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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8年6月起，在北伐即将完成之际，蒋介石为了减少军费负担，从事经济建设，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冯玉祥、阎锡山及桂系各派实力，着手进行裁军，对国民革命军进行编遣。

国民革命第一军的裁编是在秋天进行的。

裁编方案是：军改为以师为单位建制，师下设旅。

第一军原辖三个师，每个师辖三个团，共计九个团、裁编后为一个师辖三个旅，旅辖两个团，共计六个团。

总计每个军裁去了三个团。

第一军改为第一师后，原军长刘峙任师长，第二十二师改为第二旅，原师长胡宗南为旅长。

原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改为第二旅第三团。

按当时的情况，我本以为可以继续担任第三团团长一职，没想到公布任命时，第三团团长一职由李铁军担任，而我被调升到第十一师第三十一旅任旅长。

在裁编的情况下，我反而被提升为旅长，这很令我震惊和兴奋，部队中的好友及部下纷纷为我祝贺。

我自思能够被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在北伐作战中表现比较突出，特别是能够率团首先进入济南城，和其他诸团相比，我团的战绩是突出的。

第十一师系由原第十七军曹万顺部（该部为原驻福建的北洋军，北伐军进攻福建时起义，被编为国民革命第十七军）和总司令部警卫军陈诚部合编而成。

师长为曹万顺，副师长为陈诚，参谋长林蔚，参谋处长罗卓英。

师司令部驻在芜湖。

所辖第三十一旅驻安徽大通、贵池、青阳一带。

我接到第三十一旅旅长任命后，即驰往芜湖第十一师师部。

谒师长曹万顺、副师长陈诚，以示到任。

本旅所辖第六十一团团长关麟征及第六十二团团长萧乾均为黄埔军校一期同学，闻讯后特自驻地赶来芜湖与我相会。

随后我和关麟征、萧乾二人，相偕前往所辖部队视察，和所有官兵见面。

我们先到驻青阳的第六十一团，再到贵池第六十二团驻地，然后相偕到大通旅部。

我们三人本视察所得，决定加强整训，务使部队在平时有良好军纪，以争取人民好感，战时能打仗，以建立军誉。

我与关麟征、萧乾二人，一见如故，甚是投机，在共同视察部队时，经一个星期以上的朝夕相处，我们无所不谈，坦诚相见，情谊更增。

尤其我们都是20余岁的青年，同受革命洗礼，同服务于革命军中，豪情万丈。

加上所属部队各级干部，又均为黄埔军校后期的第二、三、四期同学，团结坚强，遂共同立志，决心要把所属部队带好。

在我们三人共同工作期间，有一件颇堪玩味的趣闻，值得一记。

即关麟征心仪三国时的关云长甚笃，每好以关云长自诩。

我们相处又恰是三人。

关遂提出我们要效法三国时的刘（备）、关（羽）、张（飞）的义薄云天、情同手足的精神，结义军中。

称我为老大的'刘'，他自居为老二的'关'，称萧乾为老三的'张'。

虽没有举行结拜仪式，但其精诚团结之情，可以想见。

由此深深影响了部队形成了团结的风气。

以后第十一师能成为蒋介石阵营中战斗力最强的四个王牌师（即刘峙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二师、蒋鼎文的第九师、陈诚的第十一师）之一，固然由于陈诚师长的领导有方，但我们第三十一旅所创立的优良风气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的。

关麟征，字雨东，陕西鄂县人。

他素有燕赵男儿的粗犷豪爽之气概，向不搞阴谋诡计，是位做事负责，公私分明的好同事，是重义轻利，够交情的好朋友。

关麟征在第六十一团任内，对副师长陈诚有反感，常形诸言色。

我与萧乾曾多次劝导无效。

关麟征与陈诚交恶，并无深仇大恨。

原因是：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被迫辞职下野，至1928年1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时陈诚任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关麟征任警第二团团长，归陈所辖。

某次，陈诚谒见蒋时，对关有不利评语。

蒋不仅未接受陈诚意见，反而责备陈诚不会识人，容人。

时任蒋侍从副官的军校第二期同学胡靖安在侧，他看到了这一情景，事后把经过详细告诉了关麟征。

关、陈从此结怨。

当时，蒋介石对关麟征确有好的印象。

蒋在下野期间，返回奉化溪口。

时关任总部补充第七团团长，驻绍兴附近，关闻蒋下野，异常震惊，曾偕少校团附邓瑞安，驰往溪口晋谒蒋。

蒋正整装准备赴日本，见关、邓两位学生能于其患难之中赶来拜谒，情绪很是激动，谈起下野之事，竟挥动拳头，以极为愤怒的样子说：

"告诉你们同学， xxx 反叛了我。他妈的 x 你们去当土匪，我当土匪头子。"

（此情节在张赣萍所著《抗日名将关麟征》香港宇宙出版社1971年版中有详细记述。

据张赣萍记称，关麟征曾告知他，你要一字不漏地写下这几句话，否则，你替我写的传记，便无价值可言了。

这是我追随蒋公数十年，第一次听到他当着我们学生面前骂人粗话。

另据张赣萍所记，关麟征曾对他说：当时在南京掌握军权的三个总指挥，其中两个即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借口为了党内团结，逼蒋下野。

而另一位总指挥平素为蒋视为亲信，掌握蒋系实权，关键时刻竟未表态，与李、白二人采取同一立场，所以蒋非常气愤以至粗话骂人。)

1929年春，中央各师进占武汉，解决桂系后，陈诚升任第十一师师长，将原属桂系的鄂军一个旅三个团改编为第十一师独立旅。

其旅长人选，依例应以关麟征升充。

结果却是由在师里无实职的周至柔接任（后来，该旅扩展成为第十四师，周任师长，再以后，该师转入空军，周担任了空军总司令）。

对周担任独立旅旅长，第十一师不少军官愤愤不平，公推我去向陈诚陈述。

当时陈诚告诉我说：关麟征是陕西人，已派他任陕军新五师副师长，希望他去整顿该部队，俾为国用。

但事实上，陈诚有排挤关离开第十一师的嫌疑，因此，关、陈两人的积怨加深。

关麟征到新五师工作困难，辞职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学生队长，军校编组教导第二师，关被派任团长，关即以此为基础，在各次战役中，由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直至担任陆军总司令。

1930年，我在对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中负伤，伤愈后调任第十师任师长，萧乾接我任第三十一旅旅长。

我和关、萧二人就这样分开。

我们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彼此深厚的友情，始终未变，一有机会，必图良晤，更感亲切。

萧乾于1932年接任第十一师师长，1933年2月，萧率第十一师参加第四次"围剿"红军，遭红军主力围歼，损失严重，萧乾负伤脱逃。

之后，萧被免去师长职，调任福建保安处任中将处长。

1935年初，又被任命为新编第十师师长，3月部队移防时，乘船落水而死。

2

北伐完成之后，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大权的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激化，爆发了连年不断的派系混战。

第十一师做为蒋的直系主力部队，连续参加了各次战争。

我率第二十一旅无役不从，又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战争经历。

我任旅长后，首次参加战斗，是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爆发的蒋桂之战。

从北伐战争开始起，桂系便不服蒋的领导，不买蒋的帐。

北伐西征中，白崇禧收编了原属唐生智部的两个军，驻守天津、唐山，白崇禧占平津，李济深占广州，李宗仁占武汉，拥兵自重，扬言说，中国四大战略要地已经占了二个，只有南京是蒋的，可上海市市长张某还是桂系的人（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张定藩）。

于是，他们目无中央，擅自扣押国民政府军政大员程潜，派兵强迫改组湖南省政府，拓展地盘，企图割据，日趋坐大。

于是蒋介石决心平定之，即行先剪其羽翼，再用武力征讨，主要措施是：

一是重新起用唐生智，派其携巨款去天津、赴唐山，收编被白改编的旧部。

3月20日，唐旧部李品仙等发表通电，宣布讨伐白崇禧，白弃众逃亡广西。

旋即，蒋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前第四集团军移驻石家庄。

二是以调停解决湖南问题为名，电请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北上赴京，李于3月13日抵南京，21日被囚于京郊汤山，粤桂联盟被拆散。

同时蒋在广东策动陈济棠、陈铭枢、陈策等人倒李。

三是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桂系。

3月28日，蒋介石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率第三、第五两军，从九江、南昌西攻武（昌）长（沙）路；

命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率第一、第二两军，由皖鄂边界沿长江西取武汉；

命韩复渠为第三路总指挥，率第六、第七两军，由南阳、信阳出发南袭武汉；

命陈调元为预备队总指挥。

蒋介石设讨逆军行营于九江，亲自督师进军，并制定了分两期实现的作战计划，第一期以攻略武汉为目标，第二期为肃清湘南、两广之桂军。

蒋桂战争遂于3月底爆发。

我所在第十一师奉命由朱培德统辖，做为先锋师，从江南逼武汉，每日行军百里，与江北刘峙所率部队遥相呼应，很快便逼近武汉。

在蒋军各路迅速攻入鄂境，进逼武汉之际，蒋介石又采取分化手法，派兵拉拢收买了桂军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等人，使他们率桂系第七军主力撤出武汉，宣布服从中央，打乱了桂系的整个部署。

桂系夏威、胡宗铎、陶钧等人惊慌失措，即放弃武汉，向沙市、荆州、宜昌一带撤退。

这样，武汉不攻自破。

4月5日，我部第三十一旅自武昌方向进入武汉，未遇战斗。

进城后，驻南湖的一个旧兵营。

7日，蒋介石命张发奎、朱绍良分两路追剿夏、胡、陶等部，使武汉桂军全部瓦解。

消息传来，我部上下拍手称快，传言"胡（宗铎）、陶（钧），胡陶，真是胡搞！"

不日，上级将收编桂系一个旅拨归第十一师统辖。

师长陈诚为管理这个旅，定下一计。

一日，通知该旅连以上干部到武昌一家戏院集中，说是要召集他们训话，暗中，陈诚则令我带部队将戏院包围，将该旅连以上干部全部扣押。

凡是愿意留下来的，送中央陆军军官大学学习，不愿留下的被遣散回家。

然后由我旅和第三十二旅抽调军官分别任该旅各级职务。

我旅司令部参谋主任彭杰如被调到该旅担任团长。

事后，将该旅定为第十一师独立旅，由周至柔担任旅长。