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京师失陷、崇祯自缢之后，大明王朝之所以没能像当初的南宋一样，依托南京天下无双的城防设施和完整的六部设置，重新组建起长久稳固的新朝廷，固然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明末士林风气的腐朽颓丧，绝对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与南宋末年崖山战败时，衣冠十万蹈海而亡的悲壮惨烈比起来，南明士大夫中固然也不乏舍生取义的忠义之士，但更多的还是望风而降、甚至助纣为虐的士林败类。哪怕是一向以风骨自诩的东林复社中人，大多数也是些软骨头，能做到明哲保身已经是清流，像“水太凉”钱谦益之流那样屈膝事敌者数不胜数。

不过话又说回来，钱谦益的行为只是为了自保，他后来秘密联络南方各地抗清力量，为他们的抵抗事业提供了不少支持，他这样的人最多算是骨头软、危害兵不算大，但本文要提到的这个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耻文臣了。他叫袁彭年，出身于文华世家，是著名的“公安三袁”之一袁中道之子。

作为一代文宗的后裔，他的入仕之路走得非常顺利：幼年时就有“神童”美誉的他，从湖北到南方士林的中心——南京备考，很快融入了东林复社的圈子，被张溥亲自收为弟子、之后又拜入大佬周延儒门下，在崇祯初年就顺利考中了进士。然后他因为名次不高，没能点翰林，但一外放就是淮安府的推官，官场起点并不低。而且他在这里干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把此时正闲居淮安山阳县的前吏科给事中陈启新，当街剥衣示众，然后痛打了一顿。此人受辱后郁积在胸，回家就活活的气死了。

而袁彭年这么做纯粹是为了邀名，因为陈启新只是一个武举人，却胆敢上书皇帝：说时局纷乱、士风沦丧是由于朝廷只用科举出身的儒生、忽视了民间有奇才伟略之士，崇祯居然因此破格提拔其为给事中。这么一来，打破了非进士不得任官卑权重的给事中的规则，陈启新就成了天下士大夫的公敌。他被御史言官们不断攻击，最后不得不黯然去职返乡，而袁彭年此举相当于为儒生们出了一口气，从此声名大振。南明初立时，他被任命为礼科给事中，不久他就又领头做了一件大事，上次是整人、这回却是救人。他救的是北京失陷时投降了李自成的光时亨、周钟等人，认为这些君子们从贼只是小事，朝廷不应该对南归的他们喊打喊杀，因此被贬为九品小吏。

如果说这两件事还只是一般文人的党同伐异，称不上多恶劣的话，他被隆武朝廷委任为广东学道时，在广州主动开城跪降清军，就是罪无可恕了。当时名士陈子壮正带领番禺书院全体师生，投笔从戎在城外抗击敌人，体现了两广士人的铮铮铁骨;投降的袁彭年则成了满清广东布政使，还写布告劝士人百姓剃发易服，其中这句“金钱鼠尾，乃新朝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简直是无耻到了极点。而陈子壮兵败被俘后，被判凌迟处死，监斩的李成栋本来想给他个痛快，袁彭年拜在地上说：“国法所在，还需三千六百刀才是！”他随后还主动领兵镇压广东各地的反清起义。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李成栋反正降明后，又摇身一变，成了永历皇帝座前的重臣。因为他在南方士林威望高、名气大、人脉广，在朝臣拥戴下居然当上了左副都御史这一言官领袖。他在朝中结党营私、肆意贪腐、把持朝政，连皇帝也敢当庭顶撞，与其他几个权臣并称为“五虎”。到了清军大举南下，李成栋兵败、永历帝逃亡时，在广州协防的袁彭年在城中大肆聚敛，他又跑到佛山跪迎尚可喜，献上大笔财物，买了自己一条命。他最后的结局是乘船返回了公安老家，一年多后才寿终正寝，算是平安度过了这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