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耒阳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耒潮》红色大理石材质大型浮雕，这座雕像上有11位器宇不凡的英烈形象，他们或手持书卷、或紧握钢枪、或胸佩望远镜，庄严屹立天地之间，双目炯炯有神，怒视着前方，挺直腰杆，携手并肩在山石路之间奋勇前行，毫不畏惧，虽能看到一身征尘却表情坚毅，每个形象都朝气蓬勃、雄伟有力，威武无比，英姿勃发，表达英雄群体的豪迈气概。
站在浮雕前，驻足凝望，阅读碑文，我们才知道，96年前的初春，在1928年2、3月间，朱德、陈毅等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由粤北进入湘南地区，建立了以耒阳为中心湘南起义指挥部，数万耒阳英雄儿女，为了求翻身、得解放，迎接这支队伍，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湘南起义的革命斗争中。随后在这里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师，迈出了井冈山会师的铿锵步伐，并与秋收起义的红军汇聚在一起，壮大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最强盛的时期，由此，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耒阳这片土地，也被后人称为井冈山胜利会师从这里出发的源头，因为湘南起义的这支队伍中，走出了元帅3位、大将2位，上将6位，同时，单耒阳土生土长的人就有谭冠三、王紫峰、郑效峰、刘显宜、资凤成为开国将军。当然，也有更多的在红军时期担任师级以耒阳人，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惊天动地的红色经典，为部队转移井冈山、保卫湘南起义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用鲜血和生命，高举革命旗帜，播下革命火种，在湘赣粤边区大地燃起革命的星星之火。
其中，这座大型浮雕上那位最杰出的代表，便是曾领导耒阳四乡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后率全县农民武装参加了湘南起义，跟随部队上了井冈山红四军成立后，任命为第34团团长，后晋升四师党代表的高级干部邓宗海。
邓宗海，字继树，号白露，1902出生于耒阳哲桥刘家冲，父亲邓玉楷是清末秀才，母亲姓周，勤劳善良，严于持家。因此很小就被父母送到学校读书，在读书期间，他的思想倾向于先进，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由此参加先进组织，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家，被派往耒阳组织工农武装，以应付局势的变化。他不负众望，很快就展了一大批组织成员，成立了数十个支部，他被任命为书记。
这个时候，南昌起义的部队来到这里，在邓宗海等领导下，有着良好的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耒阳，很快就成立了总指挥部，“湘南暴动耒阳招兵处旧址”处，我们可以看到大厅正中陈列着作战大炮，梭镖、鸟铳、铁叉等当年农军参加暴动的武器。当年，在这里设立招兵处，壮大了湘南起义的红军队伍。
这支队伍经过短时间的紧急训练，随后就投入战场，并开展了军事斗争，湘南各县，包括耒阳各地的军事斗争：两打新市街、敖山庙伏击、二克耒阳城、血战春江铺、三公庙歼敌、突袭小江口、三打安仁等等，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一时军威大振。
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在书记邓宗海领导下，还积极进行政权、经济、军事建设，开展土地革命，巩固革命成果，革命军和耒阳农军攻占县城后，组织农民插标分田，打土豪分田地，镇压反革命。发行的苏维埃劳动券，系土地革命时期第一次发行的苏维埃劳动券，建立苏区发行最早的钞票，共发行了约一万元，打破了反动派对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封锁，为取得更大有胜利奠定了基础，一时革命风暴席卷湘南。
湘南革命武装的不断发展壮大，对此反动深感惊恐，决定调集湘、粤、桂三省七个师的兵力“围剿”，在敌人步步逼近的情况下，邓宗海与耒阳县执委率领农军和群众数千人跟随朱德的部队转移，上了井冈山。此时，第四军在砻市宣布成立，耒阳农军大部分编入三十四团，邓宗海被任命为十二师党代表兼三十四团党代表，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很早的一名师级干部。
自打两支主力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之后，红军的人数增加一万多人，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敌人反复“进剿”和经济上进行封锁，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而且生产的稻谷是红米、还有茄子、南瓜。特别这红米一亩地最多也就是三四百斤，品质很低，里面的纤维很多，很难下咽。所以当年有“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穿身上，心里暖洋洋”。说的是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
同时，在军事斗争方面，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而这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所以在军事上就会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因此，上级领导决定，除一少部分队伍留守巩固根据地外，更多的队伍要分散到各个地区去发展起更多的革命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最后形成巨大的革命力量。作为组织、发动能力极强的邓宗海被上级派到耒阳继续开展革命工作，组建更大的队伍。
邓宗海接到命令回到老家后，这时的耒阳，已被敌人全部占领，并由土豪劣绅所组成的“挨户团”、“清乡委员会”等，向革命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扑，大批捕杀工农骨干和革命群众，有的被满门抄斩，邓宗海率领少量农军回到耒阳的上架桥时，在当晚即进行了有名的“四月（农历）冲团”，冲垮了上架桥的“挨户团”，然后将农军分成五路“冲团”支队，打回城关和东、西、南、北四乡。农军怀着为亲人报仇的满腔怒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连冲垮了数十个“挨户团”，杀了一批“挨户团”头目和土豪劣绅，营救出许多被关押待处决的革命同志。
接着，邓宗海率领部队，建立了以南岭背、鹿岐为据点，重新组织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并陆续开辟了文家冲、刘家冲、邓家冲、樟树下等游击根据地，打垮了易江渡、新度桥等地的“挨户团”，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队伍很快发展到数百人枪，先后捣毁了小水铺、大陂市、上堡街等地的盐卡，全歼了元子山的敌军守望队，还一度攻克县城，歼敌众多，一时声威大振。
随后邓宗海率领这支部队以雷霆之势，将夏塘、江头、龙塘、哲桥、余庆、三顺等挨户团一一冲垮，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挨户团头子和土豪劣绅，令耒阳县政当局和各地民团武装闻风丧胆，坐卧不宁。使得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十分惊慌，对反动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围剿”井冈山的正规军回撤自保，为后来全县兴起的赤色游击武装，保存了许多优秀骨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震撼南方数省的“四八冲团”，大大鼓舞工农群众的斗争意志。
邓宗海率领的发展壮大，令反动派坐卧不安，急令重兵“围剿”，但他把游击队隐蔽起来，使敌人到处扑空。见硬的不行，敌人又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采用搜山围村和重金收买的两手来分化瓦解游击队，到处张贴布告，声称“捉到邓宗海赏银洋二千元，带短枪自首者赏银洋五十元，带步枪自首者赏银洋三十元，没带枪自首者，既往不咎”。这一收买手段使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有五名叛变的歹徒，为达掠财邀赏之目的，恶从胆边生，遂起杀害之心，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将这位井冈山时期的师级干部，战场上机智勇敢，文武全才的高级干部邓宗海杀害。
建国后，邓宗海战友们回忆，按照1955年授衔标准，大将级军衔红军时期任职应为正师职以上，上将则为副师职以上，而授“一级八一勋章”者，则红军时期应为担任师职以上人员。这是对我军有功人员的一种量身定级，实际上也是对开国元勋的一种褒奖。要是按照他的战功、资历、学历，特别是上井冈山前二个师的师党代表身份，早期红军战将，带兵打仗，英勇杀敌，为我军初期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惜他们“出师未捷身先死”，既没有牺牲在战火一线，也不是牺牲在敌人监狱，而是被小人所害，建国后有大将资历，甚至授予更高军衔的可能性也是有的。那么，他到底是如何牺牲的，杀害他的歹徒结局如何呢?
原来，1932年1月19日晚上，由于军旅劳累加上多次重伤，邓宗海不幸患上重病，他决定去水东江凤家冲养病，这时，叛徒梁育遂、谢甫球等假献殷勤，服侍他吃好药，并让他安然入睡。让他睡沉之后，梁彦眉、梁俊根、谢甫文伙同他两人共五人，待病重的邓宗海睡得很沉之后，竟然用铁尺、三面虎等凶器将其重伤，随后将他抬到耒阳县政府邀功请赏，当天，邓宗海被段子为杀害于县城。
段子为，本名段人范，时任第二区督察专员兼耒阳县县长，此人是城郊七岭村人，出身地主家庭，反动透顶，邓宗海等领导的湘南起义时，他曾经是挨户团副主任、保安团团长，还当过正规军的团长，一直以镇压群众为职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见叛徒杀害邓宗海后，当即付给五个叛徒1600块银圆的赏金。还把邓宗海的抬了到处游街，拍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称这五个叛徒是所谓的“义士”之类。
杀害邓宗海的五个歹徒梁育遂、梁彦眉、梁俊根、谢甫文、谢甫球，虽然领到了一大笔钱的赏金后，怀揣着这一大笔钱的五个人，又不由得胆震心惊了，因为他们知道，杀害了这支部队的一把手，而且又宣传得这么厉害，他们的罪行可谓是家喻户晓，这红军游击队自然要找他们算账呀！越想越害怕的他们，只好央求段子为保护他们，自然也掏出了一些“保护费”，便再也不敢回老家了，躲进了城里，指望的段子为手下的武装庇护苟且偷生。
转眼时间过了三年多，那是1934年的年底，这时赣南、闽西一带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湘西一带的红二方面军相继踏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为数不多的留守红军游击队，在反动派变本加厉反复“清剿”下，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吹嘘战绩，敌人便到处宣传各地红军游击队已经全部消灭。这个时候五个叛徒，除了已经病死的梁俊根，其余四个家伙胆子又壮了，他们觉得这下子红军游击队被消灭得差不多，根本对自己没有威胁了，便以“还乡团”的名义返回到了老家。
这几个叛徒“还乡团”自恃有反动派作靠山，还有村里放出狠话“若是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主动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主动吐出来。有人欠我的帐，那得一笔一笔慢慢算。”叫嚣着“我们做了游击队的头头又能把我怎么样，游击队又敢把我们怎么样啊？咱在县城享受了两年多，段团长还经常来看我们呢，大家一块吃饭喝酒呢”。还扬言要报复那些得罪过他们的人，每人用那不干净的钱在老家购置了地产。
更为嚣张的是，他们几个人为了提升自己在村里的身份，宣传自己所谓“得胜还乡”，同时，庆祝自己的功绩，每人出了点钱请了个戏班子，在村子里计划大唱三天，真的是狂妄至极，愚蠢至极。
俗话说，天造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要知道，我红军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 而且队伍比过去更加壮大, 只不过转移到耒安永边界活动去了。新一任的游击队指挥员也清楚地知道，这些叛变出去的败类，熟悉组织的情况，对我们危害特别大。况且他们手上沾满了我们游击队高级干部的鲜血，因此，这些年我游击队时刻也没有忘记要清除这些叛徒，特别要惩办罪恶昭著、为非作歹的梁育遂五人，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动向。
很快，几个杀害邓宗海叛徒已经回到老家的情报，传到了新任游击队长的耳中，随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锄奸”行动，为了详细、准确地摸清情况, 游击队决定派两人再次侦察, 以便选准时机, 除掉这几个可耻的叛徒。通过实地侦察，证实他们确实搬回了老家, 还准备那天晚上在凤家冲邻近的大村庄——灯笼湾开台唱皮影戏弹冠相庆。
为了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而且作恶多端的叛徒实施精准打击，一网打尽，游击队精心准备，派出17名精干队员那天晚上三三两两地混在看戏的人群中早早来到了唱戏之地灯笼湾。一声锣响，好戏开台了！台上演得热闹非凡，台下看得 十分起劲。此时，执行任务的游击队员们，只发现梁彦眉、谢甫文两人在看戏，梁育遂、谢甫球不见踪影。
大家一合计，决定四个人一组分头行动实施抓捕。第一组队员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梁育遂家的瓜棚下一探，发现不喜欢看戏的梁育遂正准备吹灯睡觉。只见队员一个箭步，从油灯的光影里窜进了屋里，大喝一声：“不许动！”吓得梁育遂魂都要丢了！警惕性很高的他猛烈清醒报应的时候到了。为了保命，竟然一个鹞子翻身从床上弹了起来，并从地上打个滚转进不见了人影。
几个游击队员觉得非常奇怪，明明里屋没有后门，狡猾老练的梁育遂咋就凭空消失了呢?游击队员们的眼睛却像雷达一样四处搜索，只见一名游击队员掏出明晃晃的刀子，对准梁育遂老婆喝道：“说！你老公躲哪了？不说出来，就宰了你！”吓得不轻的她一屁股就跌坐在里屋的柴草堆上再也不吭声了。此时，大家心神领会，掀开柴草，蜷成一团的梁育遂哭丧着脸一个劲地求饶呢：“饶命！饶命！饶命啊！”随即用绳子把他捆个结实，带走了。
不一会，三个抓捕小组到村口聚会，梁彦眉、谢甫文捆得象赖皮狗一样都押到，独独不见了谢甫球。原来就在开堂唱戏的时候，此人不喜欢这种热闹的戏，便想到村前的那条水沟里捕鱼，他拿着鱼娄没有走多远，便知道不妙，因为他发现游击正在抓捕梁育遂，随后又看到游击队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处决了梁育遂、梁彦眉、谢甫文三人，谢甫球清楚自己的厄运到了，赶紧颤颤惊惊地死趴在稻田里，一动不动直到天亮才回到家里。不过，由于这天晚上的锄奸行动，谢甫球虽然没有当场抓捕处决，但从此再也不管在家里呆了，加之那天在稻田泥水里浸了一宿，又日夜担心游击队再来清算他，不敢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只得四处流浪，不到半个月时光，便得了伤寒加上担惊受怕，结果大病一场，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至此，杀害邓宗海的五个叛徒全部得到应有的惩罚，为了打击坏人，伸张正义，游击队向周围各村张贴了《告全县人民书》：查梁育遂、梁彦眉、谢甫文等人叛变投敌，出卖杀害红军高级领导人邓宗海，罪恶滔天。兹据群众要求, 本大队已于昨晚将他们处决, 除害安民。特此布告。落款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三大队。村里人说，几个叛徒分得的那1600块钱赏金，还没有来得及用，使带去见了阎王。一时当地群众拍手称快：罪有应得！
顺便在这里一提的是，那名出赏金杀害邓宗海，并对烈士的遗体进行污辱的伪县长段子为，到了抗战期间，担任军统局耒阳组长，迫害进步人士，还投机商业，担任商会会长，当日军入侵耒阳时，身为县游击队副司令的他，不抗日，反而抢劫百姓财物，大发国难财。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还以伪县长的名义，在民间无限扩充反动势力，自封“开山大哥”，强迫18岁以上的男丁造册参加，招兵妄图与组织对抗。
正是这个恶贯满盈的段子为煽动、策划下，尽兴破坏活动，致使耒阳成湘南匪患最为严重的县份之一，经过“初步进剿、全面进剿、重点清剿、边缘山区会剿”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结合减租反霸、土地改革，深入进行肃清残匪斗争，终于彻底消灭他的这支武装匪特。共收缴长短枪1685支、机枪20挺、手榴弹33枚、子弹5000多发、大方印3枚、长方印4枚、宣传书一本、伙食簿3份、正式派令39份、空白派令15份、照相机2部、望远镜8部、收音机1部、电台4部等。
段子为的部队全部消灭后，他只身逃跑到台湾，于1987年病逝，终年88岁。如此一个坏人，反而高寿，真是好人命不长，坏人活千年。但这样坏人的名字，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