可是当我在市场的鱼篓里看到挤着的半死的鱼，虽然努力挣扎，然而到底逃不脱成为别人砧板上的肉、餐桌上的菜这样一种命运，这哪里是值得我羡慕的命运。
有一次我看到一只乌龟在泥地上爬行，那么认真地坚持不懈，我感动地凝望着。一个顽童用棍子把它翻过身去，它四脚朝天，挣扎着想翻过身来。它经过努力终于翻过身来了，既不抗议，也没有埋怨，又匆匆地走自己的路。可是它又被顽童翻过身去，它又用朝天四脚拼命挣扎。我为顽童的残忍而愤怒，在我的训斥甚至威胁着要动武的情况下，乌龟终于翻过身来，自由自在地向泥沟爬去了。我不知道乌龟这样匆忙地爬行，冒着风险，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怅惘了。
还有一次，在新雨初晴的泥地里，有许多蚯蚓正在辛勤地翻着泥土，为农民干着好事，但是一转眼，我却看见它被挂在别人的鱼钩上去充当鱼饵。看它在鱼钩上毫无希望地挣扎，我深深地叹息，难道这就是它不声不响地干着有益于人类的工作的报偿吗？
然而我更不能忘记我家里粉坊推磨的那匹老马，那样驯善，不冒犯任何人，成天被人蒙上眼睛，无休止地转呀转，给人推磨，吃的是青草粗料，干的却是粗活重活。可是过不多久，却因为它老了，被人捉住四脚，不管它怎样绝望地鸣叫和挣扎，终于被打杀了，成为主人锅里的美味。我为此而痛哭，难道这就是善良劳动者的归宿吗？
我思索着。我的人生道路在哪里？我的命运到底是什么？也许不过是乌龟、蚯蚓、老马的下场，最多也不过是关进精致的金丝笼里替人家歌唱取乐的金丝雀罢了。我是不愿意也不可能去当顽童，去做钓鱼者，去做玩鸟者，甚至于当屠夫的。那么，到底我去干什么？我感到走投无路了。我悲哀，我颓丧，整日低头不语。同学们说我是厌世主义者，校长却对我的父亲说，我将来要当哲学家。我什么也不是，也不想是，但是我也没有勇气去轻生，我到底还是一个孩子，有强烈的求生的欲望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学校里请来了几位新的教员，穿着时新的制服，听说是从武汉的黄埔军校分校来的。他们一来，就和那些老夫子不一样，喜欢和同学们打堆。他们中有一位姓刘的老师，是教公民课的。公民课就等于现在的政治课。当时公民书中主要讲的是"三民主义"，但是他讲的这个三民主义和课本里的那个三民主义不一样。他讲的是什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等。这些新派教员还给我们讲了穷苦人怎样受压迫，地主军阀怎么勾结起来欺压老百姓的新道理。他们还让我们读了一些从武汉和广州寄来的花花绿绿的传单和新书，有的书还是毛边的。他们要我们读这样一些讲怎么样振兴中华、怎么样打倒军阀的新书，来代替我们原来读的那些什么《江湖大侠》《情天恨海》。而且他们很提倡搞课外的体育活动，比如让大家打篮球、踢足球等等。平时还吸引大家去参加唱新歌、排练新话剧的活动。我记得当时我们排演了一些新戏，如《孔雀东南飞》，还新编了《前狼后虎》这样的新戏。话剧里总难免男女都有，我们没有女同学，便由年轻的男同学改扮。我记得我的三哥，比我高一年级，他就勇敢地在一个新戏里扮演一个姑娘，而且是外国人。这些话剧，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深的，它总是反抗不公正和主持正义。这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一个崇高的愿望，一个人应该正直，应该为那些劳苦大众去服务。
那个时候，他们还编了一些识字课本在附近的农村里办夜课班。有些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就去担任教员，教附近的农民识字。这些识字课本里的内容都是最新的，讲的是什么"工人做工、农民种田"这样一些道理。我那时不大，也不懂什么，但是我会写字，所以就帮他们刻钢板以及把那些教材印出来。后来我也跟着他们到农村去做宣传工作。一块儿去的大一点的同学，跟农民在一起讲话的时候，讲得很激烈，但是也使我非常佩服。他给农民分析一年的劳动得了多少东西，多少粮食，但是却被地主拿走了一半或者还要多，最多的就达到了80%；又说放高利贷、驴打滚，借一块钱过一年就要还几块等，这种严重的剥削和高额的地租，像凶恶的绳子把农民紧紧地捆着，让农民一辈子翻不了身。这些道理确实使我大开眼界，于是我也学着那些大同学谈的，去跟农民说这些话。但是有一次，一个农民对我说："五少爷，听说不要交租，不要还利，你们家老太爷同意吗？"这一下叫我非常难堪。我才知道他是我家的一个佃户，租种着我们家里的土地，有一半的收入要交地租。这使我非常伤感，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了。
我们学校是一所农村中学，经费非常困难。学校经费的来源是靠庙产，就是我们把一个大寺庙拿过来，变成我们学校的教室，同时把这个庙里的庙产变成为学校的财产，这样每年就可以从这些土地收取一定的租子换成钱，成为学校的经费。起初这个事情是乡下几个乡的乡绅们共同商量定下来的，可是后来发生了变化，乡绅们彼此闹矛盾，因此那个庙里原来的和尚就不准我们学校去收租了。这一下，学校的经费就困难了。我们的校长对此束手无策，可是我们的那些新教员却鼓动学生到那庙里把菩萨打了，并且和庙里的和尚打架，学生人多势众，把和尚赶了出去。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也是一种革命活动，只觉得他们做的都是正义的事情，因此有一种默默地同情他们的想法。后来我回到家里，听家里的人说："你们学校里有共产党，很危险，你千万不要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才知道，原来这一些进步的活动是共产党暗地里领导做的。他们给我的影响，难以忘记。
后来发生了"清共"运动，县里组织了"清共"委员会，到处抓共产党。从驻在万县的军阀杨森那里派来了一个叫王冠群的人，在学校担任军事教官。实际上他的工作任务就是专门来抓共产党的。那时候，学校里那些进步的教员突然失踪了，我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记得当时大家对一个叫吴逸僧的年轻教员是非常喜欢的，所以他走了以后，我们就互相打听。实际上他走之前当然是和学校里最进步的学生串联好了的，不过我们却不知道。后来这个老师从石柱乡下给同学们写了一封信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因为县里的"清共"委员会要抓他们，他才跑了的。后来知道，他就是这个县里共产党的县委书记。
不久，有一些大同学也不见了。县"清共"委员会和那个教官带了一批持枪的士兵，到学校里点名要一些同学。有一些跑掉了，有一些却被传到县城里去，实际上是把他们抓了起来。但他们去了不久又都回来了，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样子。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到县城去干什么，回来以后为什么那样垂头丧气。后来才听说，他们都是"误入歧途的良家子弟"，所以，让他们到城里去办一个手续，悔过自新，登报声明他们不是共产党后，就让他们回来了。
我们学校里出现这样一件事情后，许多有钱的家长再也不敢把学生送进来，怕被"赤化"了。其实我们这个学校是办得很好的，由于既有一些要求严格的老教师讲课程，又有一些新思想的教师让大家思想活跃，所以整个学校的学生学业成绩都不错。我在班上成绩也名列前茅，学校的毕业考试中我排名第五。不过这还不算数，还要去参加万县地区的会考，和别县中学的学生比一比，才最后见高低。但是这个学校，就因为它是被"赤化"过的，最终还是被封闭了。我终于没有做出我们的好心校长给我们出的毕业作文题《中国青年的出路》，就从初中毕业了。
我虽然从中学毕业了，然而我还是感觉到我前进的道路朦朦胧胧的，不知道我该往何处去。我望着朦胧的路，怀着朦胧的幻想，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了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告别了家人，从石宝寨搭上木船，到万县去赶考，随后又顺长江而下，到文化古城﹣﹣北平，去找寻我的生活道路去了。
这是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的事，那个时候我才十六岁。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