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天津的溥仪，先住在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早年所建的「张园」里。在这块悬着「清室驻津办事处」的招牌下，原清室遗老遗少纷纷聚此，争相为他出谋划策，以图「恢复祖业」，就连军阀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等也匍匐在其膝下。

此时，溥仪采纳了郑孝胥等人的建议，广泛结交「友邦」，任用「客卿」，培育骨干，以便东山再起。他先后结交的「友邦」有日、英、意等国，任用的「客卿」有奥国流亡贵族阿克弟、白俄匪首谢米诺夫及英国骗子罗斯等。

然而，溥仪在津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却加以美名曰「保护」，就连他的住所也极不稳定。

张彪死后，园主张彪之子向溥仪索要房租，实则撵他，尽管恼火万分，他还是搬了出来，住进了大卖国贼陆宗舆的「静园」。身虽在静园，人却静不下来。他在静园里天天「观」，月月「盼」。

终于在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盼来了一个令他振奋的消息。

「九一八」事变前，被他派往东京留学的二弟溥杰回津度假，随之而来的有一位日本客人。这位神秘「客人」返日时，赠给溥仪一折扇子作为礼物。

扇上有诗句一联：「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对此，「天资聪明」的溥仪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客人暗示他这位企图「恢复祖业」的「勾践」将要得到「范蠡」——日本军人的辅佐，来完成复得江山的千秋大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阴谋在中国东北建立殖民政权，就派当时任关东军参谋的土肥原大佐抵达天津会见溥仪。这位「中国通」同溥仪一见面，就表达了对溥仪的关心，诚挚地邀请溥仪回祖先发祥地沈阳「亲自领导」，日本「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对于土肥原一番娓娓动听的话，溥仪像被灌了迷魂汤一样，兴奋得头昏脑涨。等他稍略有点清醒，他便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问道：「这个新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我不去。」

对此，土肥原贤二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告辞前，他催促溥仪赶快动身，至于详细办法，等到沈阳再谈。

土肥原贤二一走，溥仪的师父与近臣们便为此事争论开了。以老夫子陈宝琛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国家大事并非儿戏，不可仓促行事，请皇上三思而定，反对溥仪去东北；

以郑孝胥为首的一方则认为，此举是有百利而无一弊，要溥仪赶紧启程。爱新觉罗氏中亦有人警言溥仪，不可「北幸」，不要忘了历史上的石敬瑭。

此时，蒋介石在南京闻言后，也派人到津，表示国民政府愿意恢复民国初年的优待条件，任凭溥仪选择在紫禁城、上海甚至国外居住，只是不能与日本人合作。

然而，此刻的溥仪满脑子装的都是帝位，哪里听得进这些劝告，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夜，溥仪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在「友邦」日本军警、特务的护送下，偷偷地溜出静园，潜入日船，开始了他「英雄业绩」的历程。

三天后，船抵营口。刚到营口，溥仪就觉察到了自己的前景不会美妙。首先，在这里他没有看到其想象中东北父老山呼万岁的盛大欢迎场面，代之的是寥寥无几的日本人；

其次，他没有被立即安排到先前预定好了的沈阳，而是被祕密地转到旅顺，住进了日本人的旅馆，美其名为「保护」。

在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来了使者板垣，与其谈话后，溥仪方知日本人并非帮助自己恢复「清室江山」，与自己愿望有较大的出入，日本人要他出任的是即将成立的「满洲国」的「执政」。

这怎能不让他失望？更令他迷惑与难堪的是，当他就此提出异议时，岂料日本人出口说：「阁下，请你自重。」怎么，自己不是陛下吗？何时成为「阁下」了？这究竟是怎么啦？

幸亏郑孝胥父子的开导，他才明白过来。郑孝胥说：「张作霖殷鉴不远，还请皇上三思。」其子说得更明白：「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久远计，皇上似应暂时屈就执政，以谋来日宏举。」

一句话提醒了他：对，为什么没考虑到「以谋来日宏举」呢？于是，他决定出任「执政」。

不过，他又声明：暂任执政一年，届时不「重登大宝」，即刻引退。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溥仪开始了他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执政」生涯。他每日「执政」的内容，不外乎在决定了的档上签字画押和与人谈天。

在他「执政」期间，他签署了日本人制定的《日满议定书》，把中华民族主权拱手让出；

依日本人指示，向来东北调查日本侵略行为的国联提供伪证，表明自己「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他所领导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等等。

对于溥仪的「执政」行为，日本人特别满意。不知是日本人对溥仪的回报，还是溥仪生来就是「真龙天子」，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溥仪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三度登极，又连续尝了十一年多「满洲国皇帝」的滋味，并确定年号为「康德」。

身为「满洲国皇帝」，溥仪享受到了日本人给他的「荣誉」，满足了他那空虚的心灵。

第一，日本人不再称他为「阁下」了，改称他为「皇帝陛下」，在公共场所像尊敬日本天皇一样来尊敬他；规定许多场所必须供奉帝国皇帝像，并向「御真影」鞠躬行礼。

第二，关东军年例安排他若干次「御临幸」及「巡狩」。前者是要溥仪参加祭祀侵华日军的亡灵与庆祝日本天皇寿辰等仪式；

后者是溥仪到「京都」以外地方参观日本人「建设」新成就。溥仪之所以陶醉于两项活动，而将其视为「荣誉」，是因为其有「皇帝」出巡时的威仪。

第三，最能令溥仪感到满足的是一九三五年四月的访日，使他感到了自己具有「真皇帝」的权威：庞大的护送舰队、天皇的亲自迎接、检阅日本军队、日本皇室的优待，以及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等等，简直让溥仪兴奋不已，以致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和身分，把自己视同日本天皇。

然而，日本人给溥仪的尊荣是有限的，给他带来更多的则是屈辱、痛苦和灾难。

首先，日本人在允许溥仪当「满洲国皇帝」时规定，他只能穿「满洲国陆海军大元帅正装」举行登基大典仪式，而不能穿皇袍。

后来，日本人作了让步，允许他穿龙袍祭天，但溥仪心中仍不快，因为只有穿龙袍登极才成体统，更何况这是祖制。

其次，登极后的溥仪为培养将来「恢复祖业」时所需的军事骨干，他在日本人为他建立的禁卫军之外，组建了一支三百人的「护军」。

后满洲国「开国元勋」郑孝胥、伪满兴安省省长凌升因不满日本人的统治而被日本或贬或杀，日本一再提醒和警告溥仪「满洲国」不是「大清国」的复活，随即日本人制造事端，借机把溥仪煞费苦心训练的「护军」全部缴械，并加以整编，由日本人「代为训练」，不久将部分人员驱逐出宫。

第三，若说上述两件事令溥仪感到「恢复祖业」已不太可能的话，那么，日本人干涉溥杰的婚事和关东军策划的「帝位继承法」则完全令他绝望了。

溥仪在十六岁那年成婚后，因日夜为「恢复祖业」而忙碌，也就顾不得二位妻子。在他离开天津的前一年，其淑妃文绣因不堪忍受寂寞，公然同他离了婚。

而另一位妃子婉容，虽没离他而去，却制造了一桩「内廷秽闻」，令其难忍。为保证有纯的「龙种」传续，三十多岁的溥仪又娶了一位「祥贵人」——年仅十七岁的中学生谭玉龄。

在「龙种」还未降生前，日本人就传来了风声：皇子五岁时必须送到日本培养。正在此时，日本人又为在东京留学的溥杰娶了一位大和民族的女子——嵯峨浩。

随后，「满洲国务院」公布了日本人炮制的「帝位继承法」，规定「满洲国皇帝」死后，位传其子孙；

若无子孙，则由其弟继承，无弟则由其弟子孙承继。至此，溥仪才意识到日本人要溥杰娶日本女子为妻的真正目的了。

明白了这些，溥仪开始为自己的性命而日夜担忧着。

为了保全首项，他便忍辱含垢地按日本人的要求去办。卢沟桥事变以后，他根据日本人意旨，大肆出卖民族权益，奴役掠夺东北人民；杀戮各地爱国人士及无辜百姓，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统治。

为苟延残喘地求活，他不惜出卖自己的祖先，供奉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他的作为与处境，正如由津抵满前爱新觉罗氏家族所预料的那样：他成了石敬瑭第二。

在日本人面前，溥仪谄媚逢迎，唯命是从，是一位忠顺的「奴才」；但在家里，他是一位蛮横狂妄的「主子」。

他颐指气使，动辄骂人乃至打人。一九四二年谭玉玲死后，溥仪又讨了一位牺牲品——十五岁的李玉琴。对于这位新「贵人」，溥仪稍不满意，就对其随意打骂。

为严厉控制佣人，溥仪制定了几条苛刻的「家规」，以使他们万依万顺。自此，被溥仪殴打至死的不知多少人。

凡演戏，总得有个收场的时候。一九四五年八月，从肉体到精神都濒临崩溃边缘的傀儡皇帝溥仪，也意识到了他该收起「康德」年号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打败德国法西斯的苏联红军发动东线战事，加入抗日战争的行列。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四路强攻，迅速插进了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很快攻占了长春、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一度猖狂的日本关东军兵败如山倒，狼狈地撤退。逃跑的日军还不曾忘记溥仪这位有「功」之臣，准备带他到第二故乡——日本。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地投降。八月十七日，溥仪等人在日本神官等人的陪同下，分乘两架飞机飞往沈阳，准备换大型飞机再飞向日本。

此时，正在机场休息室休息的溥仪等人，忽然听到外面日本人被缴械的声音。隔了一会儿，神官等人面色苍白地陪着一位苏联空军军官走了过来，这位军官向溥仪等说：「飞机准备好了，走吧！」

这样，溥仪作为苏军的战俘被带往苏联，随其一起被俘的还有他的二弟溥杰等人。溥仪从此结束了他一生中的皇帝生涯。

从囚徒到公民

飞机把溥仪等人由沈阳载到苏联的赤塔，他在疗养院住了两月。随后，汽车把他们载到莫洛阔夫卡。

几个月后，溥仪和其他战犯又被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力第四十五收容所，从此开始了他在这里的五年异乡囚居生活。

次年八月，他被苏联飞机送到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在法庭上，溥仪情绪激动地揭发关东军的罪行，表白自己的无辜以推卸罪责。然而，一个美国辩护律师的话令他异常震惊：

「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但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到中国政府的裁判的！」这位美国律师的提醒，使溥仪冷静下来。

回到苏联后，他静心思索了一下自己三十余年来走过的路，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多少深重灾难和影响。

念及此，一种令他背冒冷汗的恐惧立即袭上他的心头，他害怕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国，以叛国通敌罪论处。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都不会轻易饶过自己这个叛国的民族败类。因此他害怕听到「回国」二字，他认为若落在外国人手里，他尚有一丝苟活的希望；要是回国，那就必死无疑了。

为此，他费了不少心机，他一度幻想去英国或美国。后来，他决定先留在苏联再说。于是，他就三番五次地向苏联政府递交留苏申请，并把从国内带来的一批珍珠宝石等饰物捐献出来，以支援战后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从而求苏联政府能恩准他留下来，然后再另选时机，去英国、美国等国家度过后半生。

申请递交了数次，都石沉大海，他开始失望了。等待他的，是与他的愿望相违背的命运。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一列载着他和其他伪满战犯的火车开进了成立不到一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

在绥芬河车站，中苏双方完成了战俘交接仪式。溥仪结束了五年囚居苏联的生活，走上了自认为是一条「未卜未知」的道路。

一九五〇年八月，溥仪被押上开往沈阳的列车。在列车上，溥仪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列车到了沈阳站，溥仪断定不会再走了。

他琢磨这回肯定要死在「祖宗发祥地」了，这可真是「龙归故里」啊！然而，他们没有被安排在沈阳，而是被送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抚顺，他和其他战犯一样，过着平常的囚徒生活。后因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他们一度被转送到哈尔滨。

无论是在抚顺，还是在哈尔滨，溥仪在管理人员的组织下，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看书读报写材料，好好学习。

而且，溥仪这位特殊战犯，还常受到格外优待照顾。三年的囚徒生活，溥仪知道他已走上了一条绝处逢生的路。不过，这又是一条曲折、漫长而且坎坷不平的荆棘路。

溥仪前半生，无论政治上作为如何，但他是一位「皇帝」，所以生活上他是不用个人操持的。

四十多年来，他从未叠过一次被，铺过一次床，倒过一次洗脸水，甚至没有自己洗过脚。

现在却要在家族人与他分离的情况下，自己来照顾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真象是离了水晶宫的「龙」，寸步难行，其狼狈之状是可想而知的了。

每天早晨一起床，别人早就洗完了脸，他才穿好衣服。他端脸盆刚要洗脸，一个「同犯」却提醒他先叠好被子。

等他叠完被子，别人已洗漱完毕。等他洗完，别人已吃了早饭。总之，溥仪的生活，就像是猴子驾辕——乱了套。

一开始，他认为这是监狱管理人员在故意为难他，与他过不去。后来，当他意识到这有利于改造他时，他又开始恨自己的无能，为自己这块无用的「废料」而痛苦。

看到溥仪陷入痛苦状态时，战犯管理所负责人便来开导、帮助他，对他的进步予以肯定，以增强他自我改造的信心，并向他反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要他正确对待过去，展望未来，不要失去信心，争取早日改造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为尽早把溥仪改造成一个新人，管理所从一九五五年始，一方面带着溥仪等战犯外出参观，让他们以自身去体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另一方面，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让他们与自己的亲属接触、联系，让亲属来影响这些战犯，以加速对他们改造的步伐。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很快发挥了作用。溥仪变了——这是人们对他近十年来的改造的一致评价。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十二月四日，这是溥仪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了特赦大会。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在会上念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不等主持人念完他的特赦令，他已痛哭失声了。

他能不哭吗？是他的国家与新政权，把他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这哭声，有无穷的悔恨、羞愧！

这哭声，包含着多少感激、钦佩！

这哭声里，又有多少喜悦滋生！

溥仪，这个清朝第十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被过去的人们看作是「龙种」的「天子」，从此，揭开了他生命历史上新的一页。

他从一条「龙」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个平凡的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

获释后的溥仪，踏上了从沈阳开往北京的列车。列车风驰电掣般地把溥仪带回了阔别三十五载的北京。

一回北京，他就兴奋得不能自制。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他观遍北京大小名胜古迹，拜见了在京的所有爱新觉罗氏成员，亲眼目睹了他们幸福美满生活的情景，令他深受鼓舞。

中国人民政府、毛主席对他的生活问题十分关心，曾建议他重新组建家庭。周恩来总理还对他以后的工作、生活与学习做了细密的安排。

一九六〇年三月，他有了一份新的工作，第一次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工作，每天有半天时间学习。

一年后，他被重新安置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职，帮助整理清末与北洋军阀时期的有关资料。这段工作期间，他仍坚持每周劳动一二天。

同时，他在工作之余，思考一个问题：要向人民宣扬「真正强大的力量是人民」这一真理，以实际行动将功赎罪。

《我的前半生》一书，即是他将功赎罪的产物。在个人幸福方面，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年逾半百的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一位护士李淑贤喜结良缘。

一九六七年，正当溥仪决心尽余生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情时，可恶的肾癌把他击倒了。周总理闻讯后，在百忙之中特意安排他住进首都医院，并对其进行特别保护。

虽然有关专家对其进行了特殊的精心治疗，但病魔还是把他带走了。他逝世时，时年六十一年。

溥仪去世时，正值中国「文革」风暴狂卷神州之际，如何处理溥仪的后事，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为此，周总理作出了专门指示：「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根据家属意见，可以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另一处墓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安葬或寄存骨灰。」

为此，爱新觉罗氏家族成员在年逾八旬的载涛主持下，专门开了一个家族会议商议此事。

大家统一了意见：根据溥仪生前一再强调的遗言：「我一生赎不完的罪，对党报不完的恩」，认为他做的事，离「革命」二字距离太远了，葬入一般公墓就可以了。

最后，溥仪被火化，骨灰寄存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文革」后，中国政府根据溥仪后半生对党和国家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在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事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将溥仪的骨灰盒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安置。安放在已故中国共产党党和中国人民政府领导人及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的骨灰盒第一室副舍。

溥仪的一生与漫长的历史长河相比，是短暂的，但他一生的经历，恰恰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他的最后归宿，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无限画卷中，增添了一笔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异彩！

溥仪即位时年仅三岁，由其父载沣摄政，因此，溥仪只是名义上的皇帝。短短的几年后，即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帝制被废除，次年，六岁的溥仪宣布退位。

此后，随着时事演变，他又几次「登基」，尤其在日本人侵占东北期间，他为了「光复祖业」，做了一些丧权辱国的事，实在是愧对中华民族！可以说，他的前半生是不光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了他新生，使他从皇帝和战犯被改造成为社会的一名普遍公民，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皇帝——清末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最终成为公民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因为，时代在不停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