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穆罕默德·阿里确立对埃及的统治之后,开始计划对苏丹的征服,苏丹的土-埃统治时期拉开帷幕。此后,直到1885年马赫迪起义的成功,土-埃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了现代苏丹的大部分地区。穆罕默德·阿里征服苏丹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获取奴隶,建立一支欧洲方式训练的奴隶武装。
土-埃政府对奴隶的获取穆罕默德·阿里当初依靠阿尔巴尼亚雇佣军起家,但后者此时已经变得桀骜不驯,1815年曾发生过兵变,为此他希望建立一支更忠诚的奴隶军队。当然,阿里征服苏丹还有其他两个原因。一是他以为苏丹拥有丰富的黄金,可以帮助他统治红海。二是铲除逃亡在奥尔都避难了十多年的马穆鲁克人。
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继任者致力于获取奴隶以扩充军队。阿里第三子伊斯梅尔于1820年率领远征军开展对苏丹的征服。其率领的军队先后征服了卡西弗利克人、栋古拉人、舍基亚人以及柏柏尔地区和丰吉素丹国。除舍基亚人部落外,伊斯梅尔的队伍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各部落酋长很快表示臣服。
占领苏丹尼罗河两岸地区后,伊斯梅尔在这些地区实行高强度的税收,当时的税额为:每个奴隶15元、每头牛10元、每只羊或每头驴5元。税收可谓是伊斯梅尔的计策,因为在当时的苏丹,钱币是很少见的,但是如果人们负担不起的话,可以用奴隶进行抵扣,这样一来,军队所需的奴隶问题迎刃而解。
然而沉重的税收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在对尚迪的贾阿林人强征过程中,当地人掀起了反抗风潮,伊斯梅尔被当地人烧死。在毛希以及赛义德对这种局面的控制失败之后,德福特达尔前往并成功镇压。德福特达尔还对杰济拉地区进行了征服,随后将所有的俘虏,包括奴隶及自由人,一并送至开罗。
1825年奥斯曼接任德福特达尔成为总督后,建立了杰西迪亚,除政府本身对奴隶的缉取外,奴隶军队更多来自于特许公司的上缴。政府把喀土穆以南的地区分给了苏丹、土耳其和欧洲的特许权拥有者,拥有特许权的代价是需要为穆罕默德的军队交出奴隶。土-埃军队早期通过定期突袭收缴奴隶,但此后越来越多的奴隶被特许公司收缴,大批俘虏作为政府财产进入北方地区。
然而,奴隶的收集与建立兵团的需求多少并不对称,军队所拥有的奴隶数量要么太多,要么太少。在土-埃早期,奴隶上缴给军队后,造成的结果是部队无法处理数量庞大的奴隶,所以军队再把奴隶卖掉,大部分被卖给了国内居民。然而政府依旧强迫苏丹各地购买奴隶以上缴,在对奴隶交易后,获得现金、食物或布料,以支付军队的费用。交易后的奴隶还可以被强行回购,或在需要时被征用。
通过政府向苏丹市场注入大量奴隶的做法持续了大约20年。1840年之后,苏丹北方的奴隶贸易激增,政府放弃直接参与获取奴隶,而是改用向苏丹商人征税并用钱币为其驻军的费用提供支持这支部队由从努巴山脉和青尼罗河上游掳掠来的奴隶组成。奥斯曼是一位残暴的总督,在他统治时期,大量的农民逃离家乡,多数在途中被捕杀。
接任奥斯曼的是毛希贝伊,毛希采取的是安抚政策,在他任职期间,森纳尔等地区实现了恢复生产的目标。胡尔西德在管理和建设城市方面很出色,然而在军事方面则较为薄弱。在他组织的两次猎奴行动中,仅分别缉获了五百名和两百名奴隶。阿尔·威丹时期,开辟了白尼罗河通往南方的航路,在他之后,是土埃政府将近20年的衰弱统治时期。
欧洲商人及杰拉巴商人对奴隶的获取欧洲商人来到苏丹北方最初的原因是象牙生意。1851年,先后有12艘三桅帆大客船航行至冈多科罗进行象牙贸易;10年后,这一数字达到了80艘;到了1863年伊斯梅尔帕夏开始执政的时候,从事象牙贸易的帆船数量远远超过120艘。
19世纪50年代,随着白尼罗河航线的通航,欧洲商人们纷纷南下,寻找新的活动领域。他们沿途建立了被称为围栅的防御工事,先是开展象牙、鸵鸟羽毛和牲畜等合法贸易,上述资源枯竭后开始转向奴隶贸易。与欧洲商人一起到来的,还有他们的随从武装,这些武装人员大部分从北方的栋古拉人和舍基亚人中间征召。
修筑的围栅四周用荆棘、矮灌树围起来,集指挥中心以及军事驻地于一身,既可以在围栅内射杀大象以及围捕奴隶,同时还保证自身安全。欧洲商人们不仅使用奴隶从事各种服务,还用其支付随从武装人员的报酬。也正是在这些象牙商人的推动下,苏丹的奴隶贸易开始繁荣,主要是用于供应北方市场。
为了获取奴隶和牲畜,这些商人与敌对的部落结盟,共同进行劫掠,所掠夺的奴隶和牲畜可用来交换象牙。欧洲商人在19世纪50-60年代几乎统治了整个白尼罗河流域,但他们的繁荣并没有持久下去。象牙贸易的真正利润都被大商人和北方的中间人所攫取,主要是奥斯曼帝国臣民,包括埃及人(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叙利亚人和苏丹人等。
这些人在喀土穆和开罗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欧洲商业集团很难进入象牙出口贸易的小圈子当中。这些在白尼罗河流域活动的欧洲商人,部分人在幸运地获得财富后全身而退,不幸者则因为当地的恶劣环境而“客”死他乡。在穆罕默德-赛义德统治末期,欧洲人几乎完全停止了在白尼罗河流域的贸易活动。
与欧洲商人同一步伐展开奴隶贸易的是来自北方的穆斯林小商人——杰拉巴。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和后期,大量的叙利亚和埃及商人涌入加扎勒河流域,寻取象牙。为了防止沼泽地带丁卡人的袭击,他们在上游地区修建了许多防御性的围栅。杰拉巴轻而易举就征服了居住在丁卡人与赞德人之间的部落。
与欧洲人在白尼罗河流域一样,商人们必须为奴隶修筑同样规模的围栅。这些在加扎勒河流域活动的商人团体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拥有大量的奴隶武装。许多赞德人也自愿加入了武装队伍当中。得益于围栅提供的相应保护,杰拉巴商人能够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寻找贸易机会,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向当地部落首领进贡寻求保护。
杰拉巴中仅有一小部分是独立商人,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在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充当着相关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曾在白尼罗河上的欧洲同行一样,杰拉巴也开始参与奴隶贸易。他们开辟了从加扎勒河流域向北的陆地通道,奴隶贸易随即得到了快速发展。
除了上述的两类商人外,苏丹的不同社会群体在土-埃政府时期也参与了贸易。其中最突出的是土埃政府在当地的行政人员。商贩们贿赂他们,以让其无视辖区内活跃的奴隶车队,其中一些行政官员甚至积极参与贸易。还有一些游牧部落也参与其中,如苏丹西部的卡巴比什和巴卡拉部落,他们给奴隶贩子们做向导并帮助把奴隶车队转移到北方,从中获得适当的报酬。
此外,越来越多的奴隶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间接地参与到整个贸易行动中来。例如,属于围栅地区商人的奴隶士兵抢劫社区,抢夺奴隶。正如约翰逊谈道奴隶士兵:作为压迫的产物,他们(指奴隶)帮助压迫。沿途的自由人也参与这项交易中,他们会给路过的奴隶商队提供所需的农产品。
1860年代,政府对欧洲商人征收的税收迫使他们离开苏丹南方。至此,杰拉巴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贸易商。他们扩大了活动范围,还渗透到加扎勒河西南方地区,同时建立了由当地居民中的奴隶和志愿者组成的私人军队。
这些队伍帮助扩大其对苏丹南方及其边境地区的新奴隶的袭击。一些苏丹贸易商甚至在埃塞俄比亚边境建立了自己的公司,以应对来自苏丹北方和埃及富人对埃塞俄比亚年轻女奴的高需求。土-埃政权官员以及埃塞俄比亚的纳戈斯(国王)约翰四世都参与了这个贸易。约翰四世每年准许奴隶车队从埃塞俄比亚穿过边界到达苏丹东部的利润多达20000埃及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