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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宁陵,有段插曲。
好像是在睢县附近,部队驻扎前,第二军参谋长李家鼐带着各师师长和旅长一起看地形,安排作战地界。
李家鼐才布置完毕,第六师师长赵观涛便抱怨说:
"我师的防区太大了,多出十余里。你们一个师是九个团,我师才六个团,这样很不合理。"
李家鼐坚持说:"你第六师防区并不大,是你的地图不对头。"
双方争执不下。
第六师是浙江陈仪的队伍,并非蒋的基本力量。
见此情景,陈诚说:
"好了,不要争了,这个地段由我十一师负责。"
陈诚姿态很高,把争论平息了下来。
事后陈诚对我说:"第六师是帮助咱们来打仗的,替他们多担一点是应该的嘛!"
随后,当第二军部队开到杞县附近时,冯军孙良诚、吉鸿昌军主力上来了,双方展开了激战。
冯军队伍来势凶猛,战斗力很强。
蒋军在杞县至民权县沿线东侧防御,四个主力师全部放在第一线上,北面民权为第一师,往南依次是第二师、第九师、第十一师。
第十一师在杞县南,而我旅又在第十一师之南即整个防线的最左翼。
战斗打响后,激烈异常,冯军进攻猛烈,蒋军防守顽强,双方互有进退,僵持不下,死伤亦很惨重,我的旅部设在一个长形村东头(村名记不得了),村西南是一块场院。
有一天上午,我指挥部队连续战斗。
勤务兵看我实在支持不住了,硬把我拖到一间安静的屋子休息。
我睡觉的功夫,村西阵地被敌人突破,部队撤到场院来了,眼看旅部就要失守。
开始,我的副旅长也没向我报告,要安排旅部往后撤,我被枪声惊醒,问明情况,横心要夺回阵地,当即命令旅部全体人员带武器反击,我则抄枪冲在前面,退兵一见我带头冲锋,士气又上来了。
这样,一个反冲锋,又将敌人压了回去,保住了阵地。
这样你来我往,大致打了一个星期的样子。
到4月23日夜间,守卫在我旅防线最左翼的第六十一团阵地失守。
团长刘天铎是刘峙本家的侄辈,黄埔二期的,关麟征自武汉被调出第十一师后,刘天铎接任团长。
他原是副团长,是第六十一团的班底,很有能力。
然而他在这次战斗中却麻痹大意了,原以为守卫最左翼,不是战斗主要方向,夜间放松警戒,结果被冯军一举攻下。
第二天,4月24日,我即令部队组织反攻,不能奏效。
冯军占领我左翼后,向纵深发展,危及到我旅我师的整个防线,若无力挽回,全线崩溃,麻烦就大了。
为了指挥对冯军作战,蒋介石亲临柳河镇,离前线不外乎几十里,若败下阵来,蒋的安危必受影响,我将无法交代。
危急之刻,我亲自率领预备队进行反击,冲在前面,冲过一块麦地时,迎面敌人以猛烈炮火拦截,我不顾死活往前冲,突然觉得下腹被什么碰了一下,身体一软就倒下了,旋即便失去了知觉。
此时约是下午4点钟,
我的勤务兵是个大个子,见我负伤,背起我就往下撤。
而反击部队见我负伤,士气愈发高涨,高呼为旅长报仇的口号,一举夺回了阵地。
勤务兵把我背回旅部。
此时,陈诚师长得知我负伤的消息,已派他的汽车来接我。
车子小,我无法在车里躺着,又由担架送我。
旅部到师部有8华里,担架抬着我走了个把钟头。
路上,我苏醒过来,弄不清自己的伤势,便使劲掐了掐手指,发现尚有知觉,心里轻松了一些。
我到了师部,师里马上派车送我到归德。
从杞县到归德有200华里,傍晚开始下雨,送我的车冒雨走了一夜,到第二天,4月25日上午八九点钟才赶到归德。
当时,每日早晨,都有运送伤员的车开赴徐州,那里送伤员的车一直等我。
我换了药,约在10点钟,车子才开出。
我到了徐州,赶上了由济南开往南京的快车,下午6时便到了南京。
晚11时换乘由南京到上海的特别快车,第三天早上即4月26日到上海,即被送到宝隆医院。
宝隆医院是上海同济大学的附属医院。
经查,我的伤口在耻骨上沿,子弹从这里打进下腹,穿过内生殖器官,贯通到右腿内侧,弹头卡在股动脉和股筋中间。
检查完我的伤势,医生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对我说:
"实属万幸啊!弹头若靠右一点,打断血管,血止不住,想活也活不成了,弹头若靠左一点,打断股筋,治好伤,也站不起来了……"
转运途中,我的伤口感染,浑身发烧,伤口化脓。
医生们决定先治感染(那时叫治脓),待伤口好后再动手术取弹头。
这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伤口愈合后,医生们又为我开刀取弹头,弹头卡在大腿里,不取出来,行走疼痛。
由于弹头卡的部位在筋和血管之间,手术要十分小心。
医院花了1000两银子,请了个德国外科医生为我手术。
手术进行的很顺利,可手术后我又发起高烧来。
那时,没有特效消炎药物,医生说:"若能抗过高烧,就能活下来,若抗不过,生命难保。"
回想起来,多亏我当时年轻,才二十六七岁嘛,抗到第三天,高烧居然慢慢消退了。
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星期,我便出了院,在家中疗养,锻炼恢复右腿功能,
我住院时,宝隆医院有位年轻的医生,刚刚大学毕业,做为医生的助手为我治伤,他就是后来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钱信忠先生。
钱信忠
那时,他人很精明,工作极为认真,对我热情周到,我们相处很好。
后来,我担任了第十师师长,钱信忠曾找到我,在我师卫生队当了队长,1990年我回国后,在一次聚会中,我和钱信忠及在忻口抗日作战中相互配合的人民解放军陈锡联将军巧遇,畅叙旧事,十分开心。
我负伤康复,也幸亏有我的太太顾林的悉心照料。
婚后,她留在上海,我随军征战,天各一方。
我负伤时,她刚刚生下我们的大女儿,由于家里生活不富裕,又带着孩子,困难不小。
我在前方打仗,时常挂怀她们。
在担架上苏醒过来时,我一想自己尚年轻便负重伤,伤势不测,前程未卜,恐难以支撑和照料太太和孩子了,也是很伤心的。
我住院期间,太太每日照料在我的病床前,还要不时的回去为孩子喂奶,并尽心为我做些可口有营养的饭菜,跑里跑外,可是把她辛苦坏了。
伤愈后,我每每念及她的一片深情,夫妻感情越发融洽笃深。
我负伤后,蒋军鉴于战局变化,主动撤出战斗,第十一师撤至曹县、定陶一带。
后北上津浦线同晋军作战获胜。
中原大战历经七个月,百万大军厮杀于千里战线,实为中国内战史上派系混战规模最大,消耗、损失也最大的战争。
双方死伤三四十万兵员,耗资无数,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回想起来很让人痛心。
2
我伤愈后,便离开了陈诚的第十一师。
我自1928年担任第三十一旅旅长,陈诚任该师副师长,从那时我们结交至1949年。
20余年中,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坦率地说,我以后在军中职务晋升较快,与陈诚不无关系。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我与陈诚的交往和印象。
陈诚,浙江青田人,字辞修,别号石叟。
陈诚
在国民党"黄埔系"中,他成长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对于国民党政府起着很关键的影响和作用。
在历次作战中,我和陈诚一同作战,配合默契。
我在中原大战的杞县战斗中负重伤后,陈诚追究了第三十一旅第六十一团团长刘天铎的责任。
鉴于刘天铎麻痹轻敌,丢失阵地以至造成危局,并导致了我负重伤,陈诚将刘天铎的情况上报蒋介石,获准处决了刘天铎。
刘天铎是刘峙的侄辈族亲,而刘峙又是陈诚的上级,陈诚勇于执法,气魄很大。
刘峙
后来我离开陈诚的第十一师,到卫立煌部任第十师师长,为保证第十师的战斗机动性,要求在财务上实行独立。
可是军费迟迟拨不下来。
没办法,我就找到陈诚,向他借了20万元,用于部队经费周转。
这件事陈诚给我很大支持。
陈诚的太太是谭延闿的女儿,很是贤惠、能干。
我们同在第十一师时,我太太顾林与陈太太很要好。
她们有时结伴到部队里来,帮助部队拆洗衣服被褥,深受部队将士的尊重。
后来第十一师改为第十八军,陈诚任军长。
有一次,曾和我一同在第十一师担任旅长,我调出后,又接任我第三十一旅旅长一职的周至柔对我说:
"天下女人嘛,最好的便是陈夫人,天下部队嘛,最好的要算第十八军。"
可见陈诚及夫人在部队威望之高。
陈诚与谭祥
在仕途上,我曾经向陈诚荐言,蒋视自己与黄埔同学如父子,要得蒋的信任,就要站在蒋的立场上,站在黄埔同学的立场上。
陈诚很赞成我的这一观点,因而赢得了蒋的信任。
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时,陈诚任赣粤闽边区"剿匪"中路军总指挥,指挥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三个纵队。
战斗中,该部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和第十一师先后被红军歼灭。
按说战斗失败,要追究陈诚的责任,然而蒋却没有处理陈诚,反而调他到"庐山军官十部训练团",蒋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
"庐山军官干部训练团",开始接纳受训的是副师级以上的将领。
陈诚管他们,像管小孩子似的,非常严格。
蒋不管的事,陈诚都管,这样一来,大家都骂陈诚,而陈诚不以为然。
蒋是主张严格管理、严格训练的,大家越是骂陈诚管得严,实际上,越是增加了蒋对陈诚的信任。
陈诚有个突出的特点,是他很注意研究黄埔同学的人际关系以及各自的经历、能力与资格。
每逢大家聚到一起,别人闲聊,陈诚则注意谈人事,谈部队。
因此,他对各位黄埔同学的情况很熟悉,对人与人的关系也很精通,这对他从政有很大帮助。
譬如:编配战斗序列,是十分关键的。
编配得当,各部队便容易配合,就有战斗力,编配不当,彼此不好配合,就会影响战斗力。
举个例子来说:
"西安事变"之后,刘峙任河南行营主任。
时任黄埔军校洛阳分校主任的是祝绍周,刘峙让他兼任洛阳警备司令。
按条令规定,凡进入当地的部队,要归当地的警备司令统一管理。
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开到洛阳,就有矛盾了。
王敬久任该师副师长时,祝绍周曾任该师参谋长,王敬久职务比祝绍周要高,可到了洛阳,要归祝绍周管,王敬久就很不服气,旁人也纷纷拿王敬久开玩笑。
不久,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也开到了洛阳,关的资历比祝绍周要高多了,也要受祝的指挥,关也很不服气。
有一次,刘峙下发文件,通过祝那里送给关,关不动声色,在文件上故意批:送错了。
便又差人将文件退了回去。
由于陈诚用心掌握了人际关系,熟悉了黄埔同学的情况,所以,陈诚编配战斗序列,便合理顺当多了。
在国民党部队,派别复杂,人与人的关系也很复杂,且兵多将广,合理编配战斗序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陈诚做到了这一点,这恐怕是蒋信任并重用陈诚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诚对自己要求严格,勤政俭朴,吃苦耐劳。
他一大长处是:即知即行,从不耽搁公事。
另外,陈诚无嗜好,不赌博,生活作风正派,这恐怕也是蒋喜欢和信任陈诚的一个原因。
陈诚对黄埔同学谦恭谨慎,以诚待人,与大家相处较好。
有好几次,陈诚知道蒋对我比较了解和信任,我去见蒋时,陈诚常托我为其转送文件什么的。
这就使蒋知道陈诚与我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了。
记得我在浙江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时,有一段时间,有流言说我是"陈诚系"的。
陈诚任军政部部长后,有一次到我所在的第三战区视察,我为了避嫌,故意没有去见陈诚。
连续两天,陈诚见我没露面,第三天,就主动来见我。
其待人之诚,令我感动。
记得还有一件事,1945年底,陈诚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裁军工作。
当时,国民党有军队几百万人,美国人坚决主张蒋要裁军,说美国才有几十万军队,中国保留几百万军队,太多了。
由于陈诚主管这项工作,在裁军问题上得罪了不少人,许多人故意攻击他,反对他。
有一次,陈诚生病住院,我到医院去看他。
谈到工作处境,陈诚苦恼地对我说:"默庵,我们跟委员长这么多年了,你说有什么事是我们可以做主的呢?"
这是一句牢骚话,意思是说,裁军问题上,是蒋介石的决策,他是按照蒋的意思办事的,结果大家却来攻击他。
后来,蒋听到了陈诚的这句话,便亲自到医院来看望陈诚,安慰他,并给陈诚的母亲举行祝寿活动。
这样,陈诚的思想顾虑才打消了。
后来蒋又派陈诚到台湾任政府主席和台湾警备司令。
有蒋的信任,陈诚大刀阔斧地在台湾进行整顿,搞清了内部关系,对蒋介石后来退守台湾,立足扎根起到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